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通译"
郁达夫被迫征用，到武吉丁宜为日本宪兵做通译，但郁达夫为自己留下了退身的后路。他反复声明，他仅仅是一个巴耶公务的商人，他的做通译纯粹是出于义务，不拿对方的工资。郁达夫压根儿就不想与日本宪兵队合作，因为他与他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因为日本帝国的猖狂，而母亲饿死故里，长兄被刺于上海任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古人的恨事，他都已经占全了。
他被迫住进武吉丁宜，住在日本的宪兵队，后来这宪兵队扩充，敌二十五军的宪兵总部也搬进武吉丁宜，这高山花园之国。但是郁达夫还是经常回到巴耶公务，回到蔡承达租给他使用的那几间房子中。他反复向日本宪兵队申明，他是一个生意人，一个商人，商人离不开生意，日本的宪兵队长自然少不了郁达夫，既然郁达夫又不拿他的工资，他们对郁达夫自然放松得多，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郁达夫竞有这么曲折的人生经历……
郁达夫明显采用了韬晦的做法，他除了自己的一班朋友，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他就是郁达夫，他只是赵廉，华侨商人赵廉，一个懂日语，大大的商人，他不能去领敌人的工资，他是富有的生意人，他不能太寒酸。
但事实上他是寒酸的，他的身上经常穿的是那套西装，还是从新加坡逃难时穿出来的，不过这样更像是不久前被印尼人抢劫的富有的华人富商……，而华人财产被抢，妻女被奸杀，在印尼又是的确存在的事……
郁达夫当然懂日语，而且还是高雅的东京日语。因为他是华侨，他当然也懂得汉语，而这汉语既不是客家话，也不是广东话。闽南话、粤语，郁达夫都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极少有像郁达夫这样的语言大师，而且他在广州、福建都生活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在新加坡，他就知道不少人都是通用闽粤两省的方言，他当然懂得这里面的语言。但在苏门答腊的华侨中，大部分人只懂得闽粤方言，侨胞大多来自这两省。当然也有来自两湖的，那些人被称为三江帮，三江帮语言接近国语，而郁达夫虽然懂得大多的语言，却带有浓厚的浙江口音，那在华侨中却也不是很清楚的。那些侨胞与日本军人当然不知道，郁达夫不仅通晓日语与汉语，他还通晓英语、德语、法语，他的语言、思想、能力、行为，可以使一个职业外交官黯然失色。可惜的是这样的天才竟蒙尘海外，流落南荒……
赵廉住进武吉丁宜，成了一名“通译”，不久他就遇到一件大大的事，棉兰某大侨领的独生子带了四、五个华侨，奉棉兰日本宪兵部的命令，缉拿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及其“党羽”，来武吉丁宜向当地宪兵部请求协助。这一伙人当然还不知道陈嘉庚住在哪里，只以为他还住在苏门答腊，他们要为日本宪兵捕捉这位抗日侨领，向日本宪兵请功。
这一群人不消说都不懂日语，而武吉丁宜的宪兵队那些饭桶们自然没有一个人能懂得难懂的福建广东话，以及当地通用的马来语与荷兰语。日本宪兵队求助于郁达夫，他们这一群人需要他将两班人之间的语言作罪恶的交流。
突然听到这样的消息，郁达夫大吃一惊。从那些汉奸们坐着汽车来的样子，他相信这些无耻的东西是真会出卖陈嘉庚的。而且郁达夫知道其中两位竟是当日棉兰实武牙筹赈会的委员，参加过在新加坡举行的南侨代表大会，曾经见到过陈嘉庚，他更是为陈嘉庚捏了一把汗。
郁达夫知道，陈嘉庚的确可能还未走出苏门答腊，也可能就在苏西的某个乡间隐蔽起来，正像他自己与胡愈之他们一样，这一来陈嘉庚就危险了。好在这些糊涂虫不会说日本话，而他们日本宪兵又完全相信通译赵廉的话。
赵廉懂得高雅的日本上层日语。他不动声色，对日本宪兵分队长筱田清宪中尉说了许多话，但那意思只是郁达夫知道那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能让这两股恶势力沟通，他只是淡淡地说：
“陈嘉庚已经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
日本宪兵队队长听了，头脑简单地大发脾气，用日语大骂了他们一顿：
“马鹿！你们敢来讨人！”
那些汉奸与几个糊涂虫看到那宪兵队长发狠凶恶的样子，虽然不懂日语，但见大事不好，只得抱头鼠窜——
郁达夫也用中国话随后骂了几句：
“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这样！”
这一群汉奸，当然不知道赵廉是什么人，他们以为他是日本懂得中国话的宪兵，听了他一顿申斥，摸不着头脑，只是满口连声应着“是，是”，垂头丧气而去。
当郁达夫回到巴耶公务，对先后到达这里的胡愈之、沈兹九夫妇，邵宗汉、张绿漪夫妇、王任叔、张楚琨他们述说这件事时，他们都哈哈大笑。
那一群分成两批的同志现在先后来到巴耶公务，但使他们吃惊的是郁达夫竟到了武吉丁宜担任通译。不过他们两次见面后，他们之间的误会早就没有了，他们对郁达夫是十分相信的。
郁达夫——赵廉既然自称是富裕的商人，那么他就要有商人的样子。郁达夫从新加坡出来时，他带的钱较多，到达巴耶公务时还剩下数百盾，他带来较多的以前的稿费，而胡愈之夫妇、王任叔、张楚琨他们只是在离开石叨班让时，侨领刘武丹、李振殿两先生各赠旅费一百盾。在路上几个月，他们的旅费几乎用光了，一个个囊空如洗。而郁达夫的钱也坐吃山空，所剩不甚多。他们商量一定要做小规模的生产事业。一方面便于隐蔽，一方面可以维持生活。刚巧这时有前实武牙筹赈会主持人凑集了四百盾，托人秘密带到巴耶公务，作为文化界难民的救济费，因他们间接知道在那里流亡着一些星岛流亡出来的文化难民。这对于这一批人来说，真无异于是雪中送炭！
四百盾，加上郁达夫手上的一百多盾，他们就运用这一笔小小的资本，再凑集当地侨胞筹集的一二百盾，开办了一家酒厂。这家酒厂实行的是说来奇特，其实也极普通的做法，出面的头家是郁达夫，当然就是赵廉。这是因为郁达夫所出的股本最多，而且赵廉是当地的红人，日本宪兵队也知道他本是个商人，很有经商才能。再一个，随着苏岛的落人日本人手中，日本的许多产业也进入了苏门答腊各地如棉兰、亚齐、巴东、卜干咨鲁、望嘉丽、武吉丁宜，甚至于这巴耶公务的集镇中来了。郁达夫很快就认识了除宪兵队之外的美星株式会社巴耶公务办事处主任关根文、日本发送电株式会社社员池田秀夫、巴耶公务分州长秋山隆太郎、分州厅军政人员大兵令正等人。他们这些人在开展业务中都需要郁达夫的帮助，而且酿酒用的大米等，都需要通过郁达夫与日本人接洽，而取得原料。赵廉担任头家，经理是张楚琨，金子仙——胡愈之担任记账，厂名是“赵豫记酒厂”。这当然是挺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的店名与厂名，一个小小的酒厂，蕴集了这么多文化精英，不要说是在这文化本来不高的印度尼西亚，即使在大大的中国，恐怕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赵豫记酒厂”就设在郁达夫租定了房子的巴耶公务拉姆西廊胡愈之园舍的对面的一片难民园，有空地数亩，茅舍数椽，还有一口井，并没有人居住。这厂址靠侨胞许乃昌的支持，而这与胡愈之的介绍人寇文成有关，许乃昌有个内兄欧阳允成恰恰也在巴耶公务，他倒是懂得一点酿造米酒的技术。那时，荷兰统治时期是不允许荷印居民酿酒的，允成还是在国内农村所学。郁达夫是懂一点的，在杭州居家时，他妻子曾酿酒供应他的醉酒，但他一向是管吃喝而不管酿造的。郁达夫名义上是“头家”，设备也十分简陋，他主要是管理，设法采购目前严格控制的大米，主管供销兼任品酒师。张楚琨既然是经理，一切都是他当家。胡愈之主管账务，自然每天都要到厂里兼任巡察，后来的汪金丁协助胡愈之管账。所有的工人差不多全是印尼人，印尼人对这些外来的华侨并不了解情况，虽然当地人与华人有矛盾，但头家是在武吉丁宜宪兵队任通译的赵廉赵大人，所以彼此相安无事。而郁达夫因为是头家，时常从武吉丁宜跑回巴耶公务，这是因为他觉得巴耶公务是个不起眼的小城镇，比较安全，在这里还有这一批与他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可以减轻他的寂寞，可以一吐为快，发泄心中的郁闷。
为了酿出更好的酒，郁达夫从日本宪兵或老百姓家或前任官府中缴获的众多书籍中，捡到一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工业大全》，而这《工业大全》中恰恰有一章专门谈到如何酿酒。张楚琨在大学中是学习法律的，对这化学工业的东西一窍不通，他只得拼命抱着这部书去钻研，只好是试验试验再试验。郁达夫有几次从武吉丁宜回到巴耶公务的酒厂来，看着他捧着这本破烂的大开本书，总是呵呵大笑：“啊啊，你又在钻研《工业大全》？”郁达夫把酒厂的工作是当做一件正经事来办的，他差不多每次从武吉丁宜回来，总是在酒厂呆半天。
第一瓮酒终于诞生，这是一件大事。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人，居然从自己的手中酿出第一瓮酒，他们都非常高兴，这的确有点像共产主义的味道，因为他们的资金差不多是公有的，劳动成果也当然公有。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邵宗汉、张绿漪、张楚琨、汪金丁等一批人都在围观中，郁达夫第一个用瓷碗喝了一口，做了第一次品尝，他笑着说：“还可以，但不够浓。”于是大家先后品尝，都有同感。
酒厂是正规的，茅草搭成的工棚，工棚中陈列着数十个发酵用的大木桶，大玻璃瓶，和土法蒸馏锅，花去了他们一半的资本，他们用两斤粮酿一斤酒，但不懂得加麴米等必备材料，酒醇且淡，老祖宗们上万年之前就懂得的酿酒方法，这些书呆子却似懂非懂，成本之高，在酿酒业中堪称第一。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确实有了骄人的进步。郁达夫还请日本朋友在巴耶公务的关根文转托巴耶公务兵工厂的佐藤吉大郎为他们制作了正规的酿酒所必须的蒸馏器具，酿酒的大米是统购统销的，还有装酒的酒瓶子一类，也请这位日本老兄大大地帮了忙。不久他们上市了两种酒，一种原叫“双清”，后来改称“初恋”，另一种叫做“太白”，这些酒名多是郁达夫、沈兹九他们所起，那正是日本人所喜欢的酒名，还有一种干脆就叫“富士山”，这些酒本来就是准备卖给日本人以及当地的居民。而这些大多由张楚琨经办，他们把货物批发给巴耶公务市上的零售户，也常常到武吉丁宜去推销。武吉丁宜离这里只三十多公里，火车直达。加上郁达夫在日本人中大事宣传，又很认真地委托那里的商家代理，商人们看在“赵大人”的面子上，颇为卖力。日本宪兵因这赵豫记酒厂老板是赵桑即赵先生，所以都无话可说，他们相信赵廉——赵桑确实是个商人，他平时做通译又不要他们的工资，于是郁达夫有了一件合法的“外套”。
当然，开初这酒厂的生意称不上红火，但是有了这一大宗的生意，这些外来的文化流亡者，却解决了生计问题，自然郁达夫手中也开始有了钱，不至于西洋镜被拆穿了。郁达夫作为赵廉赵桑颇受日本人的器重，他此时成了这一批文化人的保护伞，暂时用不着担心安全问题。尽管这些日本宪兵到处追查抗日分子，他们却压根儿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竟是一批真正的抗日文人……
在武吉丁宜的郁达夫，不，赵桑赵廉先生，在日本人的高压下做着他的通译，他懂得那么多的语言，会说高雅的日本语，还懂得英、德、法、荷兰文。他到了巴耶公务之后，自学了荷兰文，也学会了一些印尼语，他对印尼语并不十分准确，很生疏，发音不准。但他名气很响，手面越来越阔，应付的办法也越来越多。他帮助华人的事也不止是几件，在同胞中赢得了很好的名声，建立了崇高的威信，刚刚来到巴耶公务遭遇的那种冷漠早已不见了。他与一大批华人成了朋友。虽然蔡清竹他们都是国民党人，还有刘文成他们都是真正的生意人，他们的交往越来越多。但有几件事使郁达夫心里非常内疚，那是因为日本人抓了几个印尼人来，因为他的翻译不准确，害得他们吃了日本宪兵的拳头。生性善良的郁达夫也因此更加努力学习印尼话以免这些无辜的土著居民因此遭日本宪兵的毒打。正因为他混迹于日本宪兵与当地的印尼人、马来人之间，郁达夫对这些当地的语言掌握很快。
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在目前却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兽性、残暴与阴狠的、邪恶的，另一类却是无辜的、善良的。郁达夫非常知道这一点。郁达夫早已知道，在欧洲德国法西斯分子正在用瓦斯杀人，大肆残杀犹太人，殃及其他无辜的民众；而在中国，在东方，野蛮的日本军人用机枪、屠刀、细菌武器、活埋等现代武器与原始野蛮的做法疯狂地残杀中国人、东南亚人与西方人，与德国法西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军警宪特在中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的烧杀抢掠，罄竹难书，世界历史不会忘记日本野兽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后的南京一个月内残杀了无辜、善良的中国军民三十万！他们所作所为不是天皇的王道，而是十足的野兽的兽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