莎菲与贞贞分别是丁玲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主人公，这两部写作于不同时期的小说堪称丁玲笔下最惊世骇俗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让丁玲最爱的冯雪峰流下了热泪，而《我在霞村的时候》则让丁玲最恨的周扬流下了热泪。长期以来对这两部小说的争论不休也为它们披上了一件传奇的外衣。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往往在创造笔下的人物时不可自抑地带上了自身的经历、性格、情感，因此对莎菲与贞贞的思考，也是对丁玲本身的一种很好的探索方式。
斗士莎菲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距离“五四”爆发九年。九年前，丁玲只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对于“五四”运动，她虽向往之但是还没有资格“玩转”之。到了1928年，已经24岁的丁玲在心智方面也日趋成熟，她终于凭借《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文章发出了“五四”不能缺少我的声音。
“五四”运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分化，游行的学生中部分人采取了一些暴力的措施，诸如放火、打砸等，而包括学生领袖傅斯年在内的一些人却不喜欢这种过于激进的方式，中途退出。于是“五四”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激进派和温和派两大派，这两大派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斗士与绅士的区别。
丁玲出身于一个绅士家庭，但是她身上遗传的侠士因子，以及她坎坷的人生经历，都注定了她只会成为一个斗士，而非绅士。斗士一定要有斗的对象，所以有人认为与其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凌吉士是莎菲的恋人，不如说是莎菲的对手，在与凌吉士的交往过程中，莎菲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的兴奋，因为这里面有一种“同着什么东西搏斗一样”的快感。在凌吉士之前，已经有一个叫做苇弟的男人拜倒在莎菲的石榴裙下，但是莎菲从来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因为一个投降的人已经失去了“斗”的价值，而苇弟的懦弱更让莎菲蔑视，认为其不配做自己的对手。
《莎菲女士的日记》曾被认为是丁玲女权主义的代表作，是旧时代女性追求男女平等与人格独立的宣言书。但这种观点现在看起来很难站得住脚，在小说中，莎菲追求的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从苇弟的出现，她对于男人已经占据了上风，在苇弟面前她完全是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女王。虽然凌吉士的出现一度让她神魂颠倒，但莎菲随后对于凌吉士很快转守为攻，她宣称“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在与凌吉士的周旋中，从最初的接触发展到相熟、相知、相爱，乃至最后的分手，这步步惊心的棋路几乎都是由莎菲一手安排和裁定的，而凌吉士则更像她手中的提线木偶。甚至凌吉士对她表白时，莎菲还在心底里嘲笑他：“啊，这可怜的人，还不知道在他面前的这女人，是如何的轻蔑去可怜他的这些做作。”
从这一点来看，莎菲追求的不像是男女对等，更像是对于男人的一种超越与凌驾，以当时的时代环境来看，这并不是纯正的女权主义，而是女人身上的男权主义。这也反应在丁玲的性格中，沈从文、斯诺夫人等人都曾评价丁玲身上“男人气”十足，而丁玲的反对者则批判她“统治欲”十足。
在小说中，真正的性别已经发生了颠倒，明明是男人的凌吉士看起来更像一个女人，他有“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眼波，惹人的嘴角”，但是他又喜欢金钱、爱慕虚荣，流离于声色场所，对生活没有主见的他更像是一个“花瓶”。反过来，把凌吉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莎菲则更像是一个男人，她控制一切的气概，欲擒故纵的智慧，忍痛割爱的决心，均非寻常女子可比。莎菲与凌吉士的这一场“决斗”，终于以莎菲的完胜而告终。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女人的胜利也就意味着她的失败，积极进取的莎菲在一个不断倒退的社会中注定无路可走，“上帝欲使人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最终莎菲只能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生命的余剩。”
《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人锋芒毕露，其文石破天惊，日本学者中岛碧女士说：“敢于如此大胆地从女主人公的立场寻求爱与性的意义，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丁玲是第一人。”有人评价小说的发表：“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其实何止当时，直至今日，我们再读这篇小说仍不免惊叹于丁玲的天才与超前。然而《莎菲女士的日记》在为丁玲带来极大的荣誉的同时，也为她带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责难与贬损，因为一个弱女子想凌驾于男权社会之上，这是规则所不允许的。
壮士贞贞
1941年初，丁玲写出了其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的主要情节讲述了霞村的一个名叫贞贞的女孩在鬼子进村后惨遭蹂躏，最后沦为“慰安妇”，而后组织上又利用贞贞的这一特殊身份“潜伏”进日本人内部，获取了我方需要的大量情报。
在当时的抗战小说中，这样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可谓绝无仅有。甚至从贞贞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特立独行，明明是不贞之至，但是作者在名字中却赋予了她双重之“贞”。贞贞出事之后，家人跟着她霉运当头，生养她没有福只有祸，好笑的是，她的父亲竟然叫刘福生。更有意思的是，贞贞失贞的地方竟然是村里的天主教堂，这一象征着神圣与纯洁的地方。贞贞在被日本人强奸后得了花柳病，村里人谣传她“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而事实上，贞贞重新出现在人们视线中时却“更标致了”，她脸色红润，目光安详，不仅没有想象中的放荡，反而闪耀着圣女贞德一样的人性光辉。这样的细节种种，都体现出丁玲的与众不同。
村里人得知贞贞的事情之后，对她的态度除了怜悯与同情外，更多的是蔑视、不屑、谴责以及一种自我优越感，贞贞在遭受了日本人的肉体折磨之后，回到村中还要遭受村里人的精神折磨。这一种麻木的“看客文化”正是丁玲的导师鲁迅一直以来极力批判的，但是它绝非中国特色，德国在占领法国期间，曾经强迫了许多法国女人担任德军的“慰安妇”。（当然有些也可能出于生计等原因自愿为敌人服务，这一点可以参考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二战”后，法国人欢庆胜利时，并没有忘记这些失节的女人，众人把她们剃光了头，剥光内衣裤，身上涂满焦油，逼迫她们行纳粹礼，以她们的屈辱来增加胜利庆祝的快感。
从这一点来看，贞贞这一形象甚至具备了国际意义。但是贞贞更大的意义在于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慰安妇”，同时她还是我方的一个卧底。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贞贞的形象在日后饱受争议，贬低她的人斥责她为丧失节操的“民族败类”，而赞扬她的人又称赞她为忍辱负重的“民族英雄”。
事实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论都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贞贞在第一次遭受日本人侮辱后，本来有机会逃出虎口的，而那时的她也不一定染上性病，这个时候她充其量就是一个被鬼子强奸的不幸女人。当然，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观念中，贞贞活着已经是一种巨大的耻辱。这个时候，边区政府给了贞贞第二次“生命”，让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刺取日本人的情报，这是她唯一可以“漂泊”的机会，贞贞已经别无选择。而要执行这个任务，贞贞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身体奉献出去，可以说，边区政府利用了贞贞，同时也间接“强奸”了贞贞，其中的次数远远要超过日本人在教堂强奸贞贞的次数。在这样的背景下，贞贞的行为何其悲壮，堪称“壮士”。
这才是丁玲真正要表达的主题，如果说乱世中的女人要“与狼共舞”的话，身边这些道貌岸然的人有时候比远方的“狼”更加可怕。莫泊桑的《羊脂球》表面上写的是妓女羊脂球危难时刻的大义凛然，实则批判的是那些平时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从这个角度，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也许可以说是中国版的《羊脂球》了。
也正是隐含在作品中的这种“危险”因素，使得丁玲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中成了众矢之的，并险些为此丧命。但贞贞的形象并不会因作者的遭遇而暗淡，王蒙说：“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12岁的王蒙似乎从此才懂得了对女性的膜拜和怜悯、向往、亲近和恐惧，还有一种男人对女人的责任。”（《我心目中的丁玲》）
王蒙甚至认为是贞贞启蒙了他的爱情。。
真真假假
一直以来，关于丁玲是不是莎菲原型的争论历久不息，论战的双方都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很多有力的证据，难分伯仲，热闹之极。
厦大教授、翻译家徐霞村是丁玲早年的好友，丁玲在信中对他说：“你是看见过丁玲本人的，又是写‘莎菲’时的丁玲的，你最有权威说出‘丁玲就是莎菲’或‘莎菲就是丁玲自己’的人了。”不过，这样一个最有资格说“丁玲就是莎菲”的人却坚称莎菲不是丁玲，他认为丁玲与莎菲的性格迥然不同：“丁玲开朗，但不狂放。她在情绪方面非常稳定，没有莎菲那种病态的神经质，你跟她说点儿笑话，她也不会像莎菲那样放在心上。她很敏感，但心怀坦荡。如果你说的话不合适时，她就用湖南话说一句：‘见鬼哟，你说的什么！’就完了，并不放在心上。”
有意思的是，丁玲后来还写了《莎菲日记第二部》，在第二部中，莎菲“洗心革面”，彻底告别了以前的自己。而后，莎菲还嫁给了一个青年作家，后来这个作家被国民党政府杀害，这不就是她和胡也频故事的翻版吗？在第一部中，追求莎菲的苇弟以莎菲的弟弟自居，胡也频在性格上恰好类似于苇弟，也曾自称是丁玲的弟弟，这是不是一种暗示？事实上，丁玲直到与冯雪峰的感情无望后，才真正接受了胡也频，之前他们都是一种柏拉图的关系。而丁玲在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冯雪峰，尽管冯雪峰在相貌和人格上截然不同，但是丁玲对冯雪峰的感情却与莎菲对凌吉士最初的感情极为相似。这些经历，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了小说当中。
同样的，南京的狱中生活，与冯达同居并生下一个女儿，到延安之初被康生指为自首投敌的经历，一定也对丁玲创作贞贞这一形象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影响。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莎菲和贞贞不是丁玲，但其身上不可避免的有丁玲的印迹，莎菲与贞贞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与作家本身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至于我们读者，就没有必要那么较真了，有这么精彩的小说可以读，夫复何求？就像林贤治说的那样：
仅仅因为《丁玲文集》中有了《莎菲女士的日记》，有了《“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有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仅仅因为个人履历上前后有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和《中国》杂志主编，有了王实味、萧军、艾青、罗烽等一批杂文作家，有了残雪、王富仁等一批无名作者，丁玲就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装点辉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左右说丁玲》）
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在霞村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