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袁世凯真的不想搞帝制了。实际不然，他的命令依然用“政事堂奉策令”的形式发布；许多人在奏折或呈文上继续称“皇上”和“皇帝陛下”，他并不制止。正因其撤销帝制不是出于真心诚意，其停战议和也只能是个骗局。4月1日，他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六项：（1）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取消独立；（2）三省治安由三省军民长官维持；（3）三省招募的新兵一律解散；（4）三省开赴战地的军队一律撤回原驻地点；（5）三省军队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兵交战；（6）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这些条款没有一点议和味道，简直等于战胜者对战败者开列的投降条款，上级对下级下达的不可抗拒的命令。4月16日，梁士诒接到梁启超一电，内有“项城犹怙权位，欲糜烂吾民以为之殉”一语，袁世凯在其旁亲笔批注：“先攻川湘”。证明他仍想进剿护国军。
4月2日，蔡锷尚未接到上述六项条件，致电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说：“国是飘摇，人心罔定，祸源不清，乱终靡已。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凛已往之玄黄乍变，虑日后之覆雨翻云，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堕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悲天悯人之怀，为洁身引退之计，国人轸念前劳，感怀大德，馨香崇奉，岂有涯量！”虽然看透袁世凯的狡诈和危险，主张袁世凯应下台，但语气软弱。及至看到六项条件，态度一变而为强硬。经过电商，三省提出下列六款作为对袁世凯的回答：（1）袁世凯于一定时期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2）依云南起义时之要求，诛戮附逆之杨度、段芝贵等十三人，以谢天下；（3）帝制筹备费及此次军费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帝制祸首十三人的家产赔偿；（4）袁世凯之子孙三世剥夺公民权；（5）袁世凯退位后，即按照《临时约法》，以黎元洪继任总统；（6）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一律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扎地点，须听护国军都督之指令。
袁世凯请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出来替自己收拾残局，可是本性难改，仍处处擅权独裁，不容别人置喙。黎元洪便一言不发，段祺瑞则牢骚满腹。徐世昌见双方所提条件南辕北辙，知无共同语言，向袁世凯提出，全国性的谈判请冯国璋居中斡旋，地方性的谈判仍由蔡锷、陈宦洽谈，让他们斟酌议和条件，以免弄成僵局。
袁世凯撤销帝制而又自居总统，进行和谈而又准备再战，非但没有缓和人民的反对情绪，反而把人民的反抗情绪激发得更加高昂。
为了彻底打倒袁世凯，人民继续起义。
在广东，3月30日，团长莫擎宇独立于潮州、汕头，镇守使隆世储于廉州、钦州起而响应。4月4日，宝壁、江大、江固军舰反正；徐勤等人在肇庆、三水，陈炯明、朱执信等人在惠州、潮州，林虎等人在高雷地区，同时树起讨袁大旗。陆荣廷屡电龙济光，迫其独立，否则即率军进攻广东。龙济光见形势岌岌可危，急电袁世凯请示办法。经袁世凯授意，龙济光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但因独立是假的，民军仍要进攻广州。旋经陆荣廷、梁启超调停，4月12日，龙济光、陆荣廷的代表和民军代表在海珠开会，讨论民军与龙济光的合作问题，龙济光的警卫军统领颜启汉竟然开枪行凶，打死陆荣廷的代表汤觉顿等四人。陆荣廷、梁启超闻讯，决定武力讨伐龙济光。龙济光急忙派人疏通，与陆荣廷妥协。双方决定，在肇庆成立两广都司令部，推岑春煊为都司令；龙济光仍暂任粤督；枪毙海珠惨案的指使者、帮办广东军务蔡乃煌；即日调兵北伐；民军由岑春煊处理。4月19日，岑春煊抵肇庆。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
具有强烈独立要求的浙江人民和军人赶跑了模棱两可的骑墙将军朱瑞，于4月12日宣布独立。但巡按使屈映光系袁世凯的爪牙，不愿就任都督，只愿以兼浙江总司令的名义维持治安，保持“中立”，并将情况密报袁世凯。人民发现他同袁世凯暗通声气，又将其驱逐，改推吕公望为都督。
4月2日，程潜率领从云南带来的一营护国军占领湖南靖县。26日，湖南护国军召开讨袁大会，有四十八个县派代表参加，程潜被推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次日，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宣布独立。
江苏的江阴、吴江，安徽的大通，江西的广丰，奉天的桓仁、庄河，亦先后点燃起反袁斗争的烈火。
一个决不承认袁世凯为总统、迫其下台的舆论高潮同时在全国各地掀起。
唐绍仪指斥袁世凯：“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此次义举，断非武力所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在举国之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兹陈唯一良策，则只有请执事以毅力自退。”
汤化龙电告袁世凯：“国民今日不能以取消帝制恕公，实为国民历史争一线之人格，非仅感情之冲动也。”
吴景濂指出：“天下有死灰复燃之皇帝，断无失节再醮之总统！”
其他名流如伍廷芳、谭人凤、张謇、孙洪伊、康有为等人亦纷纷宣言，敦促袁世凯下台。伍廷芳甚至用宗教的语言，劝袁世凯多行善事，以求得“灵魂安乐”。
原国会议员通电全国，严斥袁世凯“反复诡诈，靦颜恋栈；卑劣龊龌，玷辱神京”。指出：“国家公产，非彼私物。总统、帝制，一任自专。出尔反尔，毫无顾忌。一国元首，智等小儿”。“今叛逆罪案既已成立，照《临时约法》第四十一条，总统资格业经丧失。”并致电宣布独立各省，指出：“该逆非至势穷力竭，绝不退位，和平解决，实属无望。尚祈大举进攻，扫除凶逆。”
十九省公民宣言说：“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苟且偷一时之安，因循误百年之计。”“叛逆之徒，不与共天，调和之说，实同饮鸩。欲民国而长治久安乎，非有真共和国家之精神不可；如何而表示真共和之精神，必自今日于国法上，能裁判袁世凯之罪案始。”且袁世凯是近三十年中国文明进化的“大障碍物”，“苟不及时铲除之，诚恐国亡种奴之惨剧，必编排演唱于彼昏之手！”呼吁人民：“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
滇、黔、桂、粤四省军政府亦联合宣言：袁世凯撤销帝制，其罪仍在，总统资格已经消灭，应以黎元洪为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海外侨胞及各团体亦通电反对与袁世凯议和，主张乘胜进兵，逼迫其退位，按照《临时约法》裁判其罪。
袁世凯已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陈宦提出让其仍任总统的议和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起义各省的严辞峻拒。
在举国声讨面前，袁世凯若有一丝一毫羞耻之心，一星一点自知之明，就应该断然引退，痛痛快快交出政权。但是，他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硬是靦颜恋栈，不肯退出历史舞台。还在3月28日致浙江将军朱瑞的电中，他就很坚决地表示：“黄袍尚非予愿，更何论乎白宫！惟欧战尚未解决，内讧未息，外患方亟，而接替难得其人，何敢以人民付托之重，轻为一掷，中忌我者之狡术，且涉非帝不为之嫌。总之，但能救国，无论如何牺牲，在所不顾；若谦退鸣高，只爱一身，而放弃同种之利害，非我辈所当出也。是非自有公论，固不在求伸于今日也。”明明是个祸国殃民的元凶巨恶，却恬不知耻地硬是把自己说成是公而忘私的爱国伟人，这就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独夫民贼的反动逻辑。正因为如此，他仍煞费心机，玩弄阴谋诡计，做垂死挣扎，企图无限期拖延下去。
为表示摈弃专制，实行民主，恢复共和精神，重新骗取人民信任，4月21日，袁世凯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5月8日，改政事堂为国务院）。
徐世昌鉴于形势日非，和事佬难当，在和起义各省打交道中受到冷嘲热讽和无情责难，于4月22日辞职。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公布了各部总长：外交陆徵祥，内务王揖唐，财政孙宝琦，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教育张国淦，农商金邦平，交通曹汝霖，陆军由段祺瑞兼，王士珍改任参谋长。段祺瑞不甘徒有其名，以责任内阁名义请求裁撤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由陆军部接管该处事务和模范团、拱卫军，向袁世凯要权。袁世凯坚不交出。可见其所谓责任内阁完全是骗人的。
袁世凯为保住总统地位，还派阮忠枢到南京劝说冯国璋联合未独立各省，通电拥护袁世凯，向护国军示威。
冯国璋于帝制撤销后，曾以调停人的身份致电袁世凯：“南军希望过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就国璋观察，政府方面须于取消帝制而外，从速为根本的解决。……望政府回想往事，立即再进一步，以救现局。”暗示其应该下台。为促使袁世凯下台，4月16日，冯国璋又致电徐世昌、段祺瑞，首先指出：“帝制发生，未及数月，以致舆论大变。从前原案虽已撤销，初无裨于毫末，岂群情趋向转移无常，实缘威信既堕，人心已涣，纵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接着又发了许多怨言，最后讲：“中枢已渐废纪纲，官吏将不循法度。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外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大总统果能举此数者，胥以旋乾转坤之手段，整齐而操纵之，地位保存，片言可决。若察时度理，见为无术挽回，无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庶几令闻可复，危险无虞。苟长此迁延，棼丝不断，渐流横溃，防御终穷。”赤裸裸地要求袁世凯下台。当时讨袁的烈火已经成为燎原之势，逼迫袁世凯下台的呼声响彻云外，正是进行取袁世凯而代之的大好时机，冯国璋更不肯再做袁世凯的工具，于是提出，可考虑召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开会，商量对时局的意见。袁世凯估计到冯国璋根本驾驭不了未独立各省，而自己正好把下台问题推给会议去解决，以便拖延时日，遂表示同意。
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目的在于操纵未独立各省，南胁护国军，北迫袁世凯，收取渔人之利。此意在4月25日致未独立各省电中已清楚地暴露。在该电中，他号召未独立各省“结成团体”，“扩充实力”，做到“对于四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并宣称：“若四省仍显违众论，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5月1日，他与张勋、齐耀琳提出解决时局的具体办法八条，再一次暴露了借便图私的不良居心。因此，人民因其不赞成帝制曾对之寄予的一点同情和幻想，像一缕轻烟，随风飘逝。旅沪二十二省公民代表当即通电，将冯国璋欲“效袁氏之行，或其行动较袁氏尤为卑劣”的真实面目揭之于众，北洋军阀亦对之大加责难。
为保住总统地位，袁世凯又指使内务总长王揖唐公开跳出来，为自己的地位问题进行辩护。5月6日，王揖唐发布了一个又臭又长的通令，说什么各报所载文电言论，谓袁世凯丧失总统资格，“按之事实既不相符，征诸法理尤未允洽”。“就法理论，并非废止共和而后推戴皇帝，乃预备另造帝国而预推现居大总统地位之人为皇帝也。帝国既未成立，皇帝又未即位，是民国之继续如故，大总统之地位如故，毫无疑义，固可断言。民国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大总统申令有‘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等语。夫日‘原有名义’，非大总统名义而何？日‘现行职权’，非大总统职权而何？日‘维持全国现状’，非维持民国现状而何？况大总统始终未以皇帝名义颁布命令，即一切文电亦始终未见有‘帝国’字样，可为帝国未经成立之确据。帝国既未成立，民国即未中断，大总统即未脱离民国大总统之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