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荣廷，字干卿，广西武鸣人，清末任广西提督，辛亥革命时，附和革命，当上都督。此人既与革命党作对，又对袁世凯不满。他的地位与龙济光相等，而袁世凯待之极不公平，授龙济光为上将军，授他为将军；封龙济光一等公，封他一等侯，这使他心怀怨恨。袁世凯任命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会办军务，对他进行监视，又使他愤慨。帝制公开时，陆荣廷阳为附冀，阴与冯国璋及反袁势力结合，互通声气。云南独立后，老上司岑春煊和梁启超、林虎又频频劝其响应，他便秘密做出反袁决定。为了骗取饷械，他还主动请求讨伐贵州。3月7日，袁世凯任命他为贵州宣抚使，又授意龙觐光监视他的行动。他在独立后，即让其子陆裕光解决了龙觐光的军队。
广西独立和龙觐光征滇军的覆灭，粉碎了袁世凯从东部进攻云贵护国军的企图，扩大了反袁战线，增强了反袁声势，有力地支援了在四川艰苦作战的护国军，坚定了反袁军民的信心，瓦解了北洋军的士气。
前线士兵被打得惊惧万分，普遍厌战，用利禄引诱已经失去灵效。将领们接受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密示，屯兵不前；且日索饷械，与袁世凯为难。袁世凯见前方将士不可用，亟思从后方调兵南下。他觉得张勋每次表态均极坚决，有些希望，遂命阮忠枢前往徐州说服。张勋是个清室复辟派，压根儿不赞成袁世凯当皇帝，表态只不过是应付一下而已，现在真的叫他到前线拼命，就露出了原形。他对阮忠枢说，出兵有“四不忍”，即：“容纵长子，谋复帝制，密电岂能戡乱，国本因而动摇。不忍一。赣、宁乱后，元气亏损，无开诚布公之治，辟奸佞尝试之门，贪图尊荣，孤注国家。不忍二。云南不靖，兄弟阋墙，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生灵堕于涂炭，地方夷为灰烬，国家养兵，反而自祸。不忍三。宣统名号，依然存在，妄自称尊，惭负隆裕，生不齿于世人，殁受诛于《春秋》。不忍四。”阮忠枢无词，回京复命。袁世凯深深感到长期培养并依为生命的北洋军队再也不足恃了，情不自禁地发出几声凄凉悲叹。
令人烦恼的事情接连不断出现。康有为在一封长电中直呼“慰庭总统老弟”，说：“公起布衣，而更将相，身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总统，今又称制改元，衮冕御玺而临轩，百僚称圣而上奏，已数阅月，亦足自娱矣。……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佑不助，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然则与其为国人之兵迫而退位，何若公自行高蹈之为宜耶？”劝其速速退位。
各省反对帝制的电文成束地摆在袁世凯的面前。
最使袁世凯震动和丧气的，是直隶巡按使兼督理军务朱家宝转来的江苏将军冯国璋、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和长江巡阅使张勋请速取消帝制，惩办祸首，以安人心的密电。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是：不开罪护国军，拉拢北洋派，利用护国军倒袁，依靠北洋派抵制护国军，在护国军与袁世凯之间造成一个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势力，最后取袁世凯而代之。这一手正是师法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时的所作所为。靳云鹏、李纯、朱瑞则主要是考虑到自身的存亡，不愿再盲目地追随袁世凯，因而赞成冯国璋让袁世凯退位的建议。冯国璋认为五人联名声势不大，又以五将军名义致电各省征求意见，朱家宝即将该密电上呈袁世凯。
袁世凯看过电报，有如雷殛电轰，魂飞天外。如果只是滇、黔、桂三省从外部杀来，只要北洋派团结一致，精诚对外，他还没有完全失去挽回败局的信心，抱着或有一日尚可登极的希望；现在内部出现了这么多“叛徒”，他绝望了，无限悲哀地对夏寿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我昨天晚上看见天上有一颗巨星掉下来，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文忠公（李鸿章）死了，这次也许轮到我！”又十分沮丧地提到其历代祖先都是在五十九岁以前死亡的，而他已经五十八岁，因此害怕过不了五十九岁的关。
袁世凯找来智囊杨士琦问计。杨士琦处此境况，并无回天之力，只得劝其和平解决西南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取消帝制。袁世凯同意妥协，但顾虑取消帝制后，护国军不允许他继续当总统。
袁世凯又召见梁士诒，梁士诒同样黔驴技穷，束手无策。袁世凯在桌上用手蘸着茶沫乱画了半天，最后对梁士诒说：“事已至此，吾意决矣！今分数段进行，撤销帝制后，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任之；安定中原军事，由冯华甫（国璋）任之。君为我致电二庵（陈宦），嘱其一面严防，一面与蔡松坡（锷）言和。君与卓如（梁启超）有旧，以私人情谊，请他疏通滇、桂；并复长素（康有为）函，请其婉劝卓如。倘有法能令国家安定，吾无论牺牲至何地步，均无不可者。”
四川前线的噩耗又纷至沓来。休整后体力完全恢复的护国军，在广西独立的鼓舞下，于3月17日发起全线反攻，人人争先，个个奋勇，锐不可当。经过几昼夜鏖战，至3月20日攻克了纳溪、江安、南川、綦江等要地。袁军全线崩溃，两张“王牌”张敬尧部和吴佩孚部伤亡惨重，抱头鼠窜，退回泸州，幸得王汝贤旅掩护，才未全军覆没。
从军事力量上看，护国军只有六千人，袁军有十几万，然而袁军却被打得一败涂地。护国军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呢？原因有二：第一，是由战争的性质决定的。护国军进行的是反复辟、反专制、维护共和的战争，是正义的行动。第二，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由于战争的正义性，“全军将士上下一心，无不奋勇图功”，人人均“以战死为无上光荣，以怯懦怕死为莫大耻辱”，争着杀敌，士气高昂。有这么一个故事：“叙府失守后，袁军入城，某旅长带着参谋、副官、卫士到同仁医院慰问住院的伤病官兵，他对滇军官兵说：‘你们这些穷小子为什么跟着蔡锷来造反，不怕国家王法吗？看你们几个月领不到一点饷银用，你们都是好百姓的儿子，现在我赏给你们每人几块钱，各自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过活，岂不快乐吗？’众闻言齐声说：‘我们不要你的作孽钱，我们是不愿做一家一姓的奴才，自愿来打倒袁皇帝，将来做一个民主自由的人民，虽死也是甘心情愿，挨饿受冻更说不上。’这些话把那位旅长说得面红耳赤，口噤不能作声，静悄悄地扫兴走出医院。”它说明护国军战士是懂得为什么而战的，这正是他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力量源泉。由于战争的正义性和纪律严明，护国军得到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蔡锷一到云南，云南绅商黄德润、赵藩、杨琼、陈荣昌等知名人士即发起召开欢迎大会；征求关于国体意见时，他们反袁态度特别激昂；袁世凯下令将唐继尧撤职后，他们通电宣称，袁世凯之伪命无效，表示与护国军共生死，与民国共存亡。护国军成立，“四乡人民赞助讨袁，复公共捐款五十馀万。省城商会慨助二十馀万。蔡锷至昭通，该地商会捐银二万两；其先锋队至老雅滩时，该地商会捐银三万两。”打起仗来，人民殷切期待着护国军胜利；护国军胜利了，人民敲锣打鼓放鞭炮庆贺，用酒肉糖果等进行犒劳。护国军夜行军路过村镇，家家户户门口点灯为他们照明；护国军住下，人民用所能拿得出的好饭菜热情招待；护国军出发，人民争着替他们架桥修路，运送行李弹药。为了打垮袁军，人民还替护国军当向导，送情报，掩护伤员，配合护国军作战，扰乱敌军，拦击残敌。即使落草的绿林人物，对护国军亦格外尊敬。如归队的负伤官兵路经夙称“匪巢”的大坝和金鹅池时，当地绿林人物把他们视若上宾，招待酒肉饭食之外，临别还赠送一笔路费，护送出境。
袁军则与此相反。其所进行的是反共和、反民主、维护复辟倒退的战争，是非正义的行动，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士兵平时受军阀的虐待奴役，不愿到前线送死。纪律更败坏到极点，进军途中，他们抓夫、抓船、抓车，稍不如意，即行鞭挞；随便闯入民家，肆行骚扰，抢夺财物，奸淫妇女。在四川前线，他们越发无恶不作：人民群众的耕牛骡马、猪鸡鸭鹅，不是被他们吃光，就是被他们抢光；任意役使、枪杀群众，强奸妇女，甚至把大姑娘抓到战壕里轮流奸污。这些暴行和兽行不能不激起人民群众拿起武器进行战斗，使他们陷入处处受敌、四面楚歌之中。他们的失败同护国军的胜利一样，都是必然的。
在湘西战线上，此时周文炳因病被免职，齐燮元继任第六师师长。这条战线的袁军在冯国璋、李纯授意下，完全采取消极态度，不愿替袁世凯殉葬。护国军乘势反击，相继占领了永祥、永顺等地。
袁世凯当皇帝是由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推戴”的，取消帝制也应通过立法机关的表决才行，否则有损声誉。2月28日，为标榜“尊重民意，力求刷新政治”起见，他曾申令提前于5月1日召集立法院会议。现在准备再提前，以完成取消帝制的法律手续，并做出一个让他仍任总统的决议，这样他由皇帝再变为总统又是“合法”的了。但形势太危急紧迫，召集会议来不及，他只得违反“民意”，推翻国民代表大会关于改变国体的议决，以大总统名义自行颁布取消帝制。
3月21日，袁世凯召集了有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参政、肃政厅肃政史、平政院院长参加的会议，讨论撤销帝制问题。与会者无异词，决定当晚下达撤销帝制令。
可是，袁克定又跳出来横加阻挠，提出西南因为不满帝制，才以独立相要挟；取消帝制后，假若仍然不满，又以独立相要挟，取消总统怎么办？认为如此下去，得寸进尺，没有止境。经他一嚷嚷，袁世凯又动摇了，急令印铸局将令文送回修改。
然而，第二天，即22日，莫理循又呈上一份备忘录，写道：
“向可靠方面所作的咨询，证实了我持有的见解，即是局势的严重性在迅速增加。
据信广东即将脱离，……一旦广东分离出去，湖南、江西和南方其他各省也会仿效。
他们将正式要求各外国承认脱离了的省份为交战的一方。日本肯定会给予这种承认。
外国的可靠报道，把云南军队的守纪律和人道行为，同北方军队的残酷野蛮作风做了对比。……
如果总统立即发布一道有力、明确的命令，放弃帝制，并宽宏大度地承担起筹安会一切陷国家于内战的活动的责任，那就可能防止更大的危险。
这条命令的措词应该毫不含糊或毫无保留。
继最近宣布延期建立帝制，并拒不接受主张帝制的新条陈之后，又紧接着发生颁布许多新命令，设立勋贵品级，继续筹备帝制，不断使用皇帝仪式和尊号的事。这一切使目前危险的局势严重恶化。这种显见缺乏诚意的做法，为人们深恶痛绝。
袁世凯阅后惊骇万分，左思右想，终无良策，咬咬牙，狠狠心，还是决定下达撤销帝制令。
当天，他召集帝制派要人开紧急会议，并派人将取消帝制的意思通知了段祺瑞和徐世昌，请他们与会。段祺瑞、徐世昌应召而往。会上，袁世凯提出立即撤销帝制。帝制派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徐世昌、段祺瑞均表同意。这时倪嗣冲拍案而起，狂叫：“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相要挟！臣誓死扫荡群丑而后已！”袁世凯把冯国璋等五人的密电往他手中一塞，他方无异言。同日，免去陆徵祥的国务卿，让他专任外交总长，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
当日，袁世凯发表撤销帝制申令。略谓：“自上年时异势殊，几不可遏，佥谓中国国体，非实行君主立宪，决不足以图存”。“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予更无讨论之馀地”，“以至无可诿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计从缓，凡劝进之文，均不许呈递”。“代行立法院转陈推戴事件，予仍认为不合事宜，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盖在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然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务各激发天良，捐除意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使我神州华裔，免同室操戈之祸，化乖戾为祥和。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招，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在此，袁世凯又玩起新的把戏。首先，把帝制祸首说成是“本图巩固国基”的“爱国”者，主观愿望是好的，妄图开脱其罪责，使之逃脱人民的惩罚；其次，抹杀斗争的原则分歧，并叫嚷反对者应“激发天良”，不要“同室操戈”，“危及国家”，企图模糊人民的认识，让人们放下武器；再次，自封为总统，继续统治全国人民，并威吓说，如果谁再反对，即实行镇压。但不论如何耍无赖，搞阴谋，施诡计，人民再也不会受骗上当了。
3月23日，袁世凯免去冯国璋的参谋总长兼职，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申令废止“洪宪”年号，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
袁世凯从改元“洪宪”到废止“洪宪”年号，前后共八十三天。他当了八十三天闭门天子，做了一场皇帝梦，登极大典尚未举行，“圣旨”不出宫门一步，就被全国人民从君主的宝座上赶了下来。
在民愤中结束一生
撤销帝制后，1916年3月28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说：“帝制取销，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3月30日，统率办事处亦致电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和刘显世说：“国之存亡，匹夫有责，转祸为福，在诸君一念之间。”苦苦哀求：“务望诸君罢兵息民。”被打得惊魂失魄的袁军一听到议和，仿佛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曹锟、张敬尧均表示拥护。陈宦为保持既得利益，一直与蔡锷书来电往，并派专人到南京同冯国璋联系，现在停战议和，亦求之不得。
蔡锷对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缓和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据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的阴谋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护国军本应把讨袁战争“贯彻始终”，但前线的实际情况则是“势非得新援及将器械、人员、弹药补充完备，决难转移攻势”。为了“赶行筹备军备，以图大举”，他又认为，“不妨虚与委蛇”，“在此一二月内停止战斗，实我所利，而敌所忌。”对此，唐继尧、刘显世和戴戡均表赞成。这样，护国军在攻克湖南麻阳、四川彭水后，便与袁军达成局部停战的协议，从3月31日起至4月6日止，双方停战一周。期满后又陆续展延，四川前线未再发生战斗。
3月25日，参政院议决将各省推戴书一律发还销毁，恢复因与帝制抵触而失去效力的民国时代各法令。29日，袁世凯命销毁帝制文件八百馀件。4月2日，参政院议决撤销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之君主立宪国体案和参政院的总代表名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