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正式爆发！这是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历史上称为“七·七”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在北平——北京城西南十五公里的卢沟桥畔又响起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中国守军奋起反击，伟大的中国抗日战争终于爆发！
饱受列强欺压欺凌的中华民族，又一次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的蹂躏！自从鸦片战争开始，一伙伙西方、东方、北方的强盗明火执杖入侵中国，烧杀抢掠，使伟大、和平的中华民族蒙受灾难，生灵涂炭！自从那个当年最发达的大英帝国皇家海军以最恶劣的行径向中华帝国倾销毒品，毒害中华民族，以先进的枪炮轰开中国的口岸，自从世界最野蛮可鄙的海盗式军队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火烧我东方宝库圆明园，八国联军攻人我京师、直隶、山东，中国人民受尽了苦难！中国人也饱受来自北方的北极熊的欺侮，掠走了我中华民族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肥沃领土。中国的十九世纪末世还面临了另一个最凶残的最落后最无耻的一个强盗——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当局四十年来对中华民族的恶行罄竹难书！
强盗有强盗的逻辑性！尽管这种逻辑为世人所唾弃。强盗有强盗的理由！尽管这种理由不能自圆其说。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如今的七·七事变，从割让台湾、到灭亡中国的构想，都是强盗行径的一再表演。好战的日本当局一次次地歇斯底里……
在中华民族的国土上，日本的浪人、日本的军阀、日本的军人、日本的政客甚至是日本的僧道都一次次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面对友好的邻人，面对礼义之邦，面对赤手空拳的成千上万中国人民，日本当局一次次地亮出屠刀！他们使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不久的过去：
割取我大好河山——台湾；巴黎和会中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五卅惨案；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华北事变……。日本浪人一次次挑起事端，亡我之心一次次昭然若揭，强盗行径连一块遮羞布也不用了……
恶劣的消息不断传来：
七月八日，日本国参谋本部积极主张向中国派兵；
七月十一日，日本国首相近卫文磨及参谋总长闲院官晋见日皇，后即召集外、陆、海、藏四相开会，通过陆军省提案，决议向中国派兵。发表派兵华北声明。抽调重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并且从日本本土抽调三个师团的兵力，增兵华北；
七月十二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到达天津，制订详尽的作战计划，要“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令部队“作好全面对华作战之准备”；
七月十四日，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反共、取缔排日言论、排日团体和民众抗日运动，中国军队撤出北平等七项要求，限十九日前承诺；
七月廿一日，日军再次炮击宛平县城和长辛店中国驻军……
针对日军的武装挑衅，整个中国沉浸在一片保卫祖国、保卫华北、抗日救亡的浪潮中，形势一转：
七月八日，****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主张全民抗战，主张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主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要求“御侮抗敌，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七月九日，******密令第二十六军孙连仲部两师，由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第四十军庞炳勋部一师及八十师高桂滋部向石家庄集中；并令宋哲元往保定指挥。“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还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
******一面决心努力抗战，一方面又与日方搞和谈；
七月十七。日，******在庐山会议上，对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作了严正表示：“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楚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中日战争将更猛烈、更悲壮……
郁达夫焦急地等待着郭沫若回国，可是尚没有回音。倒是现在王映霞对战争不放心，急着回杭州，打算搬家到富阳一避，到了七月下旬带着儿子郁云返回杭州。因为这一场战争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更残酷，家有岳母、儿子，不能不管。达夫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不克分身。达夫为当局首肯沫若的回国而兴奋，郁达夫只知道，沫若的归国之所以得到******的首肯，得力于他、陈仪、钱大钧、邵力子、何廉的斡旋疏通，他不知道，’这里面更亏了******的文胆陈布雷先生，是陈布雷最后说服了******。陈布雷非常仰慕郭沫若，他巧妙地将沫若在日本的两部巨著《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抱到******面前，说郭沫若为国争光，请求******捐弃前嫌，撤消通缉令。城府颇深的委员长只是翻一翻，不置可否。陈布雷进一步劝说：“郭沫若是日本通，在日本很有影响，我们理应借重他。”他还知道郭沫若与西园寺交往颇深，而西园寺在日本政界颇有影响力。终于说服了顽固不化的委员长，这才有了他五月的手谕，才有了何廉致陈仪、郁达夫的电报。
郁达夫更料想不到的是，郭沫若的回国问题已成为最高当局的议论中心。在五月底的庐山会议上，钱大钧、陈仪、何廉、张群等在安排郭沫若回国时提出先不取消通缉令，否则郭沫若很难回国。陈布雷也想到这一点，他要求******亲自掌握此事。待郭沫若回国，再公布取消关于沫若的通缉令。承担具体策划郭沫若秘密回国任务，是设在南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该所是对日的情报机关。直属******的侍从室，主持人是王梵生，也正是郭沫若东京留日时的校友，王梵生又通过该所的京沪区主任顾高地密谋，由顾高地与中国驻横滨总领事邵毓麟直接联络，把消息通知郭沫若……
还未联络上，“七·七事变”已经爆发！顾高地不能再请横滨总领事以官方身份接触。又安排最与自己有特殊感情又认识郭沫若的寓居日本的画家钱瘦铁为联络人。
中日战争爆发，日本警方加强对一切华人华侨住宅的控制。郭沫若住宅的周围也增派了监视的刑士与宪兵。郭沫若从报纸上目睹国内形势的发展，归国之心更炽。只是他报国无门。他想立即归国，为国效命，可是他尚未知道当局的真意。直到七月十五日，郭沫若的留日学生，研究金石甲骨文的金祖同来访，他们一吐情怀。郭沫若通过报纸分析日本将大举入侵华北，我们不能任人宰割，必须以铁血抗击侵略者的野心。他考虑到由于中日战争，他可能在此遇害。因此写了一篇“遗言”，表明了自己的爱国情怀。郭沫若此时又被就地监视，他担心事态的发展，也决心逃离这个狂热的好战的国家。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金祖同与沫若的会见，居然成了钱瘦铁与郭沫若沟通的秘密孔道，促成了郭沫若的及时回国。
七月十七日，钱瘦铁通过金祖同把中国最高当局的意见转告郭沫若。沫若决意立即返国。这个流浪东瀛十年的莘莘学子，眼见日本当局的刑士、警察频繁来访，不怀好意，决心立即西还神州。他嘱金祖同打听西归船票，翌日金祖同来信，西方国家的轮船逢双日子各有一班由横滨、神户开往上海，有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各班。郭沫若不动声息，却择定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那一班轮船回大陆，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还是旅费及家人的原因吧。
一如郁达夫要求的，南京最高当局已决定取消关于郭沫若的通缉令，且由当局派人协助郭沫若回国。钱瘦铁向郭沫若担保国民政府信重他的诚意，希望他赶紧定下归期，郭沫若将写好的律诗递给他们，那诗就是他的言志：
廿四传花信，有乌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朝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去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一切都是静悄悄地进行，连安娜也被蒙在鼓里。七月廿二日，郭洙若将郁达夫五月十八日的两封来信交给金祖同，请他到许世英大使那里去交涉，要他们虑及安全和家属的安危。翌日，金祖同、钱瘦铁前往驻日大使馆向许世英大使汇报当局要郭沫若归国事宜。许世英很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许世英认为：“国家到了如此地步，正是用人之秋，像郭沫若这样聪明才智的人才，流落在异邦也实在太可惜。”但他怀疑郁达夫的来信这么久了，可为什么还没有成功呢？金、钱两人如实汇报了其中原因，又没有来款，只好等待。许世英应要求在困难的馆务中借给沫若两百元作买船票之用，没想到二十四日一早，南京王梵生即电汇了五百元作为沫若回国费用，因过大使馆会计科，所以又送来三百元。
有了一笔安家费，郭沫若觉得对妻儿好交代多了。一个被通缉、亡命日本十年的“******”，现在可以投奔祖国，为国效命了。但他流浪异邦十年对祖国详情非常不了解，支持他回国的完全是像鲁迅、郁达夫他们一样拯救祖国、爱护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金祖同因出入郭宅太多，担心已受到日本刑士的注意，于是决定与郭沫若同船西归。他们因没有了二三等舱位，于是就买了外国邮船的一等舱，为了方便起见，他们还改了名。郭沫若化名“杨伯勉”，金祖同化名为“殷祖同”，并且还赶印了一盒名片。
来去太匆匆！九年半前，他们一家不是匆匆亡命日本么？如今，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多灾多难的祖国，为了数万万炎黄子孙，为了抗击强邻，离开了这再次侨居了十年的日本。太匆匆！他在七月二十五日凌晨四点半蹑手蹑脚地起了床，将睡衣换上了一件和服。看着三个熟睡了的孩子，在书房给妻子和四儿一女每人写下了一张留白，祝他们无病息灾健康成长，他的心里在打下一首诗的腹稿，那是步鲁迅先生诗的原韵：
又当投笔请缨时，
别女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
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
器赋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奋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
他昨天晚上已对安娜夫人与两个大一点的儿子暗示了归意，但他们肯定不知道他现在就要走。他回到卧室里，夫人安娜已经醒了，斜倚在床上看书。郭沫若满眼辛酸地在妻子额上轻轻吻了一下，这是默默地告别，他的心里真是回肠九转，“女人哟，你可知道这就是别离？”可是他只能够默默地别离，他的身上只有最简单的衣着，并且身上也只有坐电车的五毛钱。他借着月光，钻出篱笆的缺口，穿过千叶乡下的稻田，向远处的车站走去。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与归汉的蔡文姬相比拟，可以写成新的胡笳十八拍……
他按约在东京道灌山站下了车，与金祖同、钱瘦铁会合，到了林町钱瘦铁家，然后在八时半乘汽车到达横滨，在那里上了一列去神户的火车。他们看到火车站上密布着密探和警察。火车上还有不少日本军人，他们正在出征中国。也就是那一天的傍晚六时，他们在神户下了火车，逃命也似地赶往码头，在一批朋友的掩护下，他们上了加拿大邮轮“日本皇后号”……郭沫若心里像打翻了的五味瓶，但他的心里在呼喊着：“祖国啊，我回来了！”
当郭沫若上船后，驻******立即致电南京最高当局，同时也致电福州。郁达夫喜出望外，立即动身前往上海，他要为老朋友接风洗尘。
郁达夫的心情是那样的沉重，凭一个敏感的文人的直觉，他知道中日战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战争会呈胶着状态。他知道，那个好战的民族的国民性，他也知道国人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紧要关头。自从抗战爆发，救亡报纸蜂起，一切文艺暂停，每一个爱国的文化人都准备投笔从戎。郁达夫知道自己公务在身，很难分身，决计让妻子先行到杭州去，便道上海顺便清算版税，那时陈主席的女儿陈文瑛也刚好到上海去，刚好同路，再转道回杭州。正好王映霞也因战事日紧，思念母亲与在浙的几个儿子，也想回杭州去暂住一段时问。他们在福州一共住了三个多月。过了一段平静有序的日子。王映霞对战争的严酷明显认识不足。她认为战争会与中国二十年代以来的任何战争一样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就会结束。她当然没有想到，中日战争是具有独特条件下的现代战争，这是一个经济强国侵略经济弱国的战争，而又是地理小国针对地理大国的战争，是残暴对善良，非正义对正义的战争，战争的黑幕重重……郁达夫对妻子的解释，王映霞听不进去，她不相信。但在回杭州这一点上，他们意见统一。现在暴风雨已经到来，这暴风骤雨决非风雨茅庐所能抵挡……
他们收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王映霞早一段时间坐上了从福州去上海的客轮。而郁达夫的去沪则要迟得多。
郭沫若终于在当局的帮忙下逃离了日本，三天中，他蛰居于船舱中。“皇后号”上的水手、听差差不多全是广东人，郭沫若在船上认识到一个阿富汗商人，他们还挺谈得来。在船上，他还是感受到同胞们的爱国之心。他们正在发起“慈善会”募捐，捐款用以慰劳华北的抗敌将士，而其中的一位广东女士，使郭沫若非常感慨，尽管他用的是化名，流浪异邦十年，那位女士还是认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