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无耻之徒只顾为袁世凯争总统地位而振振有词地大谈“法理”，却忘记去翻一下当初参政院第二次推戴书中替袁世凯洗刷背弃共和、解释“信义”问题而阐述的如下“理论”：“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它以最明确的语言宣布：“今日者”——最晚是上推戴书的当天——1915年12月11日，“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宣布者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是最权威的立法机关；袁世凯完全同意这一“理论”，并且正是根据这一“理论”承认帝位的。既然宣布“国体已变”，当然民国已被消灭；既然宣布“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当然袁世凯之总统地位完全丧失。参政院的理论和郑重宣告，足以使王揖唐的“法理”和“事实”变得分文不值。如果一定要讲事实的话，仅仅指出一点也就够了。袁世凯下令改称“洪宪”元年，禁止用民国纪年，正是改民国为帝国、变总统为皇帝的铁证。此案早已由袁世凯自己判定，总统资格早已由袁世凯自己否定，现在袁世凯又叫王揖唐出来争总统地位，大谈“法理”，这就无异于今日之袁世凯用手去打昨日袁世凯之脸，岂但无廉耻无人格哉！
在此期间，讨袁斗争的形势进一步发展。5月1日，两广都司令部誓师北伐。5日，广西护国军占领湖南宝庆。6日，广东护国军攻下福建永定。8日，滇、黔、桂、粤四省在肇庆成立统一机构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煜等人为抚军，梁启超兼政务委员长。并发表宣言，拥戴黎元洪为总统，军务院负责指挥全国军政，筹办善后。根本否定了袁世凯的总统资格，表明与之斗争到底的决心。
5月9日，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在三原宣布独立，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15日开进西安，迫使杀人魔王陆建章离开陕西。12日，旅长钟体道在川北宣布讨袁。中华革命军在山东占领潍县、周村。
原定于5月15日召开的南京会议，因人数不齐，改为18日召开。17日，袁世凯特电冯国璋、张勋、倪嗣冲说：“自滇事发难，远近骚动。既无洞察之明，又乏应变之策，夙夜惭怍，早存退志。……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协商，妥定各员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表面上对会议很为重视，实际上数日前阮忠枢、张镇芳便奉其命游说张勋进行破坏了。张勋想取得督理江苏军务的地位，欣然乐从。会议的另一核心人物倪嗣冲为袁世凯的忠实走狗。有此二人作梗，南京会议的前途黯淡可想而知。
派代表出席南京会议的有江西、山西、山东、河南、奉天、吉林、黑龙江、湖南、湖北、福建、直隶、热河、绥远、察哈尔、安徽十五省和上海、徐州地区。第一天开会时，与会代表多数赞成让袁世凯下台。当晚倪嗣冲率卫队三营匆匆赶到，于次日会上大放厥词，蛮横地否认多数代表的意见；张勋的代表万绳栻积极予以支持。会议吵成一团。开到22日，意见始终无法统一。许多代表提议请独立各省派代表参加，共同解决袁世凯的去留问题，倪嗣冲和张勋的代表坚决反对，独立各省亦拒绝参加，会议遂以无结果告终。
袁世凯正庆幸南京会议流产，自己又可苟延残喘于一时，5月22日，陈宦突然通电宣布四川独立。陈宦的独立完全系形势所迫。当初蔡锷屡次致电，劝其宣布独立，他均以北洋大军压境、环境困难为由，一再拖延。4月24日，得知冯国璋的态度，他的“意志为之冲动不少”。后来见四川人民强烈反袁，绅商纷纷向其要求独立，致书责备，且打算将他赶跑，他才因大势所趋，通电独立，以图晚盖。
陈宦的通电与众不同，特别强调了同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电文如下：“宦以庸愚，治军巴蜀。痛念今日国事，非内部速弭兵争，则外人必坐收渔人之利，亡国痛史，思之寒心。川省当滇、黔兵战之冲，人民所受痛苦极巨，疮痍满目，村落为墟。忧时之彦、爱国之英，皆希望项城（袁世凯）早日退位，庶大局可得和平解决。宦既念时局之艰难，又悚于人民之呼吁，因于江日（5月3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原冀其鉴此忱悃，回易视听，当机立断，解决纠纷；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宦窃不自量，复于文日（12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请即日宣告退位，示天下以大信。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国璋）在南京会议时提议。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或为左右群小所挟持。宦为川民请命，项城虚与委蛇，是项城先自绝于川，宦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其以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
袁世凯视陈宦为心腹爪牙，绝未想到陈宦会背叛自己；现在不仅背叛了，而且特意宣布与自己断绝个人关系，当即气得晕倒在椅子上，好长时间方才醒转。他手拿电报，哆哆嗦嗦，面色苍白，对梁士诒说：“二庵（陈宦号）厚爱我若此，夫复何言！君为我电复决志退位，何如？”梁士诒知其言不由衷，不敢回答。于是袁世凯亲自动笔复了一电，无非是“我厌问世，几不愿一朝居”，“我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如不顾善后，撒手即去，危亡立见，实不能忍心至此”一类谎话，作为贪权恋位的遁词，不过说得还算客气。
隔了一天，袁世凯实在气不过，又发申令，驳斥陈宦，说什么“本大总统之职任由于全国五族国民选举而来，其应行离职各节，《约法》定有专条，固非一部分军人所当要求。……凡稍有人心、粗知爱国者，当不忍致此。所称与个人断绝关系，予现居大总统地位，不能将予及大总统分而为二，亦犹之陈宦未经开缺以前，亦不能将陈宦及将军分而为二也。予现仍居大总统职位，照《约法》代表中华民国，与予之个人断绝关系，即与国家断绝关系，此非巧弄文词所能掩其事实，蔑其法理。”并下令将陈宦开缺，命其来京筹商善后，实欲骗进京后加以除掉。可惜，他这套荒谬绝伦的“法理”，此时已没有人听得进去了。
尽管陷入众叛亲离、穷途末路的绝境，袁世凯仍不肯悬崖勒马。听到刘冠雄、段芝贵主张用兵，倪嗣冲叫嚷要与护国军以兵戎相见，他又气焰嚣张起来，继续筹措军费，拟订军事计划，企图做困兽之斗，狡思一逞。同时于5月29日公布了《帝制始末案》，推卸罪责。并扬言：“近来反对之师，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害安宁之害大，不得不将事实始末明白叙述，宣布全国，以息谣煽而维治安。”大有要向反对者大张挞伐的架势。
不料同一天，另一个亲信汤芗铭又宣布了湖南独立。汤芗铭屠杀过许多革命党人和无辜人民，有“屠夫”之称，是袁世凯极其欣赏的一条忠实走狗。护国军起义之初，其兄汤化龙数次劝其独立，皆不听；后来看到袁世凯大势已去，知道死硬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始被迫做背叛袁世凯的打算。因其过去与黎元洪交情甚厚，在迫袁下台的呼声中，他也表示拥护黎元洪，而这一点与护国军的主张正好相同。故陆荣廷对他极端拉拢，并许以保证其原有之地位。5月，湘乡、邵阳、保靖、新化、衡山、郴县、宜章、资兴、桂阳、汝城、衡阳等地相继发生独立暴动，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在凤凰县宣布讨袁，广西护国军进驻零陵，程潜率护国军急速向长沙挺进，长沙成为孤城一座。再加汤化龙通过谭延闿找到原国民党军人为之保镖，他感到生命和地位均有了保证，方被迫反叛袁世凯。
袁世凯非常怕死，饮食极其谨慎，派有专人负责料理。平时除三餐丰盛的珍肴外，还要喝牛肉汁、鸡汁、鹿茸汤、人参汤，每日服用补血强身、滋阴壮阳之类的高级补养品，喝两个奶妈挤出的人奶，以保养身体，益寿延年。可是，他是个色鬼，荒淫无度，身体渐渐虚弱。称帝以后，由于遭到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他极端焦急、忧愤，至1916年2月中旬，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恹恹成病。3月，病情渐显。其后逐日加重，至6月初即卧床不起。
生病之后，袁世凯犹自抓住权力，死死不放。开始，他在躺椅上批阅公文，后改口授，让阮忠枢、夏寿田代行批答。最后虽实在无精力，仍不把权力交给责任内阁，而是交给袁克定，命其独自处理。
袁世凯一病倒，全家人惊慌失措，袁克文同袁克定大吵大闹。几个姨太太精心护理，日夕不离左右。其第三房儿媳妇（袁克良之妻，袁克良在外狂嫖，讨小老婆，虐待其妻）从自己股上割下一块肉，熬成汤送给袁世凯喝，表示她的一番孝心，希望袁世凯早日痊愈。袁世凯知无济于事，未喝。看到陈宦和汤芗铭的电报，他羞愤交加，又恨又怕，病势立即转剧。他最初患的是膀胱结石，后来转变为尿毒病。因其不相信西医，不去住院动手术，而中医此时已束手无策，便由袁克定做主请法国医生贝熙叶诊治。贝熙叶为其导尿，仍然未能转危为安。袁世凯意识到即将要离开人世，急命人请来徐世昌、段祺瑞，嘱托了一番。
1916年6月6日凌晨，袁世凯处于弥留之际，徐世昌、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张镇芳等人匆匆赶到居仁堂袁世凯的病榻之前。徐世昌问继任人问题，袁世凯说了“约法”二字后即不能再言。上午十点，便一命呜呼了。
由于陈宦、汤芗铭的背叛对袁世凯打击太大，好事者便把陕西起义的陈树藩加上，借用中药之名，说袁世凯是服了一剂“二陈汤”毙命的。
6月7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国务院成立了恭办丧礼处，负责为袁世凯治丧，通令全国下半旗，停止娱乐、上课和宴会，以示哀悼。以后又举行了公祭，由段祺瑞代表大总统主祭。
6月8日，袁世凯的遗体入殓，头戴平天冠，身穿祭天大礼服，足登朱履，俨然一个“大行皇帝”的模样。6月28日，灵柩移往洹上村，黎元洪率国务总理以下各官至新华门恭送。灵车从前门车站出发时，鸣礼炮一百零一响。段祺瑞以下北洋各官员均执绋送葬，随专车赴彰德。
灵柩到达洹上后，政府又成立了董理墓地工程处，由河南巡按使田文烈主持，负责修建袁世凯墓。
早在袁世凯归隐的1910年冬天，他就为自己选择好了墓地。1911年6月22日，他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袁世凯自称）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
据袁克文记述，袁世凯自选的墓地在太行山中。他写道：“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
当讨论葬于何地时，袁克文提出按其父生前的意愿办，但袁克定坚决反对，决定将其父葬在洹上村旁。
关于修建袁世凯墓及下葬的情况，田文烈在1918年12月有个专门报告，兹摘录于下：“洎灵輀自京奉移彰德邸中，当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在……洹上村东北隅之太平庄，距里邸仅二里许。绘具详图，商拟采混凝土版筑之法为穹室，而隧道、石门、石墙等工附之，几经审度，询谋佥同。正鸠工庀材，计日程功，会时局不靖，云台（袁克定）公子辈亟欲安妥先灵，诹期于八月二十四日举行安葬。乃先在平原修砌砖圹，冀垂俭德，以致豫拟穹室、隧道各工迫于时期，赶修不及。是日会葬，诸公均虑砖质庳薄，难历久远，首由今大总统（徐世昌）建议，仍于圹之四周用混凝土坚筑如图式，并为袁公夫人豫留袝葬吉穴，别为隧道于左方，至六年一月工竣。此承修内圹之经过情形也。惟是袁公缔造民国，功业震铄，斯兆域之经营，为国家典礼所关。……丧礼及营葬经费，前经国务会议议决，由政府指拨银币五十万元，至此已动用泰半。其茔圹内外全部建筑工程以及祭礼、种植诸端，斟酌时宜，权衡体制，再四审核，不敷尚巨。适今大总统隐居辉县，文烈乃往复商承，以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帑奇绌，难再请求。爰与段君祺瑞、王君士珍、段君芝贵、张君镇芳、雷君震春、袁君乃宽、阮君忠枢公同筹议，发起征资，萃袍泽三十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群策群力，先后集捐款银币二十五万元有奇。于是招商投标，订立合同，核实修建。……综计墓地全部大工，自（民国）六年（1917）二月开工，至七年六月行大祥礼时而落成……”
修建后的陵墓主要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牌楼一座，中立竖匾，袁克定本拟题“袁陵”二字，徐世昌怕引起非议，未同意，改题“袁公林”。其次是望柱、石马、石虎、石狮、石武官、石文官，各二，东、西相向。碑亭一座，内竖石碑一通，徐世昌题“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于其上。东、西值房各三间。大门。东、西配房各五间。风磨铜鼎炉一座。享堂七间，名曰“景仁堂”，正中供奉牌位，两旁陈列生前的衣冠、剑带之属。堂两侧各有圆角门一。最后为墓台，前有铁门、铁栏杆、石供桌、石香炉等物；后是宝顶，圆形，高一丈二尺，下面是钢筋水泥混合体，上有草皮一层，周围用青白石圈砌。有隧道通墓穴，穴中有井，棺置石床上。林内种植着松柏花草，房屋以绿色琉璃瓦覆盖。如把绿瓦换成黄瓦，便俨然一副皇陵的派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