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君和项帅愕然。整天“李主任”“李主任”地叫，项帅浑然不知李主任的真名、全名、法名、大名，他问二哥项君，项君一时也说不上来。
大律师说：“这些有待进一步甄别和鉴定。也许这正是项明——项先生留下自己DNA样本的用意所在。但是……后续的事情会十分麻烦。”
麻烦的事情接连不断：陕北某县警方来三兄弟影视公司找项明，声称项明是陕北某煤矿的董事长，该矿不久前发生瓦斯爆炸，死了11个矿工。姓钱的总经理畏罪潜逃。李国桢出示她那份遗嘱的当天晚上，项帅接到一个匿名女人的电话，说李国桢是在项董醉酒后用嘴和手取了项董的精液，还说一共是四次，每次都有人为她望风，其中两次“被我们录下来了”。电话断了。项帅感觉电话中的女音在哪儿听到过。她说“我们”，说明知情者不是一个人。谁呢？项帅与冷杉商量。冷杉情绪低落，不是因为项明死了，是因为她的宏图大业突然蒸发了，未来的肥皂泡破裂了。冷杉的样子让项帅联想到那三个仍在公司工作的从狱中出来的女人：杜月妍、别新蕊、兰香。可是，待项帅寻找她们的时候，杜月妍猝死，另两个失踪了。
“这事必须报警了。”项君对项帅说。
警方介入。
三兄弟影视公司再次成为更多媒体关注的焦点。五花八门的故事版本在网上五花八门地传播。甚至编出了李国桢身后的国际黑社会组织，说总部设在冰岛，不在意大利，意大利黑手党早就没落了。他们还搬出1990年去世的巴西首富佩雷拉死后的遗产争夺作类比，说项明就是“中国的佩雷拉”。
杜月妍的死亡经法医鉴定是脑溢血，而杜月妍平时从来没有说过自己血压高、血脂高或头部不适。一起工作的同事，包括她曾服刑的女监也证明从没见她有过高血压、高血脂的症状。警方担心失踪的别新蕊、兰香也有生命危险，也许已经死亡，只是还没有发现尸体罢了。
那么，传说中的录像能不能找到呢？
这是一个问题。
三兄弟影视公司本来门庭若市，现在则是门可罗雀。晚上，保安结伴待在前厅，没有人敢上楼。因为天黑之后，楼上鬼不鬼，神不神地猛不丁会传来女人的哭声。公司的女性都告假回家了，晚上更不可能有人在楼上，怎么会有女人的哭声呢？
有天晚上，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牵着一个少年敲三兄弟影视公司的大玻璃门。保安问：“你找谁？”
这个女人说：“找孩子他爹！”
……
我可能不是第一次用省略号，但我不是爱卖关子的人，实在是诸多信息和情报还没有搜集完备。不过，好在我有的是时间。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李国桢向项明取精被证明是真的，她也不能与姜楠归为同类项。因为，很明显，姜楠没有以图谋我的遗产为目的，她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刑警队与二十一沟监狱刑侦科发生了不小的争执。他们都要把我带回他们的牢房。看守所的监舍也是牢房。有的人被判一年多、两年多刑，可以不去监狱，就在看守所服刑。因为被关押后，常常会有拖了一年半载才判刑的，而减去羁押时间，剩下也没几个月了。
案情审理都会有一个过程。
项明猝死的案子头绪很多。
宋玉升说他可能无意间推了项明一把；项君说，项明患心脏病已经好几年了，并且血压偏高。在被警方正式询问之前，项君刚给大学生上完一堂课，他在课堂上说：“死亡对我们的品质和人格进行最后一次审验，它是终极审验。”项帅说他亲眼看见仁天木把项明摔向楼梯扶手，如果不是楼梯扶手挡着，项明会被摔到下一层楼。项帅的证词有四个人愿意证明，也就是说“他们都看见了”。周玉环说那一晚她跟宋玉升睡觉，哪儿也没去；李国桢说她深夜送酒送夜宵的时候在走廊上碰到了邢质洁；招待所保安说他在前半夜看见李国桢与第五健悄悄出去了，第五健开车，四十分钟又返回；七八个剧组成员说他们“看见仁天木站在项明的身（尸）体旁边……
我什么也没说。
如果在十几年前，看守所的“群众”会帮着刑警用十八般功夫撬开我的嘴。但时代不同了，我有权保持沉默。我需要一名律师。
我有一些想法。
依照案情，本案应属“伤害”致死人命，最少判十二年。我并没有高尚到要替宋玉升顶罪的程度。但是，如果项帅调动他的力量，加害于我，我几乎是无力回天的。一个正在服刑的人的口供在警方那里基本就是谎言。再说，我也没有旁证。别人看到项明的死亡现场确实只有我一个人。
项明在漫漫长夜中为我许诺了一个十二分华丽的未来。这个许诺给我心灵的冲击比姨妈、父亲、马良行和其他所有可能的未来梦幻加起来都大、都美妙，因为它融化了累月经年，也许要纠缠我一生的积郁。它深深地钉入我的心灵，并与血肉结合一体。现在，天下大白，又要让我把那美妙的未来当作一场滑稽的梦从记忆的皮肉中连根拔起。我一时半会还没找到撬钉子的带有两瓣撬页的那种榔头。就是找到了这种榔头，我也拿不出勇气去撬那颗钉子。那会很疼，很疼很疼。
在那个漫漫长夜，项明的话语如同母性的手一层层揭去覆盖在他的家族和我的家族心灵创伤上的、浸满血渍和生命本源的纱布。我以为我的心灵、他的心灵终见天日，可以畅快地呼吸了；我以为我的心灵、他的心灵从此得到了救赎。我们的心灵一起手挽手得到了救赎。我曾不无得意地自诩为“攀岩者”。我从沟底攀上了崖顶，我拒绝“亲友团”的援助，“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唯我独享。我不知道花了十八年攀援而上的崖顶是一个新的谷底，它甚至连一个台阶都不是。我错了。项明错了。我们错了。我们，不，这回只剩下我了。我得从头再来。
我可以从头再来。我可以么？
可是那些与我血肉相连、瓜葛丛生的人呢？
父亲、姨妈不可以。他们甚至无法保证再活二十年。
项明不可以。我的视线最后离开项明的时候，他是一张白色的布单。那张布单在我的某个瞬间臆想中，是一片天使的羽毛，洁白而光滑。而现实是，那张白布单并不平展，也不光滑，它在项明的颈部形成了一个凹陷。那个凹陷的下沿以一个完美而惊悚的弧线构建了一张笑脸。是的，一个两头向上的弧线就是一张笑脸。这张笑脸的弧翘向两侧无限地延展。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试图在空中与另一个反向的弧线对接？那个反向的弧线源自眉周县十八年前的一个菜市场、一个卖肉的摊铺前，作者是项明的父亲项智义。如果对接成功，那应该是一个圆。
马良行不可以。他已经没有从头再来的资本。他已经过了五十岁，快要“退居二线”了。他计划的未来是把女儿嫁给我，自己同时也跟那个女儿为他找的女人携手踏上婚礼的红地毯。他的女儿也接近三十岁了，在姨妈的调教下，已经出落成“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家闺秀。她相信父亲的话，相信我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她已经等了快十年了。
看着马良行在阴冷的晨风中剧烈咳嗽，脸憋得像紫茄子，我很想说声对不起。可是我被项明许诺的迷幻的未来钉在半空，我没法当即解脱，我张不开嘴。
最终他们决定联合侦办此案，我被押上囚车，返回二十一沟监狱，返回佛足山。二十一沟监狱比任何一家县级看守所都坚固。
要看出佛足山的轮廓，须驾乘飞行物凌空鸟瞰。从省城去二十一沟监狱，要翻过一座高高的山梁，在这个山梁的弯道处，也可以看出佛足山的轮廓。通常的日子，我们群众都是“身在其中”，浑然不觉。
我去剧组的时候，二十一沟监狱“改造翻新工程”已经动工。一年多了，工程早已竣工。佛足山上，梯田一样的平台，像佛趾关节上的皱褶。佛的五根脚趾粗细不一，五溜子，原先像旧墙土一样颜色的号舍全被崭新的白色砖瓦房取代，一律的二层楼。绿树掩映之中，远远看去，贴满白色瓷片的号舍反射着刺目的阳光，边围生发光晕，软化了建筑的棱角，叫人联想白云下的羊群。白云被太阳射穿，看久了就会感受到红色和黑色，而红与黑，正是裁剪记忆的锐利剪刀。这个裁剪的过程令人眼花缭乱，善恶和美丑同时被分解和消化。一切都幻变成虚渺的光晕。
不知道那样的光晕算不算佛光？
翻新的不仅仅是号舍。还新建了会议室、餐厅、厕所、浴室、监门、监墙。监门是“AB”门，A门开、B门关，B门开、A门关，A门验指纹、B门验密码，进出监门的车辆必须经过包括底部在内的全方位摄像扫描和反复检查，杨玉堂如果活着，不可能“故技重演”。监墙上面两侧再加装2.5米高的蛇腹刀刺网，一监区监墙里面的那座烟囱也被炸掉了，监墙内每隔三十多米就有一个红外线扫描仪，不管是童自可，还是项帅都不可能再飞跃监墙。厕所是一色的白瓷砖，浴室是统一的喷头淋浴器，拿着毛笔在浴池中蘸黑水练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样，中国传统文化不经意间又被悄悄削弱。各监区都配备了一百多台电脑，群众写忏悔书也可以在键盘上敲字。在表格上打钩或签字时才用笔。还有什么改变了呢？禁闭室。我被押解回二十一沟监狱就住禁闭室。在项明之死的案子水落石出之前，我都住在禁闭室。现在的禁闭室据说是按瑞典皇家监狱的规格和样式建造的。本来要按美国的样式建，但人大代表们强烈反对，他们说美国国会年年攻击我国没有人权，使用他们的图纸，不就等于承认我们过去没有人权吗？！人民代表有权发言，改扩建监狱的钱来自国债，那是人民的血汗钱。
佛足山换了新装。盖新房子用去许多砖瓦石灰和水泥，还有钢筋。佛的脚丫子要经历一个适应过程。它的皮肤、汗毛孔、毛细血管、末梢神经会把表面的变化和刺激物质造成的细微感觉传导给神经系统，神经系统再传向中枢、传向大脑。
嗨！也许用不着那么麻烦，凭借本能的条件反射，佛足就会作出响应。
佛老是在那儿笑，不会就是因为痒痒吧。
2006年春至2009年元旦草稿
2009年8月第二稿
2009年11月第三稿
2011年6月第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