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鲍海青 整理 崔锡英
军舰离码头啦！人们都往舱外挤，只听哗的一声，舱的铁栅上锁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大家也意识到了什么，拼命捶打，摇动舱铁栅。“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我有两个姓名两个家，一个家在宁波鄞江桥，一个家在台湾基隆市。为啥会有两个家？因为我经历的苦难比别人多。为啥会有两个姓名？后面我讲到了大家就会知道。
我12岁那年阿爸生病死了，我正读小学三年级，不能再读了，阿爸留下两间老屋两亩薄田，一个弟弟才5岁。两亩田的稻谷不够一家三口吃，全靠娘给人家缝缝补补贴补家用，勉强够温饱。两年后，弟弟爬很高的树掏鸟蛋摔了下来，保住了命，但摔断了腿，从此留下残疾成了瘸子。
只因从小营养差，我的身体较单薄，给人家打短工，嫌我力气小。好在鄞江离宁波、舟山不算远，农闲时就跟着别人乘汽船到宁波，再乘渡船到舟山贩些咸鱼、虾干到鄞江镇上卖，一年跑个两三趟，挣些小铜钿。
我22岁娶亲，老婆叫小兰，是四明山人，腊月十六过门的。她待人温和又得体，待我的残疾弟弟更是关怀备至，好像亲弟弟。转眼开春了，小兰开始不懂水田活，因为山里都是旱地，但我只教了一遍，她就全会了，种田比我还快还好。
种下秧后是农闲，我想趁空去舟山贩些咸鱼鲞，但娘说：“听说近来时局不稳，不去算了。”小兰也说：“等时局稳了，我同你一起去。”我说：“阿拉普通百姓，人家不会找麻烦。”于是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到许家桥下乘汽船，宁波江北码头乘渡轮，渡轮驶到海面上，觉得海上好像与过去不同，军舰开来开去的。但是我不管这个，到了沈家门我照例住到林阿婆家。
这次我带去很多咸菜、笋干，舟山土地少，一斤咸菜可换两斤黄鱼，笋干一换四。可这次街上干海货却很少。林阿婆说，一个多月了，军队限制渔船出海。好歹把咸菜、笋干都换了，再花钱买一点，装成两只麻袋，中饭吃了，告别林阿婆回码头。
这时码头上已有很多军人，我通过检查正要下渡轮，却被一个长官挡回来，只听他高声宣布：“渡轮暂时不开，船上男人都上来，先帮国军搬东西，搬完船再开。”这下麻烦了，要我们做搬运工？没有办法，我只好把鱼货暂寄候船的墙角边，跟着大家扛木箱，箱子很重，估计是枪支、弹药什么的，搬到一条运输船舱里，足足两个钟头才搬完。
天色暗下来，大家喘着气打算上岸，可又被那长官拦住了：“不要急，不叫你们白搬的，大家站好要发劳务饷！”我说：“长官，我们不要饷。”“不行！国军说话算数，岂有白搬之理！”但半晌没人来发饷，大家交头接耳。
突然有人喊：“哟！怎么船开啦？军舰离码头啦！”人们都往舱外挤，只听哗的一声，舱的铁栅上锁了！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大家也意识到了什么，拼命捶打，摇动舱铁栅。“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不远处，渡轮上的女人、孩子都喊爹哭娘，吵声一片。呯！那长官朝天鸣枪了，大声喊：“南码头还有一批货，搬完才发饷回家！不要吵！”
运输舰一直往南开，一直不靠码头。舱里30多人，隔一会儿一阵骚乱，有大哭的，有大骂的，有大喊亲人名字的。我也喊娘、喊小兰、喊弟弟，但舱外已一片漆黑，只有马达声、大海波涛声。“小兰、娘，悔不该不听你们的！”我后来只有干喊，再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
军舰靠岸，码头上响起了军乐声，横幅上写着“欢迎爱国志士光荣从军”。我偷偷写信，想用空罐头盒，把信放进，抛向大海，漂向对岸。在同乡的催促下，我与美姐结婚了
那天是民国三十八年5月13日，也就是1949年5月13日。我后来才知道，当天解放军已经打到宁波近郊，蒋先生训令要尽量动员舟山民众迁往台湾，我就是被“动员”迁往台湾的人之一，命里注定，我一生同别人不一样！
我醒来时还是听到军舰马达和大海波涛声，只是多了海鸥鸣叫声。舱外成群海鸥追逐着舰尾的浪花飞旋、觅食。天已经大亮，还有人在哭泣，只是低沉了。约一个半钟头后，我看到了山，继而看到陆地，不知到了什么地方？
军舰在一简易码头靠岸，码头上响起了军乐声，很多男女军人，还有儿童打着彩旗阵阵喊：“欢迎，欢迎！光荣，光荣！”横幅上写着“欢迎爱国志士光荣从军”，我一头雾水，但很快明白，我们都被征兵了！只得听命运安排了。
这时我口渴得要命。接待很周到，先让大家喝饮料，罐装外壳都是洋文，我从未见过。再让大家洗澡，这里天气暖和，每人发一套短袖军装。很快又吃晚饭，菜肴很丰盛，吃完要大家好好睡觉。但还有几个哭的、闹的、不吃饭的，都被请到政战室劝慰。后来哭声没了。
第二天一早，军号一响就起床，列队，登记姓名、籍贯、年龄，再编班发帽徽、领章。政战长官在饭厅门口放一张桌，进一个登记一个，轮到我，我说叫鲍海青，登记人讲北方话，重复一句写出来，“包海深，对吗？”我胡乱地点点头，我想这个时候名字已不重要，阿狗阿猫都无所谓。从此我在台湾就叫包海深。
上午，政战长官先给我们介绍连长、排长、班长，再讲时局：“共军得到苏俄大力支援，而美国背信弃义，致使国军在大陆失利；现在美国醒悟了，发誓全力援助我们，把台湾建成复国基地；共军在大陆不会长久，国军兵力还很强大，不用多久反攻一定成功，那时你们都是功臣；美国军舰已横在台湾海峡，共军没有能力渡海，但为防万一，你们先修工事。”
我当了三年兵，但真正在军营其实只有半年。在挖工事的第五天我就晕倒了。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总算好了点，后来回到部队。操练时天更热，又晕倒，又躺到医院里两个月。长官看我实在不行，把我派到后勤团部管仓库。我才不再生病。
但我还是想家，又该秋收了，稻谁割？娘惦记我么？一定到处找我。小兰是否生了孩子？我向她说过如果有男孩取名力强。弟弟怎么办？那时不准向大陆写信，我偷偷写了，可无法寄出。我想到用空罐头盒，把信放进，抛向大海，漂向对岸，或许对岸好心人捡到了会把信转到家。但漂回来呢？被人捡了交队部，军法处置。最后只好把信烧了。
大陆终究没有打过去，我退伍了。哪里安家？那时台湾开始第一个发展期，政府鼓励借贷兴办实业，美英大力援助资金，所以很多工厂办起来到处要人。我很快被恒源纱厂录用，也是管仓库。住在水塔底层小房里，工资供我一人开销绰绰有余。
我还是天天想家，于是喝酒、吸烟、搓麻将消愁。好在一同来台的老兵常一起聚聚，才不至于愁煞。几年后一些老兵办起小厂、小公司、小农场，来往就少了。又过了几年，多数老兵在台湾讨了老婆，其实不少人在大陆有家眷，但终久熬不过寂寞，不能怪他们。十几年了，回大陆已成空想，从报上知道大陆很穷，老家怎么样呢？他们会饿死吗？想哭已没有泪水。也不断有人为我介绍女人，我都一一回绝。我再讨老婆怎么对得起小兰。
一晃又是五年，1964年，我被一位余姚同乡说动了，他一定要为我介绍同厂一女工，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知道她在大陆是死是活？结婚才三个月，你知道能为你留种吗？在台湾续续香火也算尽了孝。”我终于答应了。
其实我很熟悉她，她样子不错，为人爽朗，关心人，是美济族人，名叫美姐，丈夫遇上海难再没回来，有一女孩。在同乡的催促下，我与美姐结婚了，当年我39岁，美姐29岁，她同情我的遭遇，说有朝一日你回大陆，我也无怨。次年美姐为我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回鄞。
漆黑的夜，我们在一处悬崖下上岸，这就是久违的大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最近有美蒋特务上来的！”我暗暗吃惊！我虽不能见到亲人，但我见到了老樟树
生活有了乐趣，但我仍无时不想小兰、娘、弟弟。一日有位同乡派人开车接我，他在国安系供职，见面、寒暄、吃饭，席间忽问我想不想回大陆探家？我说：“做梦也想呀？可能吗？……”“现在正是时候。”他说：“其实我也想回大陆看看呀，可我不能，兄弟能。”“我怎么能呢？”“我目标大，兄弟没有目标。”他继续说，“对你明说，大陆这几年正搞‘文化大革命’，越来越乱，我正想派几个人到大陆沿海看看，到底咋个乱法？顺便到几个机场、基地看看军队乱不乱？只要方便，你还可以到老家看看，但千万小心，大陆搞阶级斗争，台湾去的人被抓轻则坐牢，重则枪毙，你敢去吗？”
我沉默了，心怦怦跳，我说特务工作我不行，专门训练过的人去才行。“不对，专门的人有专门任务，会有人去，但你没有特别任务，你宁波熟，了解大概情况平安回来就可以，人家想去也没机会呢！”我心有点动了，但仍怕。“那怎么去法呢？”我问。“会有人安排的。”
回乡的念头终于占了上风！我思乡思家思亲人这么多年，只要能踏上故土，看亲人一眼，死了也心甘。第三天，我偷偷去找同乡，说：“去！”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我们一行五人被快艇送到公海上。有一条渔船接应我们，渔船又驶了约三个钟头，我们在一处悬崖下上岸，这就是久违的大陆。
我心里一阵难过，但也紧张。我们很快被人带进一片林地，三人先走了，留下我和老刘，带路人把我们领进一个小村中他的家，我们立刻给他一叠港币，他给我们一只厚信封，说里面是全国粮票、人民币，并拿出两枚毛泽东像章别在我们胸前，又给我们两张车票，就催促我们走。又是山路，天蒙蒙亮时，他指着一个小车站说，就从这里上车去温州，过路头班车。这地方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是浙江福建交界处。
我们顺利到了温州，找小旅社宿一晚，一大早又上车，汽车整整开一天才到宁波市，下车便满耳家乡话，我又喜又怕，生怕有人认出我。当我们找旅社时更害怕了，与温州不一样，宁波住宿要介绍信。小同志指着墙上语录说：“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最近有美蒋特务上来的！”我暗暗吃了一惊！
大概听我满口宁波话，旅社的小同志才同意我们宿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买了两角钱火车票去庄桥。那时我才知道这个刘老兄是慈城人，老家离庄桥很近。我们在庄桥机场外围绕了两圈，装作察看水利状况，数着一架架战斗机起飞降落，飞机很普通，俄制的，场内军人都穿灰制服，是海军航空队，但里面军容整齐，营房整洁，一点也没有乱的样子，只是到处写着、插着红标语，人人胸前别着像章，其他没特别之处。已午后了，怕被怀疑，我提出明后天再说，刘老兄立即同意，他说他下午就去慈城。于是约定了碰面时间、地点，我与他告别，去了鄞江。
我发现鄞江早已通汽车，但是砂石路。我盘算好了，我不能在鄞江下车，虽已隔十七八年，万一有人认出我就没命了，就在离鄞江还有五里的洞桥站下车，走田塍路，小时候常走的。到了鄞江镇口，我看见有很多戴红袖章的人持枪站岗，查外人，还推推搡搡。糟了！我知道大陆民兵蛮厉害，赶紧躲进了络麻地。我再望去，一辆卡车上下来三四十人，都戴红袖章、藤帽，有持枪的，有持钢棒的，我一阵哆嗦！我们来大陆一定露马脚了，他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家？为了安全，我躲进了河滩边的芦苇丛。鄞溪把鄞江镇分成两半，我家就在对岸，需过唯一的桥。我家屋后那棵老樟树一直无法找到……
“砰！砰！”对岸响起枪声。这边也响起枪声，很多手电开始在两岸晃动，还有呐喊声，我想还好没冒险去家中。
月亮升起来，家乡的月亮真圆真大啊！对岸虽朦胧，却易于辨认，啊！找到了，就在那工厂后面，老樟树露出一丛树梢，不会错！我家就在树后面！我眼泪夺眶而出，一遍又一遍轻喊：“娘！小兰、弟弟！你们在家吗？”
夜深了，凉气袭人，镇口一直有人站岗巡逻，对岸也一直手电晃动。我想不可能进家门了。我感到身子已经发烧，头痛得要命，赶紧吞下随身带的药。我虽不能见到亲人，但我见到了老樟树，请老樟树转告吧，我念叨。
我如约与刘老兄会面，由原路返台，来去共9天。这是1967年10月，后来两岸开放，我第一次回鄞江，向人问起这一年10月鄞江的事，他们说那是两派武斗呀！
老兵还怕什么！第二天又游行，高喊：“放人！要探亲！”我终于到了鄞江桥，一眼认出那棵长高了的老樟树。女孩说：“你是不是说我奶奶？奶奶早已过世了！”
我感谢邓公的开放政策，改革是大智慧，得民心！1990年，我第一次堂堂正正回来探亲，飞机从香港到广州到杭州，火车到宁波，一路所见就预感到大陆要大发展。不出所料，看现在，宁波已经与基隆、台北没什么两样，与那次偷偷来时比较，不用说了。
可是我第一次正式回大陆探亲前，在台湾也是吃了不少苦头的！
说起来台湾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在经国先生手里，他不提反攻大陆了，一门心思搞经济，我佩服，台湾变富了，也是中国人的脸面嘛！我家里就是那时才买的小汽车。但李登辉先生不行，讲话不算数，去帮“台独”，拆国民党的台！大陆改革开放后，李先生开放民众回大陆探亲、旅游，很多人感动得热泪满面，我也是。可是后来又规定台湾老兵不能回大陆探亲，像一盆冷水浇到我脚底。
我们老兵哪里耐得牢？大家串联到台北“总统府”前静坐，后来又示威。大批军警把我们包围起来，高压水龙头从四面喷射我们，我们愤怒了，高喊口号要冲“总统府”。突然枪响了，很多人纷纷倒地，有的血流满面，还好打来的是橡皮子弹，但一些人也伤得不轻，有的人被拖上警车，受了一顿拳打脚踢。我那天全身被浇得烂烂湿，还好只被警棍打破了头，逃得快没被拖走。
我们哪里肯罢休，老兵还怕什么！第二天，我们又游行，高喊：“放人！要探亲！”人是放了，但又是水龙头、橡皮子弹，这更激起全台老兵的愤恨，老兵们全聚到台北。民众也支持我们，20多万人示威，后来李先生只得同意了，但规定了种种限制。
我可以堂堂正正回故乡了，几天几夜没合眼，想起来心酸呀！41年了，我想娘可能不在人世了，我不孝！小兰还在吗，对不起她呀！弟弟还在吗？他有没有成家？
美姐蛮开通，说别着急，先写信问问。对呀！可我无论如何写不出来，拿起笔就流泪，干脆不写了，老家的路我记得的。
带什么呢？当局规定现金每人不得超过9000美元，再说东西送给谁？就什么也不买。从杭州到宁波的车上有人问我，我理直气壮告诉他，我从台湾来，是台湾老兵。不料那人很关心，说如果第一次来，可先到宁波台胞接待站，因为宁波发展快，你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接待站会派车送你。
我谢谢他。不过我没去接待站，怕回台湾后有麻烦。可我去鄞江汽车站时，真被的士司机骗了，其实车站只有200来米，他载我到市区兜了圈，要我30元港币。算了算了，小意思，这种事基隆、台北也常有。
我终于到了鄞江桥，镇变大了，差一点找不到回家的路，但一眼认出那棵又长高了的老樟树。溪上已有三座桥，我仍走老桥，认准老樟树方向走。毕竟老痕迹还有，我很快找到家，抬头望，两间房，一间已改成水泥楼房，一间仍是老房。我敲门，出来一个小女孩诧异地看着我，我犹豫着试问：“你阿娘在家吗？”女孩摇摇头。“你阿娘是不是叫小兰？”女孩锁起眉头想了好一会，说：“你是不是说我奶奶？奶奶早已过世了！”
我顿时眼前一片黑暗，继而泪水一涌而出，一屁股瘫坐在石阶上，呜呜大哭起来。不一会围了一圈人，七嘴八舌地询问。我竭力控制自己，讷讷说道：“我是鲍海青，我从台湾来……”人们又讨论开了。忽然一个老太太急走上前：“你是鲍海青？你从台湾来？”我无力地点点头。“哎呀呀！快快……快去叫阿强，阿强爹回来了！”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扶进屋。我终于静下心来，环顾四周，希望找到娘、小兰或弟弟的遗物，老太太看出来，过来搂住我，呜咽着说：“阿海，我是阿兴婆，是你娘的老姐妹，想得起来吗？你娘、小兰都过世了，不要伤心，小兰为你留下了根，要高兴……”我拉住她干巴巴的手，两人都老泪纵横。
我回来的事传遍了大半个镇，村干部、镇干部相继来看我，但我不想与他们多接触，他们发展地方经济的急切愿望使我感动，可我是普通人，稍有点积蓄，只能帮阿强办个小厂。厂办得不错，现在阿强新造了小洋房，买了小汽车。阿强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女儿正在读大学。
我第二次回来，主要为爹、娘和小兰修坟墓。我后来知道，我去台湾后，小兰吃了数不清的苦，她曾几次到舟山找我；她生下儿子取名就叫力强，没满月就下田割稻，埋下了月子病；大跃进、公社化时她挑男人一样的担，家里吃的全靠她；自然灾害之年，她几次进入四明山向丈人借杂粮，救了全家；我娘病重时，她四处背着娘去求医，抽空上山采草药；为使我弟弟能自食其力，教我弟弟编竹筐，自己担着去叫卖！她千方百计帮我弟弟成家，从娘家“说来”我弟媳，现在也有一子一女安稳过晚年；更让我难过的是她坚决不另嫁，好些人试图说动她，都被她回绝；她是患胃病死的，临死前还要阿强拿我的照片让她看……
第一次回家时我就迫不及待去看小兰的坟、娘的坟，我已没有了泪，只是忏悔地跪倒在她坟前，我敬仰她！我第三次回鄞江时带着美姐和儿子回鄞，美姐也深深为小兰而动容，也流泪，献上一只大花圈称她姐，她同意我死后与小兰葬在一起，至于她，以后就让回鄞和她姐姐拿主意。
我决定在鄞江度过晚年。叶落归根，台湾的根也在大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