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位公安部领导径直走出了房门，等在门外的市局公安人员马上冲了进来，他们拿了一份刑事拘留书要我哥签字。这种时候，任何反抗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哥机械地签了字，然后被押送到杭州市著名的监狱——小车桥。
他被和刑事犯关在一起。同牢房的一个是贪污犯，一个是盗窃犯，还有一个是抢劫犯。牢房阴暗潮湿，灰突突的水泥地上铺一块木板就是我哥睡觉的床。我哥一关进去就被那些眼睛出血每个汗毛孔都透着杀气的刑事犯从头到脚细细搜刮一遍，身上所有东西连个钢蹦儿毛票都不给你留下，甚至连身上穿着的衣服都给扒下来抢走了。哥哥从小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交往的也大多是干部子弟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从来没有和这样的社会渣滓混在一起，他觉得遭遇了奇耻大辱，但他稍稍露出反抗的意思，马上就遭到拳打脚踢。哥哥最后终于明白什么叫虎落平阳，自己没法和流氓痞子讲道理，既然被抓进来和他们关在一个牢房里，就绝对要打消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的想法。
每个牢房都有一个水龙头，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放水时间。这金贵的半小时谁都想霸占着水龙头搞个人卫生，牢房的清洁就根本排不上了。犯人拉屎撒尿都在牢房里一个让人作呕的水泥马桶，我哥自小就受母亲影响，酷爱干净，面对这样的龌龊，他解手时犹豫半天，最后便蹲在水泥马桶的边沿上。站岗的警卫一见便大声呵斥，命令我哥坐到马桶上。我哥觉得大受其辱，和警卫争执起来。监狱长闻声赶来，刚想训斥，一见是我哥，声音立刻柔缓下来：“噢，是他啊！他的事情以后你们就不要管了。”同牢房的犯人见状面面相觑，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我哥，不知道这个戴眼镜的书生究竟是什么来头。从那以后，那些犯人对我哥都很客气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哥吃不下饭，一成不变的水煮包心菜和硌牙的米饭让他无法下咽。每天的提审依然集中在“总理遗言”上，即便审问者有时云山雾罩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但最后肯定万变不离其宗，归于“总理遗言”。最后，我哥终于弄明白，流传甚广的“总理遗言”并不是周恩来总理所写，而是有人伪造的。我哥当时确实还不知道“总理遗言”是谁写的，他坦然地认为，既然自己只是抄录了“总理遗言”，那么审查清楚后应该就可以被放出去了。同牢房的犯人也都认为我哥马上会被放出去，纷纷要我哥给他们带东西。一个犯人偷偷地给我哥看他自己做的，已积攒了十几颗的象棋子，他告诉我哥这些象棋子是用牙粉和上水一颗一颗搓捏出来再晾干的，而上面的“车、马、炮”“将、士、相”等，是用针先戳出字样，再将牢房里那些脑满肠肥的蚊子打死，然后用蚊子血一点一点涂上去的。他对我哥说，那根戳字样的针被狱警发现没收了，这副象棋只做了一半没法玩，希望我哥出去后能给他带一块肥皂，将针揿进肥皂里带进来。我哥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能出去，但他却很想答应这位曾经凶神恶煞和自己抢水龙头的犯人。因为这段时间以来，他切切实实体会到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是多么的卑微和可怜。不管自己和同牢房的犯人有多么的不同，但在失去自由这一点上，他和他们同样的卑微和可怜，甚至更为可悲。因为关在这里的每一个犯人都知道自己身犯何罪，只有我哥哥，至今还不明白自己罪从何来？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总理遗言”这场惊天大案的源头来自我和我哥的同班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那个在许多女生心中都曾激起涟漪的风流才子蛐蛐儿。
蛐蛐儿的真名叫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说话的声音很有磁性，是一种令女孩子着迷的浑厚的男中音。我和哥哥从小学开始就和他同班，那时候都作兴起绰号，叫他蛐蛐儿是否和夏日夜晚蛐蛐儿清脆动听的鸣叫声有关我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朗读；他的普通话标准异常，不带一点南方口音；他还获过全市小学生普通话比赛一等奖，这都让他在全班同学心目中成了当然的才子。可就是这样一个风度翩翩的小才子，却被他的野蛮同桌——一个人高马大，连留三级的女生制得服服帖帖，无论是测验还是考试，这个留级女生都要门门功课优秀的蛐蛐儿把卷子给她抄。蛐蛐儿稍有不从，留级女生就在桌子底下猛踢他的腿，狠踩他的脚。好几次蛐蛐儿在课堂上呜呜地哭起来，老师问他什么事，留级女生恶狠狠地盯着他，他就吓得什么也不敢说了。那时候，他曾委屈地撩起裤腿，给我和哥哥看他腿上被那女生踢出的乌青，我和哥哥大声嘲笑他的胆小和软弱，但我们哪里会想到，蛐蛐儿的胆小和软弱，看似他个人性格上的缺陷，多少年后却成了一场冤案得以被炮制最初的起因。
蛐蛐儿那时在杭州汽轮机厂当工人，我哥在杭州半山电厂当工人，阿斗是建设兵团的，大耳朵在农村插队。虽然分布在各处，但他们仍然常常聚会。聚会总是在蛐蛐儿家举行。当时我们家住进了两家造反派，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阿斗的父亲虽然解放得稍早，已官复原职，但住房仍蜗居在一幢逼仄的民居楼中，也没有一处可以让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相比之下，身为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的蛐蛐儿的父母毕竟是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文革”中虽然也受到了冲击，但各方面的待遇好像还没有被剥夺。蛐蛐儿的家是那种有前后门的老式三层楼带阁楼的房子，有很陡的木楼梯，白天也要开灯，有一种地下交通站的氛围。蛐蛐儿家那间十几平米的低矮阁楼成了他们这帮热血青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秘密据点。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我哥他们的聚会也更加频繁，阁楼里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阴冷的天空中翻飞着雪花，哥哥的同学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我哥、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集聚到大耳朵家里。大耳朵从乡下带回来一大块新鲜狗肉，那是他插队的房东知道他要回城后，为了送他狠心宰了自己家里养的狗。大家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耳朵说，他插队的那个农村，农民都吃不饱饭，许多村民开始离开村子出去谋生了。大家又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议论到文件宣布的中央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字。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
在他们中间，蛐蛐儿并不属于核心人物，他的聪明和才情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但他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窗外的雪花和屋里的炉火，蛐蛐儿慷慨激昂地说：“我要当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我哥说：“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那一天，大家聊得很晚，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会说到哪些内容。
集才情和矫情于一身的蛐蛐儿有一种超乎常人的创造性激情，每当这种激情汹涌喷薄时，他就会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不时冒出一些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激情澎湃的诗句。就在大家议论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时，以往总是很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脑子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他将这帮热血青年你一句我一句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一丝一缕地融进自己的大脑，然后经过消化、过滤、融合，不动声色地构思创作了一份震惊中外，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总理遗言”。
“总理遗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给邓颖超的，很短，全文如下：
小超同志：
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经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学习，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
战友 周恩来
1975.12.28
另一部分较长，也就是当时轰动全国，震惊世界，几乎被人人抄录的著名的“总理遗言”，全文如下：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及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我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对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
朱德和叶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可以摆脱些，但你们所处的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革命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
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曲折的道路上，我永远不能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多少年来，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是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
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
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词。
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永别了，同志们！
周恩来
1975.12.29
当年，几乎所有看到这份“总理遗言”的人都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说话的口吻，对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处世的秉性和风格。
蛐蛐儿在这一点上似乎极富特工人员的素质和天性，他口风严紧，不露半点声色，即便和他最好的那帮哥们弟兄，包括我哥哥，他都没有透露一丁点的风声。
在1976年春节过后不久一个寒冷的晚上，当大家又集中到蛐蛐儿家聚会时，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了两张薄薄的纸。那就是他精心炮制的“总理遗言”。但他没有将真相告诉他的这些伙伴们，只说他是抄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一位堂堂的国务院总理的“遗言”怎么会出现在你一个小小的工人手里，你又是打哪里抄来这样一份“总理遗言”？可当时在场的几个热血青年，他们看了以后没有一个人问类似的问题，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都埋头抄写起来。
多少年以后，蛐蛐儿告诉我，当他看到连我哥哥这样一个在他看来很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不问一字，埋头就抄这份“总理遗言”时，他知道自己成功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在场抄录这份“总理遗言”的有我哥、阿斗、晨光，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就抄，我也是在这个时候从我哥哥手里看到“总理遗言”的，也是看了以后埋头就抄。我当时甚至还把它背了下来。依旧没有一个人问及这份“总理遗言”的来源，也没有一个人对这份“总理遗言”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就这样，这份仅仅是出自杭州汽轮机厂一位二十三岁小工人之手的所谓“总理遗言”，却冠以周恩来的名字在短短的时间内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地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时期。从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社会动荡了十年。祖国大厦已被白蚁蛀空，危在旦夕，经济已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尽管那一年的元旦毛主席发表了“到处莺歌燕舞”的伟大诗篇，对毛泽东思想历来崇拜敬仰的人民群众却开始厌倦最高指示传来，立即上街欢呼游行的举动。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大家都已知道周总理病了，病得很重。“文革”搞乱了国家，搞乱了人民，搞乱了思想，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忍辱负重，倾心倾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国家大厦，“四人帮”还要想方设法折磨和打击周总理，而毛主席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即便想保护周总理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全国四届人大时，周总理硬撑着形销骨立的身子坚持做报告的样子，让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人都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但是谁也不敢说。大家也都清楚地看到周总理对邓小平同志的信任，看到了邓小平同志上台以后大张旗鼓地改革整顿，抓革命、促生产所产生的新气象，看到了从1975年年底到1976年年初“四人帮”搞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所指完全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善良而无奈的中国人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意愿。就在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总理遗言”。
一切尽在不言中，每一个人都毫无保留地相信“遗言”的真实性。因为“遗言”中有许多内容迎合了人们的心理渴望。（虽然“遗言”中也有一些对张春桥、王洪文言不由衷的评价，但大家都相信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理不得不说的话。）许多人都是含着热泪反复诵读，特别是那句发自肺腑的“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让无数人唏嘘，当今天下，有谁能如此真诚地向国人道歉？还有关于后事的三点请求，其中“骨灰不要保存，撒掉”，寥寥八个字，更让多少人潸然泪下。人们心中流淌的无以言说的情绪在这样一份从天而降的“总理遗言”中找到了最妥帖的寄托。
两个多月后，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电话通知，通知宣布：“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国家公安部为此专门发了文件。
事实上，凭着公安部门杰出的侦破手段和蛐蛐儿的极其幼稚，追查通知发出不到一周，“遗言”制造者蛐蛐儿就被公安局网入囊中。事情至此本来可以迅速结案，人证、物证、本人供词一应俱全。然而，案子上报后，有关方面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样一份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的“总理遗言“居然会出自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之手，在中央高层当时重权在握的某些人看来，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上面下令继续深入追查，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
对蛐蛐儿的轮番疲劳审讯开始了，他们不让蛐蛐儿睡觉，整天用一百支光的电灯泡照着他的脑袋，有好几拨人倒换着反复问他同一个问题：“遗言”的真正制造者是谁？这样的折磨显然比当年课桌下那个留级女生用脚狠狠踢他踩他要痛苦多了。蛐蛐儿从小就是软弱胆小的，他有他的正义感和政治头脑，他也有他丰沛的才情和比同龄人高出一大截的写作能力，在那些悲愤的日子里，他和他的青年伙伴们一起谈论国家兴亡，谈论人民群众的情绪，谈论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甚至在大家谈到如果“四人帮”上台，他们就像当年父辈离家闹革命一样上山打游击时，他也会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当那些公安人员戴着大盖帽、红领章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要他交代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的时候，他害怕了，在千百次的追问下，终于，他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
多少年以后，我曾经问过哥哥：“你恨过蛐蛐儿吗？”因为我知道曾经影响我哥哥生命历程的一场大病，病根就是因为“总理遗言案”关押在京城监狱时种下的。哥哥很久没有回答，目光穿过窗外飞向遥远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说：“假如蛐蛐儿从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一定会和他共同承担的，毕竟‘总理遗言’中的许多想法和提法我们曾多次在一起讨论和猜测过，更重要的是，要不是因为我，蛐蛐儿决不会这么深地卷入政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可是……所以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
一旦说出了我哥哥的名字，在公安人员看来，整个案子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当时，中央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以“四人帮”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总理遗言”这样大的政治案件显然隐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而这样的政治背景必然应该产生在干部这个阶层，蛐蛐儿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显然不符合上面追查的要求。我哥哥在上海被抓后，公安局的挖地三尺般的抄家让他们大有收获。他们在我姐姐房间的一张写字台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沓信，每封信的落款都是同一个名字——阿斗。经调查，阿斗正和我姐在谈朋友，而阿斗的父亲时任浙江省委领导，更重要的是，他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从这条线顺藤摸瓜，案子就渐渐进入了上面希望的轨道。接下来被拖进这桩案子的人都是符合上面暗示的干部阶层要求的：阿斗和阿斗身为省厅局领导的父亲，其在浙江大学当处长的母亲，蛐蛐儿前女友那位时任省委组织部处长的父亲。
涉案人员中有七个将被押送到北京。他们是我哥哥、父亲、姐姐，蛐蛐儿和他的父亲，阿斗和他的父亲。
5月下旬一个阴沉沉的日子，一辆接一辆紧拉着窗帘的吉普车悄无声息地从杭州火车站一处不被人注意的边门驶进了通往北京的火车站台，一列和普通火车没什么两样的火车已经静静地在铁轨上等待。与众不同的是，这列火车周围没有熙熙攘攘的乘客，而是一片肃杀和静谧。悄然驶进站台的每一辆吉普车的车门都正对着一节车厢的门，而每一节车厢的每一扇窗户都紧拉着窗帘。神秘和紧张写在每一个乘警和列车员的脸上，他们显然事先接到了有关方面的通知，知道今天押解的是一批十分重要的犯人。
后来我姐姐告诉我，虽然并没有蒙上她的眼睛，但是从她被带出关押的房间到坐上吉普车，再到坐上火车，她始终不知道自己是被从哪里带到哪里，她的视线所及超不过一米范围。当她从吉普车上下来，还来不及朝两边望一下，一左一右两个身穿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就以最快的速度将她架上一节车厢，推进一个包厢。包厢里除了一个当兵的和她自己再没有第三个人。当她四下张望，试图寻找什么时，当兵的严肃地告诉她，一个包厢一个犯人，你不用寻找，你什么也找不到的。倔强的姐姐一再问当兵的要把自己押送到哪里去，当兵的冰冷的眼神和紧抿的嘴唇终于让姐姐放弃了打探，但从小聪慧过人的姐姐还是从当兵的那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中判断出：自己应该是被押往北京。
哥哥、姐姐、父亲的被抓让我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们家那幢美丽的小楼四周昼夜布满了便衣警察。只要来我们家的人，很快就会遭到公安局的传讯。母亲不愧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她让我给所有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家里出事了，叫他们千万不要到家里来，我们不想牵连更多无辜的人。几天后，家中的电话被掐断了。
还是不断有人来看我们，虽然我们不希望有人来，以免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说心里话，只要听到有人敲门，我心里还是非常兴奋和激动。
第一个来的是秀才，她是我中学同学，由于她总是口若悬河并且功课极棒，大家都叫她秀才，而很少有人叫她真名。她来时外面正下雨，她穿了一件军绿色的胶皮雨衣。她是个一千多度的近视眼，厚厚的镜片上那一圈圈螺纹让你看不清她藏在镜片后面的眼睛。
她说话一改平时的滔滔不绝，字句很短，声音压得很低，像地下党在说接头暗号。
“抓了几个？”
“我们家三个。”
“还有谁？”
“蛐蛐儿和他爸爸，阿斗和他爸爸。”
“噢。”
秀才探头朝里屋看了一眼，又看看我，没再说话，转身走了。
许多年过去了，我至今都没有问过秀才，她那次冒雨来我家到底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便衣警察有没有发现她，她有没有遭到传讯，但我常常回想起她穿着军绿色胶皮雨衣，站在我家房间过道上，雨水滴滴答答往下掉的情景。
第二个来的是小嵇，一位热情奔放的青年诗人，也是一个率性耿直的军人。我和他是在翠竹环抱的四明山认识的，那是《浙江文艺》（即《东海》）举行的一次笔会，现在活跃在浙江文坛的重量级人物有不少都是从那个笔会上出来的。
我和小嵇都是参加笔会的业余作者。小嵇来时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的，进来便有些昂首挺胸的样子。他搬来一箱粉皮鸡蛋，还趁我不注意，将一包东西塞进我床上的被子里，事后我才发现是一包金猴奶糖。对于小嵇的到来我很紧张，因为他太不管不顾了，嗓门又大，进门就说，我写了一首歌颂邓小平搞整顿的长诗。还没等我阻止，他就激情澎湃地朗诵起来，那高亢无忌的声音在那种压抑的岁月里简直就是异数。我拼命摆手，叫他不要再念了，可他根本不理会，依旧兴致勃勃、慷慨激昂。直到我母亲沉着脸出现在门口，小嵇才朝我一吐舌头，红着脸叫一声“阿姨”，赶紧走了。
我追到楼梯口喊：“小嵇，你不要再来了，我妈是为你好！”
小嵇回头挥挥手：“没事！没事！”
张强和程坚是前后脚进我家门的，张强是我小学最要好的同学。而程坚是我中学同级不同班且在校时没什么交往的同学，我上高中时，他就被分配到一家菜场卖菜去了。
他们都很直截了当。张强说，她爸爸认识一个公安局的头儿，要不要托他去打听打听人被关在哪里，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何时能出来。程坚则拎来几条带鱼、一捆青菜。他的性格有点木讷，眼皮总是耷拉着像没有睡醒的样子。但谁都知道，那时候物资十分匮乏，老百姓想买点肉骨头和猪油都得半夜去排队，像这样闪着银鳞的带鱼，要不是菜场职工的家属，恐怕根本别想吃到。这份细微的体恤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替代的，家里出事后，我和妈妈没有出过门，已经有好多天没吃新鲜菜了。程坚送来的带鱼和青菜让我口角生津，眼睛发亮。
妈妈倒是没反对张强托她爸去打听亲人被关在哪里的提议，虽然我看得出她对这种打听会不会有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但她内心的焦虑和担忧让她此刻只要见到一条缝都会钻进去。她坚持将带鱼和青菜的钱给程坚，同时也叫他以后别再来了。程坚说，我一个卖菜的我怕什么，我就是给你们送点菜，这难道也犯法么？
那以后，程坚果然隔三差五地送菜来，而且公安局果然没有找他的麻烦，他大约是来我们家却唯一没有遭到传讯的人。
更让我感动和不能忘怀的是一次我最终没有参加的萧山聚会。那次聚会的发起人是小林和陈兄，其他大多也都是参加四明山那次笔会的作者。
我家里出事，大家马上都知道了。小嵇大着胆子来我家以后，大家都向小嵇打听我的情况。因为四明山笔会时我和小林住一间屋子，朝夕相处，无话不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记得当时虽是冬末春初，但山上已星星点点绽开美丽的映山红，我和小林常常在竹林小径中长时间地散步。现在回想起来，散步不是我们的目的，而离开压抑的城市，来到这犹如世外桃源的四明山，在没有政治硝烟的大自然中可以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才是我和小林一下子走得很近的根源。在那里，我把我从哥哥那里看到并抄录的“总理遗言”逐字逐句背给小林听，但那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所背诵的“总理遗言”会在以后的日子里改变我们一家人的命运。笔会结束回到杭州后，小林常和我联系，鼓励我写东西。由于我和小林接触频繁，公安局也对小林进行了传讯。小林觉得自己不方便到我家来，但她又不放心我，所以想了一个主意，搞个四明山笔会的部分作者聚会，聚会放在陈兄家，因为他家在萧山，那时候杭州人的概念萧山就是乡下了，大家心理上觉得乡下比较安全。他们煮了一只鸭子，然后让小嵇来叫我，说大家都在萧山等我吃鸭子。
我知道那年头上面对聚会比较敏感，我也更怕由于我家的事而连累大家，所以我最终没有去参加那次萧山聚会，但没吃成的那个鸭子带给我的希望和温情却让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就在张强托他爸打听消息迟迟未果的时候，我父亲、姐姐、哥哥，以及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一行七人，已经被悄然押解出杭，送往北京。
哥哥曾经应我的要求给我画过一张关押他长达一年半之久的牢房的地图。称这地方为牢房也许不太准确，因为事实上那地方位于北京城市的心脏，长安街的中心路段，全国总工会对面的一条胡同里。行人若是从那里路过，绝对不会想到那样的地方会和牢房有什么瓜葛。那里原先是中央政法干校的校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在哥哥的描绘中，那是一个幽静美丽的院落，院子里长着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凹字型的一溜房子很像学校老师的办公室。每个房间对着走廊和院子的一面是门，每扇门的上端是一块透明的玻璃，但玻璃被厚厚的牛皮纸从外面给糊上了，只在上面挖了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刚刚可以容纳一只眼睛。哥哥说，很长时间他都无法适应这个小洞里常常会突然冒出来的眼白多于眼珠的瞳仁，每次当自己的目光和小洞里的瞳仁撞上时，全身就会起鸡皮疙瘩。更摧残人神经的是每个房间里门的上端一盏一百瓦的电灯泡一天二十四小时照着你，尤其是晚上睡觉时，白晃晃的刺眼的灯光正好打在你的床上，让你有一种被扒光了衣服裸露在别人眼皮子底下的感觉。据说有不少人就是受不了这种灯光夜以继日的不间断的照射，最后胡乱交代，甚至神经错乱的。
从北京站出来，依旧每人被带上一辆吉普车，押送的军人男的英俊女的漂亮，都是中央警卫局的解放军战士。他们训练有素，时间掌控得很好。虽然我哥哥、姐姐、父亲同坐一列火车进京，又被送进同一所牢狱，但他们彼此居然都不知道隔墙就关着自己的亲人。
我和母亲一直不知道家中的三个亲人已被关押在北京，我们依然望眼欲穿地等着张强给我们带来消息。但张强却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隔断，我和母亲内心的焦虑无以言说，但生性要强的母亲对我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一定要开开心心地等他们回来，我们不能让别人看我们的笑话。
母亲说的别人是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幢小楼里的另外三户人家。楼上两家是“文革”中造反住进来的，而楼下的奶奶家则是拥有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的大家庭，老祖宗奶奶在这个家里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家的第三代都是和我们年龄相仿，从小一块儿玩的伙伴，我们家出事后，奶奶不允许他们再到我们家来玩，甚至不允许他们和我说话。可我们毕竟还都是孩子，奶奶的阻拦无法禁锢我们说话交流的欲望。他们总是趁奶奶不注意时蹿上二楼，溜到我们家的后晒台上，我也总是避开母亲的眼睛，躲到后晒台来和他们胡侃海聊一通。这里开阔空旷，四周一览无余，只有风从脸上轻轻抚过。有时我会突然哭起来，眼泪哗哗地往下淌，他们不会安慰我，却会静静地陪我一起流眼泪。
我知道自己不能总寄希望于从别人那里寻找安慰，我必须自己从内心里坚强起来。我想起“文革”中，爸爸妈妈都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那阵，他们的工资都被冻结了，我和哥哥没有钱买肉吃，便养了一只名叫“花花”的黄毛小母鸡，它每天都下一只蛋，而每次下蛋后“咯咯哒”的叫声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温暖使我们那时候的日子都明亮起来。
我和母亲商量我们是不是养几只鸡。没想到母亲一听我的主意，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意，说：“要养就多养几只，养得肥肥壮壮的，等你爸爸、哥哥、姐姐回来吃！”
我一下子养了六只鸡，还在碗桌下用木栅栏围起来，给鸡们营造了一个家。每当下午太阳落山时，我就会把鸡放出来，让它们到天井里散步。
每次鸡到天井里散步时，楼下的奶奶都会站在她家厨房门口大着嗓门发出一串笑，那笑声一听就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干笑：“哈哈哈，你们养那么多鸡给谁吃呀？”
我这时总会一边给鸡喂食，一边也哈哈大笑地回答：“六只鸡不多呀！等他们回来还不够吃呢！”
奶奶撇撇嘴说：“他们还回得来么？”
我朝地下吐一口唾沫，大声说：“当然回得来！我妈说了，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事情总归没有事情。”
那一年的夏天巨热无比。7月6日，朱德同志逝世。7月26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自然界的灾难和人世间的悲苦是否有心灵感应我无法知晓，但像1976年那样天灾人祸如此集中地接踵而至，让我冥冥之中觉得，人的意志无法和上苍抗衡。
许多年后，我哥告诉我，唐山大地震时，北京震感强烈，他房间里的暖瓶弹跳起来，翻了两个滚发出“嘣”的一声响，水和银色的瓶胆撒了一地。我哥下意识地朝门上方的小孔看了一眼，平时只要房间里稍有动静就会出现在那儿的瞳仁破天荒地没有出现，倒是房门一下子被打开，值班的警卫战士满脸急切地问：“怎么啦？怎么啦？”我哥说：“什么怎么啦？地震啦！”警卫战士二话没说，拉着我哥就往外跑。我哥一跑到外面就感觉到一种久违的只有天地间才有的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他被关押进来后第一次看到天和地，那样的感觉若不是亲历绝对无法理解。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瓢泼大雨像水盆倒扣。但我哥还是看清了所有的牢房门都已打开，警卫战士和被看管的犯人在漆黑中混同一片，大家都朝一个方面推搡拥挤。在生命的悬崖边，求生的本能让牢房内外的人在一瞬间搀扶在一起。但这样的亲近和搀扶真的只是在一瞬间，几秒钟后，看管人的和被看管的都清醒地意识到彼此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分寸。很快，一卷卷的塑料布运来了，训练有素的战士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重新意识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敏捷地打开塑料布，闪电般地就一个个手臂高擎，拽扯着塑料布的四只角，绷拉出一个个独立的方阵空间，犯人在尚未看清左右的情况下又已经被重新隔离开来。我哥说，那一晚的感觉仿佛不是在逃离死亡寻求活命，而好像是生死相依、血肉相连，他对那些高擎着塑料布帏帐的手突然间有了一种唇齿般的心痛。
唐山大地震后，关押在此的犯人开始有了放风的待遇，虽然每次只有半个小时，但这已足以让原本24小时不见天日的犯人们心满意足。蓝天、太阳、金灿灿的向日葵、绿色的小草……这些在旁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在我哥眼里全都美丽无比。每次放风，我哥都会眼睛一刻不停地扫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风庭院的一个墙角的砖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对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儿这么叫他。我哥环顾四周，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儿的踪影，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想寻找蛐蛐儿的蛛丝马迹。他想告诉蛐蛐儿，他并不怪他。
当时间如同冰凉的秋水深刻地掠过存在的境域时，我体悟到岁月这把刻刀的无情。虽然我已从多年来一直关心、帮助蛐蛐儿的哥哥处初步了解了他的现状，我也对蛐蛐儿今天的形象在心中做了千百种的描画和设想，但当我真正见到他时，心中的震撼和哀伤还是无法言说。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今夏将近四十度高温的天气里，走进了蛐蛐儿现在的家。没有看到空调，一台嗡嗡作响的破电扇摇摆着脑袋吐着热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儿住在这套至多不会超过五十平方米老旧灰暗的居室里，蛐蛐儿臃肿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常年坐轮椅或卧床不活动造成的。他的脑子还是相当清醒的，但那木讷的表情和迟缓的动作却像一个患了痴呆症的老人。当年那个令多少女孩子着迷的风流才子的英俊潇洒，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将买来的水果和我主编的1—4期《江南》放在他身旁，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忆一下的，没想到他立马脱口而出：“袁敏怎么会不记得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久远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呼啸而来。
我问他：“你能看书吗？”
他说：“能。”
我又问他：“能写东西吗？”
沉默了大约几十秒钟，他说：“能。”
我告诉他，我正在给《收获》杂志写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我还告诉他，《江南》有一个栏目叫“第一见证”，专门刊登一些亲历亲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给这个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样也许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他没有拒绝。
一个星期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写了没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没有。”“是不想写还是写不动？”半晌，他才又说：“写不动。”我有点着急：“身体不好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回答，电话里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我也不说话，听着他的呼吸声像触摸到他的心跳。几分钟后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不想写。”
我默默地握着话筒，我能理解这“不想写”三个字背后的痛楚和心酸。就像一个已经结痂的伤口，你又要让它重新被挖开来，露出里面鲜红的血和肉，这确实是太残酷了。我知道他为“总理遗言”付出了青春、爱情、健康、家庭，甚至付出了丧失工作能力、丧失拥有孩子的权利的惨痛代价！这是一个长篇的容量，我在这里无法将它铺陈开来。
我想挂断电话时，蛐蛐儿突然开口了：“我相信‘总理遗言’也是总理要说的话，那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看不见蛐蛐儿的表情，但我听到他一字一句非常清晰地说出这样的话，还是有点愕然，可以想见他一定是又沉浸到自己创造和梦幻的意境中去了。
当年蛐蛐儿从北京监狱放出来后很长时间没有和我们联系，虽然我们从来都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的账算在“四人帮”头上，但他总觉得对不起我们，不好意思来看我们。直到有一天他写出了一部后来获全国报告文学奖的稿子《啊，龙！》，当时我在《东海》杂志当编辑，蛐蛐儿为了投稿，第一次到编辑部来找我。那也是他出狱后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总理遗言’确实是总理想说的话，不是伪造的，真的是总理的遗言。”
我没有反驳他，只是静静地听他说。当时的他依旧风度翩翩，潇洒倜傥，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此时他因在监狱里长期失眠，靠吃大量安眠酮才能入睡的依赖性已经等同于毒品上瘾，我们更无从预料这种毒瘾居然会毁掉他的后半生！
那一次，他对我说了很多话。
他告诉我，为了写好这份“总理遗言”，他曾经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报告，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仔细阅读仔细揣摩。他还在父亲曾当过团省委第一书记的晨光家里看到一本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任弼时的追悼会纪念册，里面的许多内容都给了他很大启发。最最关键的是，蛐蛐儿认为：在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这就是他写“总理遗言”的动因，他认为自己只是说出了总理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罢了。
今天，当我从电话里听到蛐蛐儿说着和当年几乎相同的话时，我终于明白：这么多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已改变，蛐蛐儿也从一个风流的青年才俊变成一个过早步入老弱病残行列的几乎被人们遗忘的人，但他对“总理遗言”的信念却一如既往。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曾几次问哥哥：粉碎“四人帮”四个月以后，父亲、姐姐，还有阿斗和他的父亲、蛐蛐儿的父亲都被放出来了，为什么单单把你和蛐蛐儿又关了大半年呢？假如说因为蛐蛐儿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还能说出一些继续关押的理由，那么，将你也扣着不放是什么原因呢？
哥哥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我。后来，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才拿出一个颜色陈旧的牛皮信封，将他从来都秘不示人的个人档案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从中挑出了与“总理遗言”案相关的材料。
第一封材料是《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
袁中伟：男，二十三岁，浙江上虞人，因有伪造总理遗言的嫌疑，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拘留审查，后送北京进行保护性审查。经查，袁中伟同志和制造总理遗言无关，但是在“四人帮”搞乱浙江的很复杂的情况下，也说了一些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现解除审查，回原单位工作，工资照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
材料虽然是复印件，但字迹清楚，右下角那枚带着国徽图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印章有一种赫然和庄严。
哥哥告诉我，他当时根本就不同意公安部作出的结论，并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公安部的同志对他说：“你不签字这个案子就结不了，案子结不了，你就出不去，你难道不想早点回家和家里人见面吗？”在他们的反复劝说下，我哥哥终于同意签字。他在他的审查结论中写道：
这个结论我本人不同意，我保留向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反映情况的权利。
袁中伟
公安部的同志当时就傻了，他们没有想到我哥哥会签下这样的意见。他们将他一个人撂在房间里，出去商量了半天，然后进来对他说：“你这样签字就出不去了。”我哥哥说：“我不出去，我不能拖着这样一条政治尾巴去面对我今后的生活。”僵持了半天，他们尴尬而无奈地说：“那还是先让你出去吧。”
出狱后我哥哥被转移到一个招待所，在招待所期间，他们继续派人轮番做他的工作，要他撤消自己的意见。他们说：“这个案子已经定了，中央领导都签了字，你不要再固执了。”有一个瘦高个的中年人和颜悦色地对我哥哥说：“你们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我党历史上每次路线斗争总有一批人要牺牲，这是革命需要付出的代价。现在‘四人帮’粉碎了，邓小平已经出来工作了，你们的目标也已经达到了，虽然坐了牢，但到底没死人，你们还算是幸运的，这样的结局你们应该满意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名公安人员的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据说当时我哥、我姐、我父亲以及其他涉此案关押在北京的蛐蛐儿、阿斗和他们的父亲共七人，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而我和母亲的户口也在我们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迁移到富阳农村。假如不是粉碎“四人帮”，我们必将家破人亡。
此时，浙江省公安局来北京接我哥哥的同志也帮着做我哥哥的思想工作。一名姓蒋的老公安对我哥说：“我们大家都是这场路线斗争的受害者，我的损失比你还大。”原来这位蒋公安当时是省局负责“总理遗言案”的成员之一，1976年7月26日，他去北京送此案的审查材料，他儿子的女朋友在唐山工作，儿子便要求和爸爸坐同一辆火车去看望自己的女朋友。车到天津时儿子下车了，从那儿转道去唐山。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打那以后，儿子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就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一样。他曾发疯一样地寻找和打听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生不见人，死不见鬼，这种悲苦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他是去送死的呀！蒋公安对我哥说：“假如那天我不去北京送你们的材料，我儿子是不会坐这趟火车的，不坐这趟火车，他就不会遭遇唐山大地震，不遭遇唐山大地震，那我现在可能就快抱孙子了……”蒋公安说这话时眼睛湿润了。
哥哥不再说话，无论是天意还是人为，再大的冤屈比起一条骤然消失的鲜活的生命，你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哥哥的沉默并不表示他的认同，他最终也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
陈旧的牛皮信封里还有两张泛黄的纸，它们也许可以作为“总理遗言”这个惊天大案的结尾。
第一张纸上的内容是《中共浙江省委（决定）省委发[1978]112号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省电力局党组转杭州市半山发电厂党委：
在“四人帮”及其在我省的代理人赖可可、罗毅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他们利用追查“总理遗言”，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对反对“四人帮”的袁中伟同志非法抓捕，实行所谓“拘留”和“保护审查”，纯属政治迫害，应予彻底平反，对袁中伟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恢复其政治名誉。
中共浙江省委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第二张纸上的内容是《公安部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袁中伟同志因所谓“总理遗言”问题受“四人帮”在公安部党羽和在浙江的代理人的政治迫害而被非法抓捕，进行所谓“审查”。事实是：袁中伟同志是积极反对“四人帮”的，并和伪造“总理遗言”毫无关系。中共浙江省委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已作出的《关于给袁中伟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是正确的，公安部同意中共浙江省委的这个决定。同时，撤消公安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三日《关于袁中伟同志的审查结论》，有关材料予以销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一九七九年
后面的月和日被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上庄严的国徽盖住了，我努力辨认了半天还是看不清楚，便放弃了努力，因为我从心里觉得，这样的平反决定对我们亲历这个惊天大案的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