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朱佳强 整理 曹晓波
围海造田8年，做梦都想改变命运。填表时注了一笔：“自学法语三年。”
1977恢复高考那一年，光我们萧山一垦场，报考的知青就有两百多。班车挤不下，脚踏车全借光了。我反正每天练长跑的，车子借给了朋友，外套他拿着，我跑步去考场。
那天一早，从场部去义盛中学的路上，全是去赶考的，有坐汽车、拖拉机去的，有骑自行车去的。考场离农场24里路，我撒开双腿，噔噔噔噔跑。那年规定初中文化程度的知青只能报中专，高中文化程度的才能报大学。我是70届的，这一届初中生，最多只有初一水平。英语只学了两三句，一句就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我报的是湘湖师范，填两个专业，一个美术、一个英语。英语不指望，都说读外语要越年轻越好，我24岁，填了也白填。美术，我看行，农场放电影前的幻灯片都是我画的，书法也不错。师范出来，当一个小学美术老师没问题，搞不好还有机会深造。填表时我在备注栏注了一笔：“自学法语三年。”
中专考卷挺简单，刷刷刷刷，我一个小时就做完了。我自幼是个书驮头，妈常说我一坐在痰盂上就起不来，捧一本书，都忘了在干什么。读小学二三年级时，我就捧着字典看小说，巴尔扎克、罗曼·罗兰、雨果等法国大师的小说顶喜欢。那时候就幻想有一天能看懂他们的原著。在农场写报道，我从来不打草稿，所以考试特快。
我考完不急着走，在校园里晃悠。一个眼镜儿过来问我，我俩就聊天，我说我不是在等汽车，我是来回跑的。我还和他谈到法语，我一直想找个对法语感兴趣的人。他很惊奇，为啥？法语难学啊，语种里的“大熊猫”，在这偏僻的海涂，谁来教你？
原来眼镜儿是《杭州日报》的记者。当时“杭报”小小的四版，没啥看头，但越没东西看，看得越仔细。眼镜儿的豆腐干文章登了，说我跑步赴考场、说我自学法语。据说某领导看到了，在一次会议上对萧山的领导说：“你们总说没人才，我看萧山就有，知青当中就有。”他还把我作为例子。这话我也是后来听人家说的。
没几天，啪，萧山农垦局一个调令过来，要我去当秘书。一个人啊，你真的不知道命运的转折点在哪里。真的，我一辈子都感谢“杭报”。围海造田8年，多少苦哦。我从没放弃过学习，总想通过努力改变命运，但没想到机遇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复旦大学的老师觉得奇怪，问我父母是不是教法语的。不是。外交干部？也不是
场部领导舍不得我走，我在农场写写画画得心应手，广播站写稿、编稿也用得着我。领导说，你到那里干几天看看，不习惯就回来。我也舍不得走，农场还有几个要好朋友。我没有急着办理粮户档案关系转移，也是想干几天看看。
农垦局张局长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你就算被湘湖师范录取了，出来也就小学教师，在这安心干吧。”我干了个把月，感觉还不错。天冷了，好像是12月28号，我请假骑辆自行车回场部去拿衣服。那时候我就一件单衣，冬天不穿毛线衫的。
一到场部，总机室有人趴在窗口喊我：“朱佳强，你来了，快！杭州长途！是招办打来的！”我说：“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开我玩笑啊。我都被你们搞得灰头土脸了，一见面还要开玩笑！”她们说：“真的，这回是真的！”急得直跺脚：“你赶快上来啊！”
我说他们开我玩笑，这中间是有一段辛酸往事的。197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为新华社代培驻法记者，到萧山招生。我自学法语在萧山小有名气，有人向老师推荐了，老师打来电话，约我测试一下。
兴奋啊，我连夜骑了90里路，到县招待所住下，根本睡不着。第二天起来，我换上了一直舍不得穿的那件“出客”的中山装，在文教局接待室坐等到下午两点。
我带来一大包的法语作业，摊了一桌子。两个老师看傻了眼。先叫我朗读，一听，发音不错。再用法语提了几个问题。听力和口语也蛮好。然后就看我的作业。你看，我写的法文，那时候我就写得这么漂亮了，清秀又流畅。当时还有一本《汉法词典》，我自己编的，用法文版的《北京周报》比照《人民日报》相对应的文章，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对照、归类、抄录。
他们觉得奇怪，问我父母是否教法语的。我说不是。外交干部？也不是。干什么的？平民百姓。老师说，你相当于大学二年级专业水平，哪来这么好的基础？我说自学的，他们当场考我笔头翻译，我几分钟就完了。他们说，自学到这个程度，了不起，你是怎么学的？
我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带短波段的。常常一个人在江堤上高声朗读
还是从头说起。
我是余姚人，“文革”时，两个姐姐插队落户，我特照留城。先是分配到布店，我没去报到，后来叫我去当屠工，就是杀猪。我不领情，我其实和高玉宝一样，整天想着读书。小学成绩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三年级时，我还得过余姚镇小学生书法比赛第二名。我妈妈去找校工宣队、去求镇领导，想进高中班，都不管用。
正好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余姚招人，我一听“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还以为半工半读可以念书，就报名去了。别人家带的都是生活用品，我只带了两只木板肥皂箱，里面装满书。我去的八团，在钱塘江口最前沿，新湾镇以东12里，1975年改为萧山第一农垦场。
兵团原来是个生产单位，哪有“大学校”？我点了蜡烛自学老的初中、高中教材，还有我妈叫我学的医学书，好几次头发都烧掉了。大概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吧，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业余外语广播讲座。几个要好的朋友都说学英语，我说我学法语，为啥，法语难学，我就喜欢挑战。那时候已经有半导体收音机了，便宜的收不到上海台。当年工资每月18块，我花了一年的积蓄买了一只带短波段的。信号差的时候，还是要贴了耳朵听。
时间一长，有人误解了，整天偷偷摸摸学外国话、听短波，干什么？想叛国？至少不安心在兵团干革命。领导一批评，不少人坚持不住了。我还是学。就这一套当年的广播教材（朱佳强拿出一本1975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法语教材），五本，我全会背的。我常常一个人在江堤上高声朗读。现在我对学生说，学外语没有捷径，就是大声朗读。
有时叽里呱啦一背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不满足五本教材。后来订了份法文版的《北京周报》，开始背《人民日报》社论。我比别人幸运，会画会写，调到营部当文书。“双抢”一到，办了一份《双夏战报》，我连写带编还要刻、印，一连二十天。营长、教导员看我工作卖力，也就不反对我学法语。
在杭州外文书店，我买到了第一本中国的法文版小说《闪闪的红星》
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1974年，我们八团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一个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的名额，当时有两个人报名，一个我，一个团部的护士。我俩原来都在一个连部，一起学外语，关系相当好。当然不是恋爱关系，这种事那时候想都不想的。
1972年的一天，我在船上卸煤，刚下过雨，踏板很滑，两人担两百来斤，我滑倒了，一只手撑在地上，两处骨折。我住了院，她护理我，打饭、洗衣。别写她的名字，她现在是某省领导的家属。你说，当时我多矛盾啊。我要是坚持去，这名额就是我的，全团都知道法语我比她好。最后我还是将名额让给了她，一个女孩子比我更需要这种机遇。
她也没有忘记我，一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就给我来信，她说以后法语上有什么问题，你就找我。好啊，我一直孤军作战，不知天外有天。从那以后，我们就互相通信，我现在还保留着她的信，有那么高一叠。当然，没有一句恋爱的话语。
我将法文写的文章、日记、译文寄给她，她将我的作业交给她的老师。再将老师的批语和学校布置的作业、学习资料寄给我。她常告诉我，老师又拿你的作业在课堂上传阅了，老师说，一个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都学得这么好。我的那些作业，每次寄回来都是皱巴巴的，甚至破烂不堪。
当了两年“哑巴”后，1975年我总算在宁波找到了一位退休的法语老师，一个老右派，黄英佛，他是当年外交部长黄华的同学。我们成了忘年交。在语法和翻译方面，他对我的帮助很大。他给我的不仅仅是法语上的帮助，还有做人的理念。人在最苦的时候是什么在支撑？就是理念。
我到处找教材，在上海淮海路旧书店淘到苏联的法语教材；买到越南的法语版《南方来信》，整本书翻译出来，再买中文版的。一对照，八九不离十，信心更足了。在杭州外文书店，我买到的第一本中国的法文版小说是《闪闪的红星》；后来又有了《郭沫若诗集》。我一一买回来翻译。后来的法语考试中，翻译考题，整段整段的都出自《闪闪的红星》。
进修学校门口的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名单，看到最后，真有我的名字
还是继续说1976年，复旦大学老师在文教局对我的面试。这两个老师听了我的诉说，其中一个眼圈都红了。她说，跑过安徽、江苏和上海的知青点，对法语痴迷到这个程度，还真没见过。
回到农场，消息就传开了，都说朱佳强被复旦大学录取了。每一个熟人见了我，就问有没有电话来。也有开我玩笑的：“朱佳强电话！上海来的！”“朱佳强，电话！杭州来的。”当时我没有留下复旦大学老师的电话，也不知道到哪里去问。等啊，等啊，一直没消息。再去打听，说是县里某领导的孩子顶替去了。
你说，1977年的12月28日，她们在楼上这么叫我，我会相信吗？早不来晚不来，我一到就来电话，哪有这么巧的？但她们都急死了，我就冲了上去。
一听电话，是个女的，声音很苍老，她说她是某某老师，要我在元月8号早上八点半到杭州葵巷大塔儿巷教师进修学院加试法语。我也就稀里糊涂地答应，哦，哦，好的，好的。心里还是在想，这是谁啊，在杭州晓得我到场部了，跟我开这个玩笑。
再说，湘湖师范我报的是英语，加试什么法语？但记忆中也没有这么一个女的会跟我开玩笑啊，心里咯噔一下。说实话，自从复旦大学的老师面试以后，我对上大学学法语看得很淡了。到农垦局上班了，中专放弃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工作，按张局长的说法，前途不会差的。法语对我来说，就是一项业余爱好，能看得懂法国原版图书，不是挺好吗？
我拿了一套劳动布的工作服，就回了农垦局。
1月8号，星期日，天有点冷。一早起来，我照例长跑到五七路口折返，途中想到杭州红太阳展览馆（现浙江展览馆）有个画展，去看看吧。每一次杭州有画展，我都去的。回到宿舍，我穿上那套劳动布衣服，骑了脚踏车摆渡过江，到了南星桥，沿了江城路骑。一路上北风很大，顶着风，两个月没理的头发，吹得乱成一团，橱窗里一看，一辆破车，一头乱发，一身劳保衣服，很土。我突然想到那个“长途电话”，反正顺路，还有时间去看看，拆穿西洋镜。
我骑到进修学校门口，看到不少人拿了纸在看在念，正好电铃哗哗响了，他们将手上的纸塞进口袋，往楼里走。还真有考试啊？我看校门口的黑板，有密密麻麻的名单，从头看到尾，最后真有我的名字。其他考生的名字都是用白粉笔写的，只有我的名字是黄色的。
一个很老的校工走过来问我，找谁？我说我不找谁，他说不找谁你到一边去。突然，他回过头来，说你是不是姓朱？是不是朱佳强？我说是的。他说你准考证让我看看。我有什么准考证啊？我下意识地一摸裤子口袋，我穿的是前几天回农场拿的劳动布裤子，袋里就放着上次考中专时的准考证。我懒得洗，还在。我说就这。老校工说，对的对的，你赶紧进去，老师交代过的。
命运就是这么安排的，你说怎么办？
开了闸门似的思路，怎么也止不住，就提笔写了“我是怎么学法语的”
那时候刚恢复高考，纪律没有现在紧，教室的学生“索落索落”地做考卷，两个监考老师一看我的准考证，交头说了说话，冲我指了指最后一张课桌。这是一张最破的桌子，像是临时加的。我参加过高考，也晓得规矩，一打开桌板，两张考卷、一张草稿纸，我就拿笔做了起来。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人家学得怎么样。我才做了二三十分钟，“朴落笃”，一个考生起来出去了；“朴落笃”，又一个出去了。我以为他们上厕所，但他们出去后却不回来了，看来都是有备而来的高手。
整个教室走得只剩我一个了，我的脑中突然出现了义盛镇考场我一个人在操场的情景；出现了1968年武斗枪炮响起，全班45个同学全跑光了，老师为我一个人讲课的情景；出现了县府招待所内两个复旦大学的老师注视我一个人做考卷的情景。甜酸苦辣，百感交集，我做完考卷，时间还有，我开了闸门似的思路，怎么也止不住了，拿起笔就写起了“我是怎么学法语的”。
我的法文写得既快又流畅，刷刷刷刷，忘了时间，忘了所在，心中的感慨，对新时代的感激，全涌到了笔尖。写到稿纸尽了，意犹未尽，我将稿纸翻过来，想背面再继续。刚一翻，只见眼前一亮，嚓，一张白纸飘了下来。我回头一看，两个监考老师，一左一右，就在我的身后。我接了稿纸，什么都没说，又继续写。刚写完，铃声就响了。两个老师也不说一句话，收了我的卷子。
接下来是口试，考生们都在空地上拿了纸条背，也有条件好的人拿了进口录音机听的。我没准备，也不指望利用这一点时间，反倒很轻松。口试开始，每个人进去，也就五分钟。我还是最后一个，三个老师，轮流用法语问我，从我家有几口人、什么学校学的法语，到我看过什么法语书，看过的小说中有什么人物、哪些情节。一个问完了，另一个接着又问，一直问到我所学的法语词句“弹尽粮绝”，才说你可以出去了。我出去一看时间，口试用了20分钟。
那一天画展没看成，却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场考试。我不知道这一次加试对我意味什么，一路骑，一路想，想到以前的种种挫折，心也就平静了下来。我想，有机会测试一下也好，就当是一种尝试吧，就像喝咖啡，喝过了，哦，是这么一回事。回来后我也没跟第二个人说起，生怕再闹出笑话。
接到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我爹妈立时就在堂前华国锋的画像前跪倒
后来，就是回家过年，假日也没现在多，也就三天。一回到农垦局上班，一个同事悄悄告诉我，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说来了就来了，反正我已经放弃了。我说的是湘湖师范。他说不是湘湖师范，是南京大学的。我说：“你别开我玩笑了好不好。”他说：“要是的，你怎么办？”我说：“你说怎么办吧。”他说：“将你那一箱法语学习资料全留给我。”
到了这时候，我才看见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一所仅次于清华、北大的名牌大学，激动得我语无伦次。我要向家里报喜，我两腿发软、发飘，走不动路。人的大喜与大悲，居然会同样难以承受。从农垦局到邮电局，二百多米路，我走了二十多分钟。那年头老百姓哪有电话啊，到了邮电局，我给家里发电报。要了电报纸，一只手就是不听话，抖。营业员说：“不要抖，不要抖，慢慢写。”
后来知道，我爹妈接到电报先是吓了一跳。打开一看，立时就在堂前华国锋的画像前跪倒了，磕头啊，我妈说，是咚咚咚咚，真的磕出声的，我家从来没有出过大学生啊。
到了南京大学，班里就数我年纪最大、穿得最差。同学们大多20岁不到，风华正茂，有的还是干部子女、外语学校毕业的。问我，什么单位？我不能说是农垦局，工资关系还在农场啊。哦，你是农民啊。再问什么学校学的法语？自学的。哦，土法语。考试考不过他们，口语说不过他们，有差距啊。我几乎还是一个人在学法语。
两年后，我的水平就上来了，我的法译汉几乎就是全班的范本。翻译课讲评完了，老师往往会说：“朱佳强，你看怎么样？”大二，我开始搞翻译了，投稿几乎是百发百中。
我没走文学翻译的独木桥，而是搞万宝全书似的百科知识翻译。当时刚开放，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对国外信息的需求量很大。《地名知识》杂志登了我翻译的一篇有关巴黎城内街名由来的文章，编辑还以为我是什么专家学者，来找我，才知道是个在校学生。
从《读者》创刊起，胡亚权总编就瞄上我了，几乎每一期都有我的文章，最多时一期发三篇。《环球》是新华社的主流刊物，没少登我的译文。《东京三十万颗炸弹》一文刊出后，反响很大。
稿费多了，就请客，去旅游。到了后来，连老师都愿意和我联手翻译长篇巨著。1987年，我翻译出版了法汉对照的《红与黑》。
我学法语两年后才遇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学法语15年后，才真正到了法国。但你信不信，在法国，竟有人为我的口语打过赌，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
作为浙江省科技翻译学会的常务理事，我为浙江的企业做过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包括生产设备的引进、招商引资、参展评奖、市场考察、招投标、法律诉讼，等等。这一说，扯远了，好多事情不仅仅是翻译，完美的策划、国外的公关，非常重要。那年有家企业得了国际金奖，把一个鼓乐队拉到虹桥机场迎接我们回来，真让我感动。
我的朋友都说我适合当大学教师。我空的时候也做做家教，教的都是亲戚朋友的子女。一对一地教。又是一个人的法语。
现在“海归”多了，法语人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我这个“前浪”没有死在沙滩上。搞笔头翻译、教法语还是我的强项。我一直坚持：翻译是艺术，不是技术，技术的东西可以用机器替代，艺术是难以复制的。
我还有一个强项：玩自行车。在杭州，我玩车的名气要超过法语，五届自行车环浙，每一届都是我牵头策划、组织的。这要扯开去，故事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