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行的？”
“没有呀！光独自一个人，眼睛骨碌碌的看人，又不会说马来话。”
“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
“不知道，反正是个大间谍，他见到日本军官很亲密，而日本军官见到他，像见到顶头上司似的行军礼！”
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显然是间谍，而且是日本人的大间谍！而且这个间谍的名字中赵廉。事情的经过是经过那个司机的渲染传给海天老板的，而那个海天旅馆的吴老板转眼间就把疑虑传布到差不多巴耶公务的全部华人耳中。
于是郁达夫——赵廉成了一个恐怖的人，一个恐怖的象征。而郁达夫自己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这真是一个悲剧。即使郁达夫知道这种流言又能怎样呢？他还真的不能在这里替自己辩白。
华侨的惧怕日本间谍是有来由的，日本军队还未进驻巴耶公务，但日本宪兵已经来过。巴耶公务的华侨曾遭受印尼人的洗劫。日本间谍对华侨捐助祖国大陆的抗战，的确是在蠢蠢欲动，煽动不明真相的土著抢劫华人。在整个苏门答腊内地经常发生这样的案件，当地的华侨毫无抵抗能力。荷印当局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对日本间谍的活动毫无抵御能力，他们无力抵制这种间谍活动。这其实与日本间谍煽动满蒙分离分子在中国的活动差不多，破坏活动无所不在。其实，日本的间谍活动正与当地印尼人的独立活动纠缠不清，就是太平洋战争的当时，荷兰当局也一直在动摇，不做抗战的准备。尽管印尼的民族运动者如印尼共产党人要求荷印当局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也遭拒绝。所以新加坡要塞吃紧，荷印当局就在筹划如何脱却英国的束缚，与日本当局“暗渡陈仓”，荷印总督政府，对日本是投鼠忌器，而对抗日人士却多方留难，而新加坡一失，转眼间便举起了白旗。而日本人一到达印尼，首先蒙受其难的便是华侨。而华侨对日本间谍是深恶痛绝的。郁达夫的到来，便成了华侨痛恨的目标。他们不知道郁达夫正是从新加坡过来的华人作家，却断定郁达夫是从苏西过来调查华侨中的文化人的间谍。
郁达夫此时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他的历史履历的，即使他告诉这些侨胞又有什么用呢？在大陆中国、海岛新加坡的文化圈子中，郁达夫的名字如日中天，如雷贯耳。可在这专门从事商业的华人侨胞，又如何知道一代文豪的郁达夫呢？何况郁达夫一生最易遭人误解，他的名声在这南荒之地也是远远不能与陈嘉庚、胡文虎相比拟的。
他未始不知道一个人行走道路的艰难，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朝难。
何况此时此际他面临那么多的艰难，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前程逶迤，在他的前面不仅有日本宪兵与间谍，不知底细的城乡道路，半通不通的异国方言，还有人心叵测。他想得很多，不仅回想起这时期的曲折经历，孤舟而行，转道不易，他也想起当年为了抗元浮于海上同样在元兵的搜捕下的前贤文天祥，想起他的《正气歌》，写下他的又一首诗，那就是乱离杂诗中的最后一首：
草木风声势未安，
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
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
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
我比前贤路已宽。
郁达夫的道路比起前贤来其实还不如！他也是一身正气，可是文天祥至少还没有流落到远离祖国千万里的南洋！文天祥那时至多也不过是辗转于江西、福建、广东一带，同志与同道比这里强多了，郁达夫在这里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深被同胞误解的孤独者。他辗转的道路也比他人还多得多……
到达巴耶公务不久，他根本还未认识一个当地人，包括华侨，尽管他曾经从陈金绍先生那里带来介绍信。可当地的华侨差不多都以为他是个日本间谍。那海天旅馆广东籍吴老板本是江湖中人，从郁达夫的口里，他听出他讲的是国语，而且是浙江口音，他毫不怀疑他是个调查华侨情况的日本间谍。郁达夫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深深地误会。这巴耶公务，仅仅是一个小镇，住着不少的华侨，但却分什么两广帮、福建帮，还有三江帮。三江帮应该是湘鄂赣皖那一带的人，只有三江人才讲普通话，通常误为上海人。而这些华侨一律用怀疑的眼光来迎接他，郁达夫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当然不会受欢迎。郁达夫去拜访当地的几个侨领，想在这陌生的地方建立些社会关系，却没有一个侨领敢好好地招待他，有的只有淡淡地谈了几句，就静了场，那是无声地逐客。而有的侨领索性避而不见。郁达夫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整个世界仿佛与他毫不相干。
郁达夫感受到这种孤立，便想冲破它，想找几个同胞谈一谈。他全然蒙在鼓里，以为华侨之间为人就是冷漠。他最早把这冷淡的原因归咎于语言不够相通，于是便在那里找了一个后来成为他第一个朋友的牙科医生刘文成，刘文成是湖北籍的。但没想到他们同操普通话，这牙科医生也对他存着很重的戒心。郁达夫明确感受到这牙科医生不尴不尬的态度。他第一次看到人们冷酷的眼光，那些同胞还在他的背后指手画脚私语、讥嘲……
有一次，他茫茫然地走到一家中药铺子里去，主人曾经是一个教员，郁达夫从人家那里打听到，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明白人。他进去，对那主人说：“我知道日文，你们要学日文吗？我可以教你们日文。”主人只是唯唯诺诺支吾着。
“来来来，你们拿出纸笔来，”郁达夫继续说，“我写给你们看，日文是这样写的。”他写出了一张日文字母，并题下了“赵廉书”三个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显示他的确有教日文的本领，但主人依然非常冷淡。
他要求把这张纸贴在店堂中间：“如果这样贴着，那么日本人来看到这就不会来为难你们了。”
郁达夫太天真了，他以为华侨的冷落与疏远是因为同胞以为他是一个抗日分子。他以为卜干答鲁的侨长已经把他是一个抗日分子的信带到这里来了，所以这里的华侨约定不理他。但他不知道，也料想不到的是郁达夫——赵廉是日本间谍也就有了铁证。之后几天，他不仅没有看到人们的戒心已经解除，反而觉得全巴耶公务的华侨都把他当成敌人，他觉得巴耶公务实在是太可怕了。
于是他决定到巴东去。
巴东是苏门答腊西海岸线上的一个重要商埠，荷兰人早在东印度公司时代，已在那里设立商馆，成为之后把整个苏岛沦为殖民地的跳板。如今日本的占领，也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军政监部。郁达夫并不想在巴东住下来，目的是和他们协商，准许给他一个证明书，开设一个日文学校。他非常周密地给自己造了一份履历表：他父亲原是福建莆田人，而莆田人是讲普通话的，达夫曾经去过那里，那里是一个真正的侨乡。后来，到日本卖古董，他被带到日本去，在日本念过中学，之后父亲就到南洋来，来到卜干吝鲁，是个大商人，但这一回被印尼人抢光了，想找个生活的出路。由于他流利的日本话，碰巧遇到一个军政监部的总务科长，相信了他的话，真的给了他一张证明书，证明他可以教日文。
郁达夫当然不会去教日文，只是他以为用这一张说明书可以堵那些认为他是抗日分子的人的嘴。他当然还不知道，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巴耶公务华侨对他的疑惧原因刚刚相反，他们对他依然冷淡与疑惧。
作为一个外来的孤客，他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侨领，有一天，郁达夫去拜访当地的侨长（荷印时代的甲必丹）蔡承达先生，希望他能代他找一所房子，以便在此定居下来。他因为在巴东港、米南加坡、巴东班让和武吉丁宜有日本宪兵和日本驻军，不愿在那些地方定居。但是郁达夫在到达蔡家时，一名日本宪兵正在那里与侨长办交涉，双方语言不通，都很着急。蔡承达先生知道郁达夫懂日语，就要他做一个临时翻译，事情很快办妥，郁达夫此时却也遇到转机，真的得到蔡承达先生的帮助，在此定居下来，并且他们后来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这样一来麻烦也就接踵而至。武吉丁宜的日本二十五军宪兵部也就知道巴耶公务，有一个华侨叫赵廉，精通日文。但日本宪兵只知道他是苏门答腊商人，幼年时跟父亲在日本东京长大，所以学会日语，并没有怀疑他是什么人。
郁达夫承受了同胞的冷淡，却在巴耶公务住了下来。由于他帮助侨领，也在此事中得到回报。但是苏门答腊的日军缺乏精通译员，武吉丁宜的宪兵队队长知道赵廉是当地惟一通日语的华侨，于是便亲自来到巴耶公务，请他到宪兵部去担任通译。
郁达夫发觉自己为同胞所误解，他决心解除这种同胞的戒心，做一些好事，以便打动这些铁石心肠，因为巴耶公务的华侨都知道赵廉先生是个会讲日本话的人，而在当地没有其他人会讲日本话。郁达夫经常见到那些同胞的冷淡，但他还是去走访，他也去拜访过巴耶公务镇外一个叫亚浮斯廊的地方，那里同样住着华侨。一户富户，姓曾，乃是广东人，郁达夫也去曾家敲过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他在曾家遇到了从武吉丁宜来的日本宪兵队的队长。这曾家有一位亲戚在日本人刚刚到达的时候，有一辆汽车给印尼人抢了去要不回来，曾氏通过郁达夫的申诉，由于语言的沟通，终于要了回来。语言沟通了两敌对的民族，在一个没有人会说日本话的地方，这个能说一口很好的日本话的赵廉先生对于日本人却也分外亲切。那个日本宪兵队长仅仅是一个分队长，筱田清宪中尉，官阶并不高。但有很大的权力，他不费多少时间就办好了这件事，汽车要回来了。郁达夫正是通过这一件事解除了同胞们对他的畏惧心理，但不幸的是郁达夫从此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得不为此投身于虎穴。
筱田清宪队长因为当地没有合适的通译，工作不能开展，通过两次交往，认定这赵廉就是最佳通译人选，当然他们并不需要了解这个自称为商人，这个懂日语的华人竟是大名鼎鼎的一代文人郁达夫。他们现在只需用一名通译。
郁达夫当然不愿意做他们的什么通译，他向这分队长声称自己仅仅是商人，是做生意的，不能把生意丢掉，但是日本宪兵急于征用这名通译，说这是军令，一定要服从。郁达夫知道，日本军人是无法理喻的，除非他不要这条命，不然是不能不去的，他好在身份并没有暴露，不能因小失大。
日本的大间谍，当了宪兵的通译，这件事在巴耶公务华侨中一点也不足为怪，是非常正常的。而郁达夫委托蔡承达先生为他找房子，蔡承达先生就将自己的一所街房租给他，郁达夫一方面去武吉丁宜，真正地做起了日本宪兵队的通译，一方面又把浮萍的根子扎在巴耶公务，俨然是一位商人……。这巴耶公务对郁达夫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镇子里目前没有常驻的日本军宪，而且这里的风光分外优美。再一个他要按预期的做法等待他们的下一群流亡者，但不管是对日本宪兵还是对巴耶公务的侨胞，他现在只有一个名字：赵廉。
巴耶公务的侨胞对郁达夫的敌对情绪后来终于化解。这主要是因为胡愈之、邵宗汉、沈兹九、王任叔、张楚琨他们先后到来，他们殊途同归，先后来到这高原集镇。这些人都用的是化名，但在华侨中的确有人知道这赵廉的真正来历，他不仅不是日本间谍，而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新加坡抗日工作团的负责人。当然这种情况是严格保密的，即使在郁达夫身后，他的最后一位夫人也不知道他就是中国的一代文豪郁达夫。所知道的除了文化同人外，到事情的最后，也不过就是巴东某中学的校长张紫薇（了娜）、侨长吴顺通、曾玉印、蔡承达、蔡清竹等几个人。
当然有这几个人也就够了，这些头面人物出面辟谣，华侨中自然很快知道郁达夫也就是赵廉先生不是间谍，而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郁达夫凭着他的执著，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凭着他的行动，很快再次赢得朋友们的信任与尊敬。他虎口冒险，掩护了这一批抗日的文化人和当地的一些抗日人士，则因此使一批误解他的侨胞刮目相看。
郁达夫，始终不渝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