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例如，关于学习外国问题，毛主席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汇报时就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苏联内务部不受党领导，军队和企业实行“一长制”，我们就不学。“一长制”这个名词有些独裁。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就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苏联原来男女分校，讲起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现在又要男女同校。所以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就不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经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总之，“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
34个部委汇报结束后，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进行讨论归纳。由于部署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形势紧密相关，考虑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直接涉及对未来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因此政治局会议的讨论，除了概括出十大关系之外，中心是分析国际形势，估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问题。1955年有两大国际会议是很有影响的。一是4月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提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二是4月到7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由于两个会议的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增强，使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动武。到1955年底和1956年年初，我党中央逐渐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政治局会议认为，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和平时期。据周总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传达，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把治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加强，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
建国后第一个五年军事费用支出占国家预算支出的24％，政治局会议设想第二个五年减到20％以下，15％的样子，以便腾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政治局会议决定，把国防工业发展步伐放慢，各经济比例就比较好安排了。这是安排十大关系，尤其是前五大经济关系的重要一环。
4月25日到28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于25日第一次讲《论十大关系》，他讲后，连续讨论了3天。5月2日，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上午，第二次讲《论十大关系》，下午讨论。讨论结束时，他作了结论。
两次讲十大关系的纪录，10个小标题相同，但内容有所不同。4月25日的讲话，批评斯大林内容多些，5月2日的讲话，理论分析多些，补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3天讨论和4天省市委书记汇报时提出的一些意见。
1965年12月27日，根据少奇同志建议，并经毛主席同意，中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这次印发稿，以4月25日讲话为基础，吸收了5月2日讲话中的部分内容。整理时，有关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农轻重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批评，对斯大林的批评，以及过高估计战争危险，忽视发展沿海工业，某些方面照搬苏联的缺点错误等内容，都没有收进去。
1975年，小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向毛主席建议，重新整理《论十大关系》讲话。重新整理于7月13日由小平同志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版选集时再公开。”
这次对讲话的重新整理工作，是在胡乔木同志主持下完成的。这个整理稿忠实地体现了原讲话中“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经验”的主要精神，恢复了1965年整理稿中许多没有收进的内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但由于考虑到当时国内外形势，还是有些具体内容没有收进去。现在，我根据两次(主要是第一次)讲话的记录，就以苏为鉴戒和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所讲的内容，作些补述。
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问题时，毛主席说：“不用说有了10年、12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8年、7年、6年，甚至只要有5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4年的工业。办了4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也是完全合算的。”在批评有些同志不敢在沿海搞工业建设时还说：“好象原子弹已经在3000公尺上空了”，“不要说3000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1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
谈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毛主席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谈论减少军事经费、发展和平经济问题，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有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太大不好。”在分析我人民解放军现状时，他批评了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说：“那时的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
在谈到国家与农民关系时，毛主席批评了苏联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错误。他说：“据说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要怎么说呢?”这里，我想作点说明。据《苏联国家经济年鉴》披露的资料，苏联从1929年到1940年，工业年均增长16-8％，而同期日、美、德等资本主义国没有任何一国的增长超过10％的。13年内苏联钢产量从430万吨猛增到1830万吨。正因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高速增长，得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从这方面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明显的。但由于集体化中的强迫命令和农业政策的失误，至少在谷物生产方面集体化和机械化的优越性确实没有明显发挥出来。1913年沙俄谷物产量8600万吨，1953年为8250万吨，确实低于沙俄最高水平，但1951～1955年的平均年产量达到8850万吨，总算是赶上或超过了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
在谈到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时，毛主席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100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地方的权利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思想，对体制改革有重要指导意义。可惜的是，1958年走了一个极端，来了个权力大下放，在十几天的时间内，将绝大部分中央企业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造成了混乱。以后就不再注意扩大地方权力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中才开始真正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病，充分调动地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扩大地方的权力当然要适度，应以不影响国家必要的集中统一为前提，而不能走到地区分割半分割的状态去。
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时，毛主席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毛主席吸取苏联的教训，总结了我国多党联合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著名观点。
在谈到革命和反革命关系时，毛主席说：“斯大林不知道是怎样想的，抓到一个就杀一个，结果犯了大错误。其实，托洛茨基是可以不赶走的，季诺维也夫也是可以不杀的。至少可以让他们当个政协委员吧!”“特别重要的是，不割脑袋的办法可以避免犯错误。人的脑袋不象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如果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斯大林说反革命越搞越多，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反革命是越搞越少，不是越搞越多。”说阶级斗争越斗越尖锐，“这在一定时间是真理”，“过了这个时间就不是越斗越尖锐”。
谈到是非关系时，毛主席说：“我看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有点像赵太爷，犯了错误就杀掉，错误与反革命界限不分，错杀了很多人。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
谈到中国和外国关系时，毛主席着重讲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做过的错事。他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不是用联共，而是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党组织的名义，由联共中央转发来的电报提出的——薄一波注)；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那个时候，除了党内同志以外，全世界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天天替我们辩护，不用工资，替我们做义务宣传，说我们不是铁托。讲起斯大林，我们有三肚子火。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1948年被斯大林开除出局，在斯大林看来，铁托不听他的，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
这些未发表的材料说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斯大林的错误，当时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当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这是举世周知的。至于上述对斯大林的种种具体批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那完全是从维护国际工人运动的团结着眼，避免给人以口实。这些内部批评，后来我党中央通报给苏共中央了。 探索带来的新风
《论十大关系》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是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正如邓小平同志1975年7月10日给毛主席的信上说的：“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讲话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例如：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的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等，都被采纳成为八大关于策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指导思想。但是，也正如周总理在八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的：“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重要的是提出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原则。
毛主席率先探索，在党内和思想理论界也发生了良好的影响。1956年到1957年头几个月，我们党内掀起了一股调查和探索的风气，而且我以为是成果累累的，思想理论界探讨问题的空气也甚为活跃。
(薄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