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关于全歼杜聿明集团的问题未作多少讨论，因为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何况粟裕对于最后歼灭杜聿明集团这一战已经有了很完整而成熟的计划。会上主要讨论的，是淮海决战之后的渡江作战问题和部队大发展之后的整编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他们的讨论结果将由刘伯承和陈毅在会后直接带到西柏坡去向中央汇报。
这天下午，总前委五位领导在屋前的石榴树旁拍了一张合影，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镜头。
当天晚上，刘伯承和陈毅就连夜出发，乘吉普车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去了。
三、活地狱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华野对杜聿明集团实行“围而不歼”，猛烈的进攻停止了。虽然杜聿明集团暂时避免了我人民解放军的打击，可天寒地冻，凄惶的杜聿明集团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这个横直不过几公里的包围圈中，过着外人难以想象的日子。这里已经到了看不到树木庄稼、看不到飞禽走兽、听不到鸡鸣狗吠，只是伤残遍地，一片哀号，用被围官兵自己的话说，叫作“活地狱”。
包围圈中的人数无法统计出确切的数字，因为在不断地变化之中。
原来包围圈中国民党军队人数是30万左右，经过各种各样的不断减员，如战死、投诚、病饿死等。另一部分是随同军队从徐州出来的“难民”，这里面情况十分复杂，有自愿逃出来的国民党各种机构的党政人员、地主商人，有被欺骗而跟随跑出来的市民学生，也有被抓来的勤杂民夫，总数在10万左右。这大约40万人的庞杂队伍，在没有任何后勤供应且天寒地冻的淮北平原上，不说作战，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没有。除了极少的高级军官可以在小村庄的茅屋中栖身之外，近40万人都是在临时挖掘的地道或地洞中生活。40万人就有40万张嘴，每天要吃。从徐州出发时所携带的军粮只够吃几天，吃完了粮食就杀骡马（为了增加分量，还规定“一律不准剥皮”），吃了骡马之后就只有抢老百姓的。包围圈中为数很少的贫苦农民自己都是缺粮少米，哪怕家中仅有的一点存粮、种子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抢光，也不够这40万人吃几天的。所以，当地老百姓家中的牛、马、驴、骡、狗、猫都被抢光。最后就剥树皮、掘草根、啃初期丢弃的牛马骨头。关于这一点，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这期间，还有一个国民党军无法解决的严重问题，就是在被包围的四十天中，粮弹两缺。蒋介石最初幻想在两三日内可以同黄维兵团会师，拒绝投送粮弹。继而发现这一战役不是如他想象的那么容易，才于十二月六日开始投送，但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最初几天，每日尚有进展，各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靠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十九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把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美蒋为了挽救这一厄运，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二十三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哪知一着陆机器就发生了故障，无法使用。一切办法想尽之后，只有祈求老天爷了，官兵日日夜夜盼望天晴。蒋介石二十五日来电也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总算盼至二十九日，天居然晴了，开始投粮。飞机怕被解放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飘落，各处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跑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伤地抢着吃大饼、生米；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有的丢开阵地去抢粮，指挥部也无法维持。空投场收集起来的粮食为数甚少，分到各部队，每日不得一饱。特别是十三兵团方面，无散粮可抢，怨声沸腾，骂我对邱兵团有私心。同时，我同邱清泉的对空电台坏了，由七十四军电台指挥，大家认为电台指挥不公，尽将粮食投到该军驻地内，纷纷指责。当晚我令两兵团整饬纪律，电请以后两兵团分别投送，并令第七十四军电台移至空投场指挥，邱维达（按：即七十四军军长）对此坚决不肯，矛盾无法解决。三十日投粮，邱兵团方面较好转，第十三兵团方面全被官兵抢光，到晚上李弥无粮给第一线部队分配，由邱兵团拨了数百包接济。李弥坚决要求仍由指挥部统一接收分配，并派一个副司令官在空投场监督分配。由于投散过多，收起的粮食仍不能使官兵充饥。元旦前后，蒋介石还在南京，各主管机关慌乱失措，仅有少数飞机投粮，官兵不得一饱，更增加了愤恨之心。元旦曾投下蒋介石一封亲笔信，一个士兵拿到即将它撕毁，边骂边跑了。
其实，杜聿明当时所能亲见的情况还仅是表面上的，包围圈中的实际情况比他所记载的要严重得多。单是以杜聿明了解较多的空投来说，如果要能让近40万人基本够吃的话，每天至少需要空投食物240吨，加上弹药160吨，共为400吨左右。按当时的飞机载重量，每天需要120架次。蒋介石为了挽救他的王牌部队，应当说的确是用尽了全力。除了空军的两个空运大队，还租用了中国、中央和陈纳德三个航空公司的运输机，动员了各方人力数万人来保证空运。无论是在空投规模上还是在参加人数上，都超过了对碾庄黄百韬兵团和对双堆集黄维兵团的空投。在我国的整个空投史上，其规模之大至今仍然未曾超过。但是，当时空投要受两个条件的制约，一是天气的好坏，二是物资的充足。天气不好，飞机不能飞，空投数量当然就只能等于零。蒋介石曾专门派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和自己的二公子蒋纬国在机场监督每日空投的进展，但一遇天气不好谁都只能望天兴叹。
在物资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要每天筹措一些粮食还是能办到的。最大的问题与不久前给黄维兵团空投一样，是没有降落伞。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后勤部门过去做梦也不可能想到蒋介石指挥作战会打出如此窝囊的情况，会有连续的超大型空投，先是长春和沈阳，接着就是碾庄，跟着是双堆集，双堆集还未完就是陈官庄。用当时主管空投事务的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运输署空运勤务司副司长程藩斌的话说：
“莫说一个投伞制造厂，就是十个也赶不上供应。”在物资方面还有一个问题是杜聿明根据包围圈内的具体困难，要求空投熟食，因为包围圈中烧完了所有的树木之后，就烧电线杆、汽车轮胎、枪托、手榴弹木柄、降落伞、旧衣服，最后连棺材都挖出来烧了，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还可以燃烧的东西，投下大米、白面只有生吃。熟食中最好的是罐头和饼干，但当时的食品厂不多，远远无法满足，没有办法，只有动员南京地区的老百姓赶制大饼。大饼在冬天时间稍微一长就会变得既硬而脆，如果不用空投伞从空中投下去，就完全摔成了碎末。当时那些抢到了空投食物的国民党官兵，主要的就是得到一包包大饼碎末，抢不到的，连这种大饼碎末都吃不上。在连续10天的风雪天中，由于空投的数量大大减少，曾经出现了吃死尸的惨状。
缺乏食品的部队是不可能持久的，尤其是在生死未卜的包围圈之中，只要有办法搞到吃的，军纪根本不可能再有什么作用。饥饿的士兵们，首先是抢老百姓，然后是抢跟着跑出来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市民和学生，最后是抢下级军官的家属，对于每个人都有武器的场合来说，在这些抢劫活动中动用各种武器当然是十分自然的事。还有一个就是争抢从天上掉下来的空投物资，最大的一次为争抢空投物资的火并发生在李弥兵团的八军和九军两支部队之间，双方都用机枪扫射，死了好几百人。
于是，空投场被称为“第二战场”。
除了食品，最缺乏的要数医药。在寒冷的冬天长期住在露天的战壕里或是简陋的掩体里，生病的士兵很多。在多次战斗中，受伤的士兵也很多。但是，包围圈中不仅缺医少药，连起码的取暖柴火都没有，想喝一口热水都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伤病员日夜哀号，时时可见死尸，处处可闻臭味，呈现出一片难以描绘的惨酷景象。
在这种绝境中，出现了一种病态的疯狂，就是部分军官自知来日无多，在一片咒骂与愤怨声中，就以奸淫妇女作为一种临死之前的发泄。
包围圈里的近10万难民中，有几百个从徐州强抓来的军妓，当然是军官们发泄的对象。军妓不够就蹂躏老百姓和难民中的妇女，高级军官就蹂躏低级军官的妻子和女儿。在难民中，还有若干女学生和不多的女教师，更成为军官们争夺蹂躏的“羔羊”。当然，在这种为着一点食物就可以动刀动枪的绝境之中，也出现了少数为着生存而卖身的临时妓女。
于是，在白茫茫的大地上，出现了另一种世上奇观，就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洞上面盖一顶空投下来的降落伞，成为一个个临时的“洞房”。这种“洞房”有的是临时妓院用的公用“洞房”，有的是军官用各种办法找来的临时太太的私用“洞房”。当时在头顶上进行空投的国民党空军人员说，他们从空中往下看，这一个个“洞房”有如突然从地上冒出来的一朵朵蘑菇。
当然，包围圈里的几十个国民党军队的将级军官的生活供应是从空投中得到了充分保证的。他们在临死前也还有洋酒、洋烟、洋罐头，有温暖的鸭绒被，有不停转动的留声机，还有随军剧社的女伶为他们演唱《贵妃醉酒》。他们之中的人，也有的是以美酒与女人为伍，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灭亡。例如一贯骄横跋扈、狂妄自大的邱清泉，在包围圈中的后期日子中，除了发疯一般地骂娘，包括与李弥之间的对骂之外，就是成天由一个姓陈的女护士陪着饮酒、跳舞、睡觉，度过他生命的末日。
四、准备毒气战
作为淮海战场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的杜聿明，不能如邱清泉那样打发日子，他毕竟还要为他的几十万人马想点出路。
当他所统率的三个兵团在包围之后所做的分散突围的计划破产、孙元良兵团糊里糊涂完蛋之后，就由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向南进攻。进攻几天，不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反而在部队中打出了更多的矛盾，例如步兵部队和战车部队的矛盾，攻击部队与掩护部队的矛盾（在以往的战斗中，为了减少伤亡，都不愿意做攻击部队，现在是都不愿意做掩护部队，因为攻击部队如果能攻下一个村庄，就可能从地下挖到一点老百姓逃走之前埋下的粮食），邱清泉兵团和李弥兵团的矛盾。所以，除了战场上的失败，令杜聿明头痛的事是层出不穷。
12月7日前后，杜聿明曾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提出：“现各兵团重重被围，攻击进展迟缓，以现有兵力解黄维兵团之围绝对无望，而各兵团的存亡关系国家的存亡。钧座既定与共军决战之决策，应即从西安、武汉等地抽调大军，集中一切可集中的力量与共军决战。”过了一天，蒋介石的回电来了：“现无兵可调，望弟不要再幻想增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以解黄兵团之围。”在这种情况下，杜聿明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可想，只有尽力向南进攻。一直打到12月16日晚，进攻无进展，却得了刘峙的电报：“黄维兵团昨晚突围，李延年兵团撤回淮河南岸。贵部今后行动听委员长指示。”杜聿明见这份电报，心中完全凉了，而且认为蒋介石和黄维的打法简直是糟糕透了。如果黄维真要冒险突围，就应当和他杜聿明一道行动，同时与解放军拼死一搏，由于两个集团相距不远，如果同时奋力拼搏，总还有一个集团有点希望。现在黄维单独行动，肯定没戏。黄维完蛋了，解放军的兵力就完全压在他杜聿明身上，自己肯定也没戏，只有完蛋。果然，第二天就得到刘峙的电报：“黄兵团突围，除胡琏个人到蚌外，其余全无下落。”
黄维兵团被歼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给杜聿明发来电报：“望吾弟万勿单独行动，明日派员飞京面授机宜。”杜聿明派了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参谋长舒适存乘飞机去了南京。舒适存没有带去任何具体的方案，因为杜聿明和他的部属们讨论不出任何大家意见一致的方案。杜聿明和他的部属们的确也讨论过，在讨论中，号称王牌军第五军的二○○师师长周朗甚至提出了效法古人，来一个全军假投降的方案。杜聿明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弄假也会成真”。
12月19日，到南京去接受蒋介石“面授机宜”的舒适存回到了陈官庄，同机到达的有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第三署（即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后面还跟着降落了一架运输机。
舒适存和董明德给杜聿明带来的是两封信，一封是蒋介石的亲笔长信，另一封是空军副总司令、杜聿明在黄埔的同学王叔铭的短信。蒋介石在信中说，黄维突围失败乃是黄维性情固执、一意孤行，坚持要在夜间行动所造成的。对于援救杜聿明集团，现在确实是无法抽调任何部队给以支援。目前所能采取的方法，唯有在空军掩护下投掷毒气弹强行突围，能突出多少是多少。王叔铭的信中说，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决定由空军全力支援杜聿明突围，现派好友董明德前来协商一切。这时杜聿明才知道，降落在简易机场上的运输机上，装的全是防毒面具。
在进一步的具体商议中，董明德告诉杜聿明，黄维在突围时使用了由步兵发射的毒气弹，解放军已经在广播中提出了抗议。为怕引起国际关注，所以这次决定由空军投掷毒气弹，而且是只使用催泪弹，不使用窒息性的毒气弹。空军计划的突围方案是：突围开始时，空军以B－24式轰炸机和B－25式轰炸机为主，配合P－51式驱逐机，以每日100架次的规模支援突围部队作战，并沿部队前进的路线进行两侧掩护。当突围部队的步兵进入准备位置以后，地上发出红色信号弹3枚，空军立即投下毒气弹，投完之时，以机翼上下摇摆为信号。地面的先头部队立即戴上防毒面具猛冲，趁解放军中毒而双目暂时失明之际，突破并扩大解放军阵地的缺口，后续部队随即跟进。空军将用战斗机对后续部队进行掩护，一直到突围成功为止。
当天晚上，杜聿明在第二兵团司令部召集了军长以上人员开会，作为主力部队，第五军的一些师长也到了会。杜聿明在与部下认真研究之后，一方面同意在空军掩护下突围求生的计划，准备突围；另一方面，杜聿明又考虑了今后行动可能采取的上中下三种对策向蒋介石报告，写了一封长信，决定请董明德带回南京，交蒋介石审定。这三种对策是：
上策：由西安、武汉（必要时可以放弃武汉）调集胡宗南与白崇禧的主力部队，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在淮海地区与共军进行决战。
中策：各兵团仍然坚持固守，争取时间，也就是希望在军事上无法挽救危局之时，采用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手法来解决问题。
下策：按照蒋介石的方案冒险突围，但这只能是无可奈何之举，绝对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