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料理了半天家事，知道党国要人朱家骅傍晚时分去城站上南京，还有君胥要上日本，郁达夫行色匆匆竟也受邀前去送行。朱家骅十年前还是郁达夫的顶头上司，如今相顾也觉茫茫然。郁达夫是有意而来，他亦请朱氏转告******，郭沫若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有意为国抗敌。朱家骅的离杭州是非常隆重的，差不多全杭州的官绅都来了，与当日他们夫妇孤零零地在城站告别适成鲜明的对照。
翌日是“五一”劳动节，郁达夫因天空下着大雨，甚觉空虚寥落，航校毕业典礼仪式也只有顺延。好在在航校他遇见钱大钧夫妇，钱大钧是******的侍卫长，是可以向委员长直通言路的人。郁达夫灵机一动，他邀请钱氏夫妇去楼外楼小饮，说话间恰好邵力子先生也从上海来，郁达夫十分高兴，遂邀与之同席。他知道，邵力子是国民党中最有学问的最开明的人士之一。郁达夫后来才知道，那些巧合，也许正是当局的有意安排。
楼外楼就在岳坟不远的山脚边，五月的西湖是那样美，虽然大敌当前，在郁达夫的心中有几分萧条，可毕竟西湖五月中，新荷点点，垂柳片片，雨中的西湖是那样美，别有一番情趣。
好在他们彼此是朋友，三年前，钱侍卫长夫妇常来西湖，郁达夫屡屡叨陪，邵力子也是彼此仰慕。郁达夫与他们谈笑风生，谈论当然很多，谈到福建的风土人情，谈到日本的军国主义，谈到大敌当前，诗人们义愤填膺。郁达夫趁机再次说了郭沫若在日本著书的现状，委婉请求通融，要求当局允许郭沫若回国，为国服务。钱大钧、邵力子一力表示要与蒋先生面商。因对郭沫若的通缉，乃是委员长发了话的，郭沫若是******。但是他们也觉得此事可行，因为蒋先生与******、******那样的老对手都已言和了，郭先生的事当不会难办。让郁达夫听好消息。
郁达夫十分感激这两位当局的干部。其实，钱、邵二位也知道，郁达夫不是等闲之辈，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作家。他们一起喝酒、喝茶，直至午后三时才散。郁达夫满心欢喜，他达到了他的一个重要目的。
郁达夫在杭州的交情实在不坏，朋友招宴，宾至如归。第二天郁达夫又受周至柔校长、许绍棣厅长之约去杏花村喝酒。许绍棣也不是等闲之辈，谈笑风生，郁达夫也觉得自己深受这位官僚的吸引。饭后，他们因阎幼甫氏午后有九溪喝茶之约；三人乘车匆匆前往，经过六和塔下钱江北岸，但见杭江铁路中的这座大桥桥墩已经打就，大约十月份之后，杭江铁路即可通达，郁达夫甚是兴奋。加上车上那许绍棣厅长讲红舌村的故事，听讲双方，两都忘倦。尽管郁达夫听说许绍棣为人人品低下，可现在他根本无法将这人与那样的俗吏联系在一起。
九溪今天的游客特别多，同受阎幼甫氏的邀请前来做客的有程远帆夫妇、邵裴子先生等，都不期而遇，真是喜出望外。五月初的天气，一片晴朗，正是游春的大好时光，他们一起在九溪茶座痛饮到午后四点，然后返城。晚上由许绍棣做东在三义楼吃饭，同席的主客是钱大钧夫妇。夜后，他们还约请郁达夫去《东南日报》报馆看《狄四娘》的话剧演出，至十时始散。
郁达夫既已达到目的，心情愉快，回到他的风雨茅庐，这里现在住着他的岳母、两个孩子。郁达夫好久未与他的孩子们在一起了，自然享受着那种难以言传的天伦之乐。只是知道郁达夫返杭的亲友实在还不少，且人家知道一向清高的郁达夫居然在福建为官，更是来客不绝。来访的，约稿的，亲戚之间的往来，马上淹没在人情风潮之中。他周旋于朋友之中，并且处处为人招饮。到了郁达夫即将返闽的五月三日，钱大钧还邀请了一大批人包括一批空军将领们，郁达夫成为真正的座上宾，只饮得酩酊大醉。也正是那一天，他旋风般地坐车拜访在杭的戚友。
他必须立即返闽，因为假期满了，最后他风闻陈布雷在杭州养病，郁达夫也立即前往疏通，希望******放弃偏见，电召郭沫若回国……
钱大钧等没有使郁达夫失望，在他们夫妇刚刚到达南京的当天，他就向蒋氏汇报了郁达夫氏与郭沫若氏的情况。******知道郁达夫不是共产党员，也知道郭沫若氏流亡在日本乡下。他听从部属的意见，已有意招郭沫若氏回国。他让政务处长何廉致电陈仪，******要郭沫若立即回国，并说此事须问郁达夫，他知道郁达夫在福建，特地打电报询问。
而这一次的电报中再也没有监视居住的说法。******要何廉电告陈仪就近征询郁达夫的意见。五月十八日那一天，郁达夫正好居住在家里，陈仪主席立即将原电要秘书蒋授谦送电报到郁达夫家立即阅后拟复。
当郁达夫在家里边看诗边喝酒，而转过来看那电报时，心里一阵激动，可表面不动声色，毫不犹豫地说“可以的”，当场拟稿。
郁达夫那时正在阅读永嘉诗派的《四灵集》，手里拿着只酒杯。来福建之后，他是加倍以诗酒自娱的人，他是真正的名士。他与魏晋时的竹林七友、李唐时的酒中八仙没有多少区别，他把诗与酒当做最好的朋友。
他立即拟好了电文稿子，他的要求相当简单，但要委员长执行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本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刚愎自用。郁达夫的意见是：第一沫若归国必须“取消通缉令”，二是汇寄归国旅费。蒋授谦将郁达夫拟就的电文誊清了请陈公洽主席批复，并且交给南京政府行政院转达郭沫若回国事宜。陈仪本是国民政府的一级上将，他又同时电请中华民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照料郭沫若回国事宜，予以便利。
郁达夫心里十分高兴，他知道，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朋友，他做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也是一件不朽的功勋，当然那时的他是不知道的，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论是文学史还是抗战史，他都名垂青史。
郁达夫不是一般的人，更不是俗气的文人，他心胸博大，他是一个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人。他从一个普通的作家，升华到一个真正的战士。而这一点正是八年前那些革命的左翼文化人士凭以攻击他的依据。历史证明，郁达夫到了非常时刻有非常的勇气，他绝对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更不是一个可以三言两语就可以断定的“色情狂”、“颓废者”。在历史的高度上，他一向冲锋陷阵，有无限的勇气，惊人的胆识！
蒋授谦走了，他手抚《四灵集》，端着酒杯，他兴奋、激情难抑，他必须立即将好消息告知郭沫若，那个孤竹君之子哟，赶紧回国来。他希望沫若回国，以后再招来仿吾，再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这事业肯定不会亚于当初成立一个举世惊骇的创造社！
他立即动手给郭沫若写信，他把这个喜讯立即告知沫若。他在五月十八日写出了第一封信：
沫若兄：
南京蒋氏有意招兄回国，我已先去说过。第一，要他办好取消通缉手续；第二，要他汇大批旅费去。此事当能十日内办妥。望兄接到南京函后，即整装返国，去南京一行，或者事前以电报通知，我可以在上海相候。此信到达后，即请复我。我此番去杭州住了数日，遇见你的七妹夫，在杭州经商，他也殷殷以你的事相托，总算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函到后，请立复！
弟 达夫上
五月十八日
郁达夫立即以航空信寄出。可是他总觉得还讲得不够透彻、明白，立即又动手写了第二封信，以平信寄出：
沫若：
今晨接南京来电，嘱予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我以奔走见效，喜不自胜，随即发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并电南京，请先取消通缉，然后多汇旅费去日，俾得早日动身。
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想兄不致嫌我之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一同去南京去一趟。这事的经过一言难尽，俟面谈。
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来为嘱，殊不知不待伊言，我在去年年底返国时，已在进行也。此亭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
我在前两月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实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将马上动身，先来上海。
中国情形，与十年前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即在此，将来若得再为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二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弟 达夫上
五、十八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正是抗日战争大爆发的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郁达夫活跃于文坛以来，创作最少的时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少人都把郁达夫作品的减少的原因说成是因为郁达夫做官了，成了俗吏。殊不知，郁达夫自日本返国后，基本没有时间写作，这一段时间，郁达夫差不多将所有的精力放到运动当局允许郭沫若回国这一件大事上。也正是在这一件事上，郁达夫全力以赴，得力于陈仪、邵力子、钱大钧、何廉等政要的协助，促成了沫若在战争爆发的前夕弃家回国一事。郁达夫以他的能量促成了一件大事。
郁达夫终于放下了千钧重担。
王映霞目睹了郁达夫的繁忙。她看不出郁达夫有什么对不起她的痕迹。她只是不理解郁达夫办事的认真劲。她曾经佩服达夫与鲁迅的交情，如今她更惊讶于郁达夫与郭沫若不渝的友谊。她很感动，虽然他还是常常为一些小事不快，她觉得郁达夫的脾气古怪，容易闹事。但她亦觉得他是一个可靠的丈夫。既是多年的夫妻，应该好好过日子才对。
郁达夫稍稍静了下来，也觉得自己对妻子的爱太少了，他是个卑己自牧的人，他也常常反省自己。他希望与人家一样过着正常的夫妻生活，一年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太不正常了，他知道自己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现在有了闲暇，他决心更多地体贴妻子，他陪着妻子、儿子一起去逛街，去观赏了几处附近的风景名胜古迹，同时陪他们一起出去吃广东名菜。他只想安排一个正常的生活——安定、体贴、真诚相爱。
郁达夫不是坊间小说中的薄悻郎，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情义、注重事业的男子汉。虽然他对女性有一种不同于他人的怪异看法，那是每一个中国的名士所相近的。男女之间的爱是一种畸形的爱。郁达夫与他的朋友往往一见倾心，交情弥深，爱憎分明。他对鲁迅、郭沫若、成仿吾、张凤举、周作人、徐志摩……莫不如此。人家给了他三分友情，他能以十分回敬。当然他同样把这种爱献给日本友人——服部担风、佐藤春夫、志贺直哉、内山完造等人，有时他总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君子坦荡荡”，但一旦发现那种小人之心，他将还以牙眼，如王独清、绿绮女士——苏雪林之流。郁达夫与日俱增地爱着自己的妻子，对王映霞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爱。那种大胆的追求，一览无余的热情，是爱的火山。郁达夫是一个勇敢的人，也是个善良的人。他对孙荃至今抱着一种负疚的心。对于王映霞，由于两人性格差距不少，难免磕磕碰碰，他们之间已产生了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裂痕。但有人断言他们在福州时代感情已经裂痕甚深，那是不可相信的小说家言。真实的生活，不是********，没有必要去发掘“艳史”。王映霞是打算长时间在福州好好住下来的，夫妻之间早已言归于好，郁达夫对妻子的爱，更是路人皆知，并没有超人的浪漫。他们在这里相安无事地居住了三个多月。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战争的阴影已经危及了这个家庭。
郁达夫博览群书，诗书易、经集子史无不精通。他并不迷信，但他对奇门遁甲一类的东西又半信半疑，这与郭沫若所做所为有点接近。
遇到不如意的事，求人看个相，或算个卦，遇见寺院宫观还喜欢去玩玩签一类。近年来，郁达夫凡事并不如意，演算周易一类，也总觉得不尽如意。相理呢？不外乎是没有祖业根基，求签时他更觉晦气，不是一支中平的，就是一支中下、下下签，十分无趣。对于命运，他没有全信，却又不敢不信。
中日战争的形势一触即发，郁达夫很知道这一点。和平那只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过渡阶段。何况日本亡我之心不死，自从记事之前的甲午战争开始，郁达夫知道日本依靠对华战争养肥了自己。大清国、中华民国一直是舍身饲虎、贻患祸害。郁达夫很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强盗本性，国事日非。他也听说了不久之前与他同访郭沫若的《大公报》记者于立忱女士因为忧国而自杀，他一直忧心忡忡……王映霞可不一样，她认识不到这一点，她以为中日战争充其量不过是军阀割据一样，战争少则十来天，多则三两个月，战争立即就会结束平息。她毫无远见，低估了民族敌人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
郁达夫的忧虑是有根据的。日本有精良的武器，而且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日强进入列强，对中．华一直虎视眈眈，贪得无厌。而且中华民族近年来为外族所侵渔，元气大伤；内部又混战不止，天灾人祸频仍，兵荒马乱，饿殍遍野。中国军人本也不少，可武器低劣，战无斗志，军纪败坏，他不能不忧郁。
郁达夫的身心早已投入抗战前的准备。
郁达夫等待着郭沫若的的复信，但他还没有等到老朋友返国的消息，而是先听到“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