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朱锡侯 整理 朱新地
父亲朱锡侯（1914—2000），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被选送到法国，成为中法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1945年“二战”结束，获得两个博士学位的父亲，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国。
20世纪90年代，父亲已经退休。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断断续续地对着录音机叙述起了往事。本文是他当年回国的一段经历。
巴黎——
梅纽因上台，拿起弓，头一曲奏响的是著名的《马赛曲》，我对家和祖国的想念简直强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1937年我去法国留学。按规定，我在法国里昂大学理学院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时间是四年，但由于“二战”爆发，欧亚交通完全断绝，因而我在完成了心理学的学业后，又到巴黎大学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生理学），在法国一共待了八年。
1945年5月8日，巴黎从德国法西斯铁蹄下获得解放，全城市民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凯旋门广场、香榭丽舍大街、蒙马特高地……整个城市人山人海，人们为战争结束而欢呼雀跃。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还专程从伦敦赶到巴黎，为庆祝巴黎光复举行专场音乐会。
这一天，巴黎大歌剧院座无虚席，梅纽因上台，拿起弓，头一曲奏响的是著名的《马赛曲》。听众“唰”地一下全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从一楼到三楼，全场跟着琴声大声地唱着：“起来吧，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时刻已经到来，血染的旗帜已经升起……”大家边唱边痛哭，整个大厅里充满着同仇敌忾的悲壮气氛。在这万众一心的时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灵深处同样承受着巨大的撞击与震撼——为法国，也为我还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我离开中国已经八年了，我非常想念我的祖国，想念那里的一切，想念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和她刚刚结婚我就出国了。
大约6月上旬，一个同学告诉我，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回国。并说，如果这次不回国的话，以后回国的路费，中法大学不再负责。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中国大使馆武官叶南和指挥西线战场盟军的艾森豪威尔将军交涉后，说可以用ATA的军用飞机把滞留法国的公费学生送回昆明。ATA是Air Transport of America机构的简称，它主要往返于中法之间（昆明—巴黎），运送军人及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人员。
总算有了个回国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否则，我自己是绝对没有能力承担回国路费的。但同时我又感到矛盾，因为我做的一些学术研究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莱纳大学德高望重的心理学教授阿·比勃鲁也一再表示，希望我到他身边去做他的助手，并告诉我说如果我愿到莱纳大学任教，他可以亲自推荐，绝对没有问题。
面对这些情况，我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心里确实有些不甘，另一方面，我怀念祖国和想家的心情又是非常强烈的。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妻子范小梵给我来了几封信，信里虽没有直接催我回去，但抄写了一些有关乡愁别恨的唐诗宋词，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等等。我读了之后，对家和祖国的想念简直强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想，日本投降后，国家正需要建设人才，既然自己已在外国读完了书，就应赶紧回去报效祖国。而且，ATA的班机经过几个中间站后可以一直到达昆明，那时范小梵正在昆明的《中央日报》当记者，我一下飞机就可马上见到她。于是，我婉言拒绝了阿·比勃鲁的邀请，马上到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去报了名，争取尽早回国。
这的确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常有学生对我说：“朱先生，您当初干嘛要回来呢？您留在国外并不妨碍您报效祖国，您在国外做出成绩，同样是中国人的光荣呀！您可以把师母接出去，还可以经常回国来看看，作些交流……”也许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别的姑且不谈，起码有一点，我后来不至于成为“右派”，不至于把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时光，都用在接受批斗和写检查上。当然，这一切都已是后话了。
爱琴海上空——
机窗一下子自动打开，我的半个身子已翻在窗外，命虽然被救下来，我却变成了一个赤贫者
1945年8月16日，我和蓝瑚、李念秀、于道文等六人作为首批回国小组的成员一起回国。出发点是巴黎，终点是重庆。为什么终点是重庆而不是昆明呢？这是因为ATA的飞机是战时的军用飞机，非得有一定的名分才能乘。因此，我们几人是作为支援国内抗日战争的工作人员去重庆军令部报到，听候军令部分配而乘坐ATA的飞机的。
8月16日那天，我们把自己的行李带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然后由大使馆派一辆大卡车把我们这些人和行装一起送到奥利机场。虽然法国不是我的祖国，但我毕竟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八年之久，和这片土地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有我的导师，还有许多朋友，一旦真要离去，心中也充满怅惘与不舍。
按照预定计划，我们并不是从巴黎起飞就可以直达中国的，途中要经过马赛、罗马、雅典、开罗、德黑兰、卡拉奇、加尔各答、昆明，最后到达重庆。一路曲曲折折的行程，简直就像是我后来的人生道路那样，不仅充满了磨难——应该说是灾难，而且差点儿送了命。
我们从雅典飞往开罗时坐的是陈旧的运输机，机舱比公共汽车还要狭小，最多不过坐二三十人。靠窗两排长条木板凳，人们面对面地坐在两边，中间只有很小的空隙。当时正值8月中旬，飞机里没有空调装置，我热得昏昏欲睡。为了凉快一点，我把西服脱下来披在身上，为了能稍微轻松一些，甚至连安全带也没有系。哪知我背后所靠的机窗是军事人员跳伞用的，开启机窗的把手就在窗的下边，很像现在小轿车门的把手，跳伞时只要把下边的把手一转，窗户往上一翻就打开了。由于起飞前检查人员的疏忽，机窗下面的把手没有卡紧，当飞机在爱琴海上空飞行时，强大的气流使得机身猛烈震动，机窗一下子自动打开了。当时我正紧靠着窗子打瞌睡，顿时半个身子已经翻在窗外，马上就要摔下去了。幸好坐在对面的一个美国兵一把抓住了我的小腿。他猛地一拽，我的屁股一下子跌在机舱地板上，等清醒过来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多亏那位美国兵眼疾手快，否则我恐怕早已葬身鱼腹了。
然而，命虽然被救下来了，我却变成了一个赤贫者，也丢掉了一切随身携带的证件，这就给我后来的旅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有可能回不了中国。
为什么呢？因为我所有的钱和重要证件，都放在我身披的那件西装上衣的内口袋里。里面有我的护照、一只西马怀表、几张非常重要的医疗证件和三百美元。三百美元是上飞机前，中国大使馆发给每个回国留学生的，作为我们一路上的费用和到重庆后的生活费等。医疗证件则是证明我已经注射过几种疫苗。因为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季，非洲一带可能发生霍乱、鼠疫、黑死病等流行病，所以没有这些医疗证件是绝不允许上飞机的。而且每到一个着陆地点，都要把这些证明连同护照一起交给检查人员，经过检查确认后，才能离开机场。
除此以外，还有我戴的近视眼镜，以及放在西服口袋里的那支随时要用的派克笔，也一起随着下了地中海。因此，飞机在开罗机场着陆时，我已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难民。而且我是一千多度的高度近视，眼镜一丢，连走路都要摸瞎走，狼狈之态可想而知。
开罗——
找中国驻埃及的大使馆，请求给予帮助和救济
此时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找航班负责人，大家作证，说明该事故是由于检查飞机的工作人员失职所造成的，因此应该赔偿我的损失。哪知在航班办公室那些人的眼里，我们这些黄种人，特别是一些回国的留学生，又不是军事人员，本来是没有资格乘坐军用飞机的，完全是由于他们的慈悲，才让我们搭乘了ATA的飞机（实际上我国政府是付了费的），根本不肯承担任何责任。我们据理力争，最后，他们总算答应给我出一个书面的证明。
几个关心我的同学经过考虑，认为我应该到开罗去找中国驻埃及大使馆，请求使馆给予帮助和救济。于是，大家一起陪同我去了大使馆，不料那位姓张的大使说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使馆绝对不可能给予救助，最多就是给我补办个护照，不收五块钱的手续费而已。
经大伙儿再三恳求，张大使才答应把我的意外遭遇在护照上加以批注。他说：“你到了重庆后再去向中央教育部反映吧。”这算是我感受到国民党官僚主义嘴脸和作风的第一堂课。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免费补办到了一张护照，能够继续旅行和回到祖国了。
加尔各答——
再次起飞就将是飞越喜马拉雅山，我排在最后，等轮到我时，氧气瓶和棉袄都没有了
不料我的厄运还没有结束。到了加尔各答，飞机又着陆了，再次起飞就将是飞越喜马拉雅山，即经“驼峰航线”到昆明。由于这条航线的飞行高度要比一般航线高得多，而那时的飞机性能及条件都远不及现在的飞机，因此，在起飞前照例要给每个乘客发一个氧气瓶和一件棉袄，用来应付高空的空气稀薄和寒冷。在排队领东西时，我们几个人是排在后边的，而我呢，大概是生性与世无争吧，又总是排在最后一个，因此等轮到我时，氧气瓶和棉袄都没有了。于是机场方面让我在加尔各答机场停留等候，等有氧气瓶和棉袄时再乘下一次班机走。
自从出了事情之后，我就成了惊弓之鸟，跟大家一起行动，多少还有个照应。于是大家又和负责人交涉，我也一再表示自己的身体很好，没有棉袄、氧气瓶也不要紧。再三央求之下，负责人终于同意我跟着我们小组一起走了。幸好我在飞机上的情况还算好，也算是我“命大”吧，最后总算是平安地到达了昆明。
昆明——
小梵见到我，悲喜交加；妹妹看见哥哥平安回来，为我庆幸；而妹夫觉得我留学八年是一件十分不划算的事
8月28日下午，也就是我们从巴黎启程的第12天，飞机终于降落在了昆明巫家坝机场。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去找我妹妹和妹夫。妹夫李汉松当时是昆明中华书局的经理，他家不住在昆明市内，而是住在昆明近郊吴井桥的中华书局仓库里。我就东问西问地找到了我妹妹家。见面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寒暄之后，妹夫对我说：“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明天早上我带你到市里去看小梵。”
次日上午，妹夫带我去了小梵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堆满了土坯泥巴的小院子，真是名副其实的蓬门陋巷。我和小梵分别已整整八年了，其中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联系。她见到我时，感到非常意外。我俩真是悲喜交加、百感交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在见到我妹妹、妹夫后，我把一路上那些曲曲折折的经过和惊险讲给他们听，我妹妹看见哥哥平安回来，路上没有把命送掉，很是为我庆幸。而妹夫呢，总认为我在国外留了八年学，回来却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所以他觉得我留学八年是一件十分不划算的事。那天晚上在他家里，他对我说：“锡侯啊，你如果留在国内做点生意，现在也该有些经济基础了，绝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我知道他这番话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
重庆——
希望像肥皂泡一样幻灭，酷暑炎热、贫困乡愁、悲凉凄苦以及对找工作的焦虑和期待几乎是我的全部生活
9月1日早晨，我们一行从昆明起飞，下午1点多钟到达重庆。下了飞机后四处打听，费了好些周折总算找到了我们中法大学的老校友陆祖铮。
陆祖铮当时是长江实业银行的经理，为人非常热情。他见到我们感到十分意外，把我们的午饭安顿好后，又打电话给在中央银行工作的黄融。黄融也是中法大学的老校友，后来，我们在重庆的生活以及与外界的交往，有很多事情都是靠他们两位的帮助才得以打通的。
第二天一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小组长的率领下，带着我们的证件、介绍信等到军令部去报到。尽管刚经历了长途跋涉，我们几个人还是穿戴得整整齐齐，显得精神抖擞。不料军令部负责接待的军官听完我们叙述后，显得很吃惊，他说：“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因此绝不可能接待或安置你们。其实你们跟军令部一点关系也没有，根本用不着来找我们，要联系的话，也应去找教育部。”接着他又推测：“可能是你们要坐ATA的飞机，找个借口而已。”这话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泼向我们。
既然由军令部安置的希望已经落了空，我们只能按那军官说的去找中央教育部或其他部门，待在重庆也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我们就住到一个叫作“留法、比、瑞同学会”的机构去了。当然，这也是通过陆祖铮和黄融的奔走周旋才做到的。
当时重庆各大机构和部门里，留法国、比利时、瑞士的同学很多。本来这些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但那些地方成了沦陷区，因此都集中到了陪都重庆。因为人数多，所以成立了一个“留法比瑞同学会”，负责人是蒋介石前妻毛夫人的弟弟毛庆祥。毛本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由于也是留法的，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个同学会的会长。但他本人很少到同学会来，负责具体事务的是他的一个副官，姓曹。据说曹原来是教飞机驾驶的教练员。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飞机曹”。
同学会临时腾出了一间房子，让我们几个人暂时住在那儿。当时我们都觉得有这些老同学帮忙，在重庆熙熙攘攘的人海中找个工作和出路也许并不是太难。没想到现实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不久，我们的希望就像肥皂泡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幻灭了。
虽然已到了9月份（阴历八月），重庆仍然非常炎热。我们白天出去四处联系，晚上回来互相交流办事的结果，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失望而归。我们住的那个房间简直热得没法忍受，我们晚上就在走廊上铺一张席子，穿条短裤，光着脊梁睡在那里，每个人拿一把大芭蕉扇不停地摇。
“飞机曹”有时也来看看我们，我们把求职碰壁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倒还热情，给我们出些点子，叫我们把各人的履历情况、希望就业的单位等写下来，让毛庆祥帮着推荐。后来，“飞机曹”带来了毛庆祥给我写的一封推荐信：“兹有我国留法学生朱锡侯君旅法八年，学有专长，现已归国，其专长为……希望贵部能把他推荐到有关的部门，根据他的情况予以聘用为感。”下边盖了一个毛庆祥的签名章。
我们几个人各自得到这样一封推荐信后，心里很高兴，想这一回大概踏实了，便去找中央教育部。当时教育部在离市区很远的乡下，我们前后跑了四五次，总算在高教司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个负责人。听了我们的情况之后，他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很多大学和科研单位都在忙着复原……目前交通困难，各方面的工作完全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部里怎么可能再推荐你们呢？”这时我才算是真正认识到了现实社会冷酷的一面。
那一段时间，酷暑炎热、贫困乡愁、悲凉凄苦以及对找工作的焦虑和期待几乎是我的全部生活。重庆有名的督邮街就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不少下江人开的小馆子，如“三六九”啊、“小乐意”啊，等等，东西比较便宜实惠。我总是早上去吃一碗阳春面，午间、晚上去吃一点最便宜的菜饭，除此以外，我不买任何东西，不花其他的零用钱，甚至连发也不理，以节省每一分开支。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两件事：一是常看见绸缎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四川特产织锦缎，相当漂亮，商家急于把东西脱手换成现金，都在减价出售，非常便宜。我很想给小梵剪几尺缝件衣服，却没有能力买。二是中秋节前夕，街上糕饼店的橱窗里，摆着各色各样的苏式或广式月饼，还没有走到店门口就能闻到香味，我馋得直流口水，却没勇气走进去。
转机——
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与我一席交谈后，当即亲笔填了一份聘书交到我手里，聘我为云南大学教授
就这样一直熬到9月下旬，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和昆明的中法大学分校负责人王树勋到重庆开高教会议，得知了中法大学一些老校友困在重庆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事情才有了转机。
当时云南大学有个特殊情况，因为有些教授和系主任是西南联大的人兼任的，西南联大一复校，马上显出了教师不足，有不少教授甚至系主任都空缺。这时，王树勋把我们这些刚从法国回来学有专长的同学介绍给了熊庆来，熊庆来非常高兴，一席交谈后，见我谈吐不错，而且能开心理学、生理学和美学等好几门课，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当即亲笔填了一份聘书交到我手里，聘我为云南大学教授。
我是1945年9月30日离开重庆的。说来也奇怪，我这个人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伴随着七灾八难。乘飞机离开重庆时，从珊瑚坝机场起飞，由于驾驶员不小心，飞机在临起飞时偏离了跑道，差一点掉进嘉陵江里，因此耽误了两个多小时后才起飞。到了昆明巫家坝机场，又赶上云南省里发生政变，省主席龙云被劫持到重庆，于是我们这批乘客被困在飞机场不许进城。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有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城里。下汽车后，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拉着随身行李往吴井桥走，没想到刚走到塘子巷口处，就看见小梵已站在那儿等我了。我俩总算又见了面，我的生活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