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下令围而不打
黄维兵团被消灭后，杜聿明向南突围的疯狂进攻也被击退了。按理说，粟裕应该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了。可是，粟裕不但没有发起总攻，反而连较大规模的进攻都停了下来。在淮北大地上，竟然出现了相对的平静。
原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让粟裕暂行停止大规模的进攻，“围而不歼”。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从全国的总体战略做出的决定。
东北大地上的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中央军委就开始筹划消灭华北敌人的平津战役。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开始入关。12月7日，林彪和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到达蓟县的孟家楼，就如何消灭华北傅作义集团的60万敌人，与聂荣臻统率的华北野战军一道进行具体的安排。
在这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最担心的不是能否消灭傅作义集团，而是怕在我军全面部署完成以前，在我军还没有把握完全将华北敌人堵住以前，傅作义集团有可能从天津或青岛的海路上逃跑，这样，我们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这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这是因为：（一）敌人具有这种出海的机动能力，而只要敌人出了海，我军当时还没有在海上截击敌人的能力；（二）傅作义集团当时已经处于南北受敌的境地，如果要逃，只有海上这一条路；（三）这时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处于包围之中，如果傅作义集团南逃，就可以立即给被包围在淮海战场上的敌人增加很大的支援，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举两得的事。
正是出于对这种全局的考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为了给几十万东北野战军入关和进入阵地争取必要的时间，为了稳住蒋介石和傅作义，不让蒋介石下定让傅作义集团南逃并支援中原的决心，在我军尚没有把握完全将傅作义集团出逃的可能堵死以前，在华北战场上暂时采取“围而不攻”、“隔而不围”。与此同时，淮海战场上也暂时停止大规模的进攻，让蒋介石产生一种杜聿明集团还可以坚持的假象。这样南北呼应，麻痹敌人，以待战机最成熟时，在淮海战场上和华北战场上都能保证对敌人的全部歼灭。为此，毛泽东在12月14日和16日两次给粟裕发来电令，要华野暂时进行休整，对杜聿明集团“只作防御，不作攻击”，但是要“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12月22日，毛泽东更具体地对淮海前线总前委作出电示，华野可以“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一月五日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很明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这种安排，其中也包括让已经连续作战多日、十分疲惫的华野和中野官兵得到一段时间休息的考虑在内。华野和中野的大多数部队都已经连续作战40多个昼夜了，他们太累了。与此相反，在我军可以得到充分后勤支援的情况下进行很好休整的同时，敌人在包围圈中的啼饥号寒的日子再拖半个月，只会把敌人拖得伤病员大大增加，战斗力大大削弱。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淮海前线总前委和华野总部对部队的休整作了以下的安排：华野的16个主力纵队，以8个纵队采取纵深配置，对敌人边围困自己边休整；另外7个纵队则部署在包围圈第二线的永城、夏邑、濉溪口一带进行战略休整。中野部队除了让原来已经在淝河沿岸准备对付蚌埠方面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豫皖苏军区的5个团仍然在那里对蚌埠方面进行警戒之外，则全部部署在宿县、蒙城、涡阳地区进行战略休整，作为歼灭杜聿明集团的总预备队。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华野的指示是“围而不歼”，不是“围而不攻”。“攻”则主要是采取政治攻势，让敌人在极度困难之中，逐渐分化瓦解、丧失斗志。在当时对杜聿明集团所采取的强大政治攻势中，最著名、威力最大的，是在华野停止对杜聿明集团进攻的第二天，也即是1948年12月17日由毛泽东亲自执笔写成、以中野和华野司令部的名义，日夜向杜聿明集团广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全文如下：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从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
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唯一的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毛泽东写《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用了心的，因为他很希望杜聿明集团能够选择一条生路，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就是对于杜聿明本人，毛泽东也是希望他能在最后关头幡然醒悟，不至为蒋介石送死的，因为杜聿明毕竟在抗日战争中打过不少漂亮仗。当时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想困死杜聿明，还是要留他一条活路哟！”
还有，毛泽东的这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他的众多文章中可以说是相当有特点的，因为他使用了当时最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连国民党军队中的那些文盲也能听懂。华野在阵地前沿的广播中将这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不断向敌人反复播放，对敌人起到了极大的攻心作用。
在广播这封《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同时，我军还采取了一系列攻心战术去动摇敌人的军心，瓦解敌人的斗志。例如：用六○炮、弓箭、弹弓等将各种宣传品发射到敌人那边去，宣传品中有传单、小报，供投诚用的通行证、招待证等；在阵地上直接面对面喊话，在喊话中可以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向敌人士兵介绍当前形势、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演唱可以瓦解敌人斗志的歌曲和戏曲、请已经投诚的国民党官兵现身说法；还有就是在我军开饭时叫已经饿得不行的国民党士兵过来吃饭，往往是过来吃了一顿饱饭之后就再也不回去了；在阵地上竖立巨型的宣传牌，上面写上各种标语，如“放下武器一律优待”、“过来是生路”之类；将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在经过教育之后，从阵地上释放回去，担任我军的义务宣传员；将敌人士兵在无供应情况下最需要的食品、香烟之类东西加上宣传品一道，装在“礼品袋”中，在夜间放到敌人阵地前，待天明之后让敌人士兵自行取用，当时在前线上送过去的最大型的“礼品”是杀了的、肚子里装满宣传品的大肥猪。七十四师师长邱维达在回忆录中就谈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正下着大雪，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奎昌在电话中对我说：“在刘集阵地前方，哨兵发现一头大肥猪，而且是宰好的。战士们好久未曾吃到猪肉，于是急忙抬回，发现猪肚内装满了宣传品，其中有致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和各军师团长的信。”这些信传开以后，一时各个阵地上的国民党军战士和下级军官，只要离开了指挥官的掌握，就纷纷携械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兵法云，“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在这里完全证实了。
我军的这一系列攻心措施，对被围困的敌军官兵起了很明显的作用。杜聿明自己回忆说：
在这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二十天，国民党军有了喘息的机会。解放军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广播、喊话、送信、架电话、送饭吃等，也起了瓦解国民党军士气的作用。这些天，经常有整排、整连的官兵投降解放军，弄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
其实，如果要说惶恐不安，恐怕也包括杜聿明本人在内。
早在杜聿明被包围之初，为了教育杜聿明等人明识时务，争取自己的自新之路，陈毅就与粟裕、谭震林联名给杜聿明等人写了一封信：
杜聿明将军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司令：
贵军现已弹粮两缺，内部混乱，四面受围，身临绝境。希望增兵乎？则黄维兵团已被歼大半，即将全军覆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已被我追奔逐北于蚌埠以南，南京方面正忙于搬家，朝不保夕。希望突围乎？则我军早已布下天罗地网，连日事实证明无望。继续抵抗乎？则不过徒作无益牺牲，必然与黄百韬兵团遭受同一命运。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本军特提出如下忠告，希望你们立即命令部下，停止抵抗，切实保护武器弹药资财，实行有组织的缴械投降。只要能如此做，我军当可保证汝等及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国民党反动派大势已去，贵军覆灭命运亦已注定，汝等又何必为蒋介石一人效忠，与人民为敌到底。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望三思之。时机危迫，幸早作抉择。
这封信，被首先在阵地前线的邱清泉得到。顽固不化的邱清泉看了信之后就把信烧了，但把这事告诉了杜聿明。不久陈毅又写了一封信，让一个李弥兵团的被俘军官转交。这个军官交给了李弥，李弥让这个被俘军官直接见到了杜聿明，把陈毅的信交到了杜聿明手中。根据杜聿明的回忆：“陈毅元帅的信中，起头说得很客气。中间有些话，我当时认为是威胁，思想上有些抵触。其中说到’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我这时虽然不了解什么是四大家族，但是’为人民服务‘倒对我有些启发。我想如能保全两兵团部队的话，也可以同意。”
于是，杜聿明首先是去试探当时部队最多的邱清泉的态度，谁知邱清泉才把信看了一半，就将信撕毁烧掉了。用杜聿明本人的话说，他当时只能是“心乱如麻”，进退维谷。在无奈之中，只得照旧维持下去。
不过，无论是杜聿明本人，还是在包围圈中的几十万军民，已经实在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不断有官兵向我华野各部队缴械投诚。在整个被包围期间，杜聿明集团的官兵向华野投诚的官兵总数高达1.4万多人，可以编成一个军。
正是在这种官兵纷纷缴械投诚，而高级军官根本无力制止的情况下，李弥曾经无可奈何地向他部下的部分军官讲过这样一番话：
各位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们，你们忍饥受寒已经一个多星期了。这叫忍人之所不能忍，为人之所不能为，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做得到。现在补给虽然很少，但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把这厄运挨过，你们的事业将来一定可以成功。“天生人，必养人”，总有一天命运就会好转的。大家求老天爷不下雨、不下雪，多晴几天，空投就多些，吃饱了肚子就好办。有人如果实在受不了，要投共军，我绝不阻拦。但希望不要带武器走，将来还要见面的。以后你们回来，我们欢迎。
12月25日，李弥在第九军军长黄淑的陪同下视察阵地时，甚至还向官兵们说了更为无奈的话：
你们太辛苦了，天下大雪，又冷又饿，我是知道的。我和你们军长都来了，你们真挨不下去，就把我和你们军长杀了吃了好了。
李弥的这种态度比之成天骂娘的邱清泉似乎要好一些。不过，他部下的军官们按他的话前去“投共军”的人的确不少，但是“回来”的却没有一个。
二、总前委五人聚会
在对杜聿明集团实行“围而不歼”的决策之后，淮海前线出现了一段时期相对的平静。12月15日夜，黄维兵团被我军全歼。就在两天之后12月17日，在淮海大地上一个叫蔡凹的小村子里，我淮海前线总前委的五位成员举行了在整个淮海决战过程中唯一的一次全体会议。
总前委五位成员在前线相距并不远，但是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在中原野战军指挥战斗，住在小李家村；粟裕和谭震林在华东野战军指挥战斗，粟裕住在蔡凹，而谭震林多数时间都在前线，大家都在日夜辛劳，相互间一直是用电报联系，一直没有聚在一起的机会。对于这一点，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十分关心，他在12月12日给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中说：“黄维歼灭后，请刘、邓、陈、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讨在邱、李消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的计划。”这次难得的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蔡凹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位于萧县和永城之间的公路南侧，距萧县县城十多公里，在一般的地图上是找不到它的。这时，华东野战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这个极不显眼的村子里。12月16日清晨，粟裕亲自到村头迎接前来蔡凹的几位老上级、老战友。今天是在他的指挥部开会，他2应当算是主人。
粟裕迎到的第一个客人是他十几年未见过面的老上级刘伯承。在南昌起义时，刘伯承是起义指挥部的参谋长，粟裕是警卫班长。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刘伯承曾经出任红军大学的校长兼政委，粟裕是刘伯承点名要来的教官兼学员连长。
粟裕迎到的第二个客人是不应当算作客人的陈毅，因为陈毅虽然去中野工作，但他还是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而粟裕是在代行他的工作。
他俩是多年的老战友，陈毅一见粟裕就说粟裕瘦了，叫随行的保健医生立即为粟裕检查身体。
这一天，邓小平未到，谭震林还在第二兵团前线，也未能赶到。他们两人是17日才赶到的，所以总前委的会议是在17日召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