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兮，越千年而华盖依旧，人兮，似草木一秋而尘。唯史永存，唯精神永存，唯世纪更迭永存。观树思人，树愈千年而立，人逾百年而终，人留清明，树承载千年风尘昭示于史，噫！人莫若树焉。
昌平乃“京畿重镇”名胜古迹众多，深山峡谷，浅山丘壑分布着古刹旧址、王妃陵寝园林、古墓纵深多处，在这些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雄伟壮观的参天古树。据80年代粗略统计，昌平百年以上的古树5000余株，细计恐不止这些。树种有国槐、松、柏、银杏等20多种。它们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是历史的活化石。
在这些古树群中，十三陵陵域内古松柏树最多，记载在案的古树有4461棵，占全县古树的90％。著名的有长陵的卧龙松和定陵的角柏。
值得一提的是永陵的松柏树，在坟冢的封土上，被松柏严严实实的覆盖，远远望去，见树不见城，翠盖坟冢，一个圆形的轮廓犹如一座用绿色堆积的小山。在外罗城与陵墙之间，多有华山松数十课棵，树干挺拔，树形奇特，一位美国友人观后赞叹不已，他说：按美国的实力可以仿造一百座这样的陵院，但这几百年生长的松柏，却无从仿造。它们太美了。简直就像神话一样。郁郁苍苍的古松柏与帝陵的古建筑融为一体，更显得庄严肃穆。它们翘首竞姿，形态各异，或挺拔伸展，或屈伸而卧，或张扬跳跃，树冠参差错落，枝叶翠绿郁葱，两人合抱不及，树干坚挺，恰似一群百岁老顽童对你有很多话要说，观之令你动容。风声刮起，松涛声附耳飘逸，如千军万马奔腾远至。树龄最老，树姿奇伟，遍布全县各地，当属古槐，不少古槐与村镇庙宇同龄，全县有百年以上古槐上百株，国槐生命力极强，寿命长。旧县菩萨庵仅存一棵古槐，与庵同龄，号称唐槐，时域千年，现虽树中空，但仍枝叶繁茂。在德陵监外、永陵监、长陵监内古槐依存，树龄均在四百年以上；有的躯干龙锺，冠满荫浓，有的老干挺立，新枝独秀。桃洼马坊村也存两棵唐槐。
被称为活化石的银杏树，多生长在刹庵庙中，全县有古银杏树十余棵。其中四桥子村一株银杏，树龄一千余年，树高25米，胸径2。5米，长势十分繁茂，称得起京郊“银杏王”。沟崖山顶有千年银杏两株，因其叶片形象鸭掌，故称鸭掌树。康陵村、献陵村也都有银杏数珠，树龄均在四百年以上，其中献陵之树，因被房屋所围，根系伸展受限，枝干干枯，若残年老人，比起沟崖千年古树而不及，可见环境对于他们是多麽重要。
在黑山寨北庄村盘龙寺，有盘龙松一株，其树干主枝盘曲交错，重复迭压五六层，形似苍龙盘绕。古青檀树，俗名掉皮榆，生长在岩石缝中，根系发达，全树根系大部外露，盘根错节，树姿奇特状如盆景造型，优美异常。
相传佛岩寺周柏树葱郁，寺中香火甚淡，为维持寺中生计，住持决意伐柏卖钱，在砍伐前一夜之间，围着柏树生出三棵槐树，老僧一看，再也不敢提起砍伐之事。
在桃洼王庄村，王家坟并列长着两株酸枣树，大的一株高21米，干径90厘米，两株树龄均在四百多年，被誉为“酸枣王”。核桃、板栗是果树中寿命最长的树种，在陵区，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老核桃树，仍盛产不衰，在浅山丘陵区的老樱桃树、老柿子树老杏树、老海棠树、老香果树屡见不鲜。
宋兰堡的百年杨树
在宋兰堡村西，有一棵似伞如盖的大杨树，远远望去，枝叶繁茂，树干与树冠的比例十分协调，远看似一棵小树一般，走到近前，可见其有二十余米高，三人不能合抱，问其八十岁以上老人，均说不出栽于何时，他们说：他们小时候就有这棵树，他们的父辈也不知这棵树的来历。传说：民国时，村中的保长找来民夫打算将其砍掉开板建房，锯子下去，鲜红色的血流了出来，吓的须树人扔掉锯子，落荒而逃。从此人们视此树为神树，自觉的加以保护。据说：在树的栽植地原来有一座庙宇，估计与此树同龄，如今庙宇遗址全无，这棵树依然挺立在那里。
长城内外的绿色长城
明朝中叶外患不断，社稷动荡不安。被推翻退居漠北的元政权和新崛起的后金政权，虎视眈眈，时刻想推翻明朝入主中原。明初朱元璋主张屯垦戊边，并加修长城，驻以重兵，都是为防“诸夷”进犯。
自嘉靖初年至万历末年，明政权主要凭借长城作为御敌于外的作用。而长城内外山岭沟谷中茂密的森林则成为御敌的第二藩篱。
明朝初期，军都山遍布森林，永乐、宣德、正统年间朝廷禁令不许砍伐边山林木，使之林木葱郁，灌木丛生，骑步军入之难行。嘉靖以后，军都山一带林木遭到一定砍伐，但对关隘要冲之地，则多次要求保护原有林木
嘉靖七年，有一份给皇帝的奏折中提到：“撞道红门等口，逼近四海治，虏贼出没去处，边墙树木，尤以加紧防备，多方保护。”四海治地处长城之外，敌人犯境首当其冲，加强这一地区林木保护是十分重要的。
早在洪武初年，大学士邱溶就主张：东起山海关向西，凡狭地险隘，沿山种树，一备柴草之用，一以为边寨之蔽。他的主张受到朝廷重视，即着令边关守军，沿边墙内外，虏马可通处，广植榆柳杂树，已固边险。黄花、居庸、横岭三路栽过柳木等树，六万三千六百六十二株。
地处长城南侧的黄花镇，在万历年间，其近森林尚多，益守难攻，深林叠嶂，大举进兵，绝不能至。万历驻守参将贾斌说：居庸关系京都紧要之地，其沿边树木，尤以严加禁约，不许官军人等采柴烧炭，致成空旷，引惹贼寇。若遇必采之，则及时补种。务以林木稠密，充分发挥阻碍敌骑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卜建山陵后，设长陵卫，永安城成为县治后，后增置的献、景、裕诸陵卫均入城内。护陵军各分守十个山口，防卫森严。东山口是十三陵洪水出水口，西山口地势平坦，地形上是个薄弱环节，除增设墩台外，加垒短墙，栽植榆柳，并设榨木造铁索联络榨木以增强防护。造榨木需大量木料，其来源需从渤海所采办。为保护边塞林木，不惜耗资远地采买，可以看出以林固防是坚定不移的。
隆庆五年，天寿山是防御重点，这时，东山口至小红门一带还是空旷无林区，兵备宋时越、黄花镇参将蔡勋均提出建议，遍栽杂树，形成壁垒，做好封禁育林工作以杜绝贼患。
明代从皇帝、勋臣到参将，都很重视长城内外植树育林、护林工作，无疑对扩大军都山及十三陵地区森林资源是十分有利的。
苍松翠柏十三陵
明十三陵方圆八十里，在群山环抱的山麓台地上有十三处茂密的松柏林，像片片绿洲，绿洲中掩映着金顶朱墙的明楼殿宇。这一庞大的古建筑群，规模宏伟壮丽，气势磅礴。这些古典建筑的魅力还在于这些古建筑物与松柏树的有机结合。若您能登上明楼鸟瞰陵园全景，使你为之振奋目不暇接的是，浓翠若滴的葱郁松柏，与远山茂密的丛林；聆松柏之声，嗅松氛之香，观百年之古韵，会使你心旷神怡，为之动情。
封建帝王生前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贵，死后也要选择一处山川雄秀的“吉壤”卜建陵寝。十三陵地区属浅山丘陵区，四面青山环抱，冈陵起伏，一水中陈，每个陵寝又都选在背依山峦，前俯旷野之处。有关资料证实，历史上军都山山峦台地遍生松柏橡栎。早期官民建屋、百姓烧灶用柴，大量砍伐，到了明代建陵时，这一带天然林所剩已不多。古时帝王信奉风水，加之防御所需，建陵后很注重在陵区广植树木，并严加禁砍，十三陵地区经历了二百多年的修建经营，林木葱郁，遮蔽天日。故有“环山数十里，松柏参天苍”之说。大宫门以内苍松翠柏不下数十万株。明英宗以后记载：天顺八年裕陵成，栽培松树二千六百八十四株，裕陵松左右成列，再西，碑楼出松林中。又说：康陵背后五峰并列，树木众多。灌莽荫森，望之不见土石。蓟镇总兵孙祖寿有诗曰：“风雨三千树，婆娑十二陵，身依黄屋下，影切紫微城。”但各陵到底栽了多少树，无从查考。昌平城东松园村，原为方圆数里的皇陵苗圃，专供陵区缺树之补栽之用，有专人护养。可见各陵树木的栽种是有规制的。
明代十分注意保护陵树，各陵设有陵户，专司看守，陵区是黎民百姓不能涉足的禁区。明朝律令规定：凡擅入山陵门者杖一百，进入祾区拾柴拔草者，发边远充军，在陵区内剪伐树木，取石取土者处斩。并在陵区竖立界碑石，以杜绝百姓进入祾区。
明朝灭亡后，十三陵树木惨遭清朝旗丁及附近百姓掠夺性砍伐。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记载了陵墓遭劫后的衰败情景：长陵宝城周围二里，旧有树，今亡。永陵、德陵树被砍光。唯有茂陵坟冢垣内树木保留尚好。而康陵、庆陵的树木被砍的仅剩榆枋杂木。
到了清顺治九年（1652年）严禁明陵采樵，虽有禁令但采伐未止。至顺治十六年，谕工部策禁采樵文：“近陵树木，多被砍伐，向来守护未周，殊不合理。……现存树木，永禁樵采。”此谕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石碑一尊，立于长陵东神厨前碑亭内。经过清代官府明令保护，原有的树木得以保护，天然生树木也一天天多起来。时至今日，陵区百年以上松、柏、橡、槐、银杏等树木仅剩四万余株。试想，如若没有那些人为的砍伐与破坏，陵区的古树将又是一番景象。如君有幸到陵区来，不妨看一看永陵的松柏，虽经清代大量砍伐，此陵仍郁郁葱葱，在外罗城与陵墙之间的松树，其形态与长势是诸陵所不能比拟的，尤以坟冢之上的柏树，枝叶茂盛，青翠欲滴，远望城墙屋宇不可望及，千百株松柏将陵院团团围罩，犹若一片松柏的世界，十分壮观。一位美国友人观后感慨地说：按照美国的国力，可以仿造一百座这样的陵园，唯有这百年古松，千姿百态的魅力，是永远难以仿造的。
奇松遍布的铁壁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