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为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应有之义，但在阶级斗争盛行时代，这却成为知识分子争取言论、科研权利的标志性口号。“双百方针”的提出与贯彻的艰难与曲折再现了知识分子的奋斗历程。
为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同时提出来的。1950年，关于京剧问题有个争论：一派主张全部继承，即连其糟粕也要继承下来；另一派说京剧是封建主义的，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当时给戏曲界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京剧还是要，不单旧京剧，各种戏曲形式都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
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延安时期已经解决。延安曾演过旧京剧。如《捉放曹》、《连升店》、《玉堂春》和新编的《三打祝家庄》等。到北京后，旧的争论重新起来，毛泽东的题词解决了这个争论。
“百花齐放”只解决了各种戏曲形式要同时存在的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文艺界的其他问题，更没有涉及科学界、学术界的问题，比如，如何对待不同的学派，发生了争论怎么办?等等。中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为了治理国家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怎样领导科学工作，也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
当时，有这样一些具体现象：
(1)有一位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回国，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工作。他同我谈话，贬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不但如此，请他编中学的生物学教科书，他不写“细胞”一课(后来请他补写了)。我对于遗传学是外行，但已看得出他的“门户之见”了。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核糖核酸，这是很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应当让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工作，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实究竟那一派是正确的。这个同志很好，他照办了。因而我国的遗传学的研究就有了成绩，超过了苏联。
(2)又有一位老同志，也是很好的同志，战争中间担任军队的卫生部长，战争后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副部长。他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之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我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微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我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当然就应该反对中医和西医，取消一切现存的医院，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与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医百病。我觉得这种认识很危险，会出大乱子。实践是辨别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的唯一办法。中医能治好病，西医亦然，这都是人类的珍宝，应该研究和发展，应当劝中西医合作。这位老同志没有坚持他的奇怪想法，后来他的工作是好的。
(3)郭沫若与范文澜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历史学家，但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有不同看法。当时，有些同志要中央宣传部决定谁对谁错。我们认为，这是学术问题，要凭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的实物，由历史学家自己去讨论决定。
各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可以有学派的。学术与政治不同，只能自由讨论，不应该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学帽子”的办法，打倒一个学派，抬高一个学派。只有罗马梵蒂冈教皇做过这种蠢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这一类蠢事。这种蠢事阻碍科学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
1956年2月，在毛泽东同志的居所颐年堂开会，我向中央报告了这些情况和我的意见。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方针。
这样，“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就作为党的一条方针，一起提出来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宣布这个方针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次讲话经整理补充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同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讲到这个方针是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
1956年5月，我曾应郭沫若的要求，在怀仁堂对首都的科学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做报告，讲了这个方针。
1957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以“轮流坐庄”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借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提出要“大鸣大放”，以制造舆论。“大鸣大放”是极少数右派分子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口号。
“大鸣大放”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字面上看，都有“鸣”、“放”二字，但性质完全不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方针，不是政治斗争的方针。政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应当讲民主集中制，讲法制，而不应该搞“大鸣大放”。至于科学和艺术中的不同学派，不同意见则应提倡“争鸣”。
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句话对科学和艺术部门来说是不对的。照此去办，科学艺术部门只能是一言堂，而且会使“政治帽子”流行起来。对科学和艺术中的学派、流派，乱贴政治标签，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区分何者为资产阶级，何得为无产阶级的，是不科学的，也就无复“百家争鸣”可言。
“四人帮”在艺术领域只许各个剧种演八个“样板戏”，还说，“百家争鸣，最后听江青的”。江青不学无术，“四人帮”把她奉为教皇，实在可悲。尽管“四人帮”那样凶残，那样猖狂，他们也还不敢直截了当地否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的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一例证。
(陆定一)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经过
《光明日报》5月7日发表的陆定一同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一文，记述了重要史实，发表了精辟见解。我们在这里根据历史文献，对定一同志的文章作一些补充。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毛泽东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的题词。1942年毛泽东即曾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过“推陈出新”4个字。1951年的题词，一是对象扩大了，从京剧(平剧)扩大到整个戏曲；一是内容增加了，新添上“百花齐放”四个字。毛泽东1956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座中有人插话：是周扬提出来的。)有人要我写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据我们了解，周扬同志对人说过，“百花齐放”是戏曲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认为很好，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
“百家争鸣”，是毛泽东1953年就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提出来的。定一同志的文章讲了这个背景中的一个重要情况：郭沫若、范文澜两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的争论。1953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7月26日中宣部提出三个委员会的名单，8月5日中央予以批准，毛泽东还对各个委员会主任的人选批了意见。当时，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这个精神在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会议上传达了。1956年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当事人都曾讲到这个情况。刘大年同志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前年在纪念《历史研究》创刊30周年时，也讲到这个情况。
当然，50年代初这两个口号都只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 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我们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的一条基本方针，对它的意义加以系统的论述，并突出地加以宣传和贯彻，是1956年的事情。
党中央作出这个决策，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过程中。
毛泽东的报告是4月25日作的。报告中已蕴含了这样的意思，但还没有展开，没有讲到这两个口号。 讨论报告时，陆定一发言，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问题要让它自由。陆定一在这年一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就曾说过：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同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又讲了这些意见，并且谈到知识分子会议开过后，在一次各地宣传部长都来参加的会议上，他还讲过不能同意“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的，魏尔啸、西医是资本主义的，中医是封建的”，“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样的说法，把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讨论报告时，还有人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要贯彻这两个口号。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他在发言的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式宣布，是在随后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各方人士发言之后，毛泽东又一次发言，其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谈到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有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讲话一开始就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陆定一讲话，是当时党中央对这个方针作出的最详尽、最透彻的阐述。这个讲话公开发表过，是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会增加对于前人的探索和努力的了解。至于毛泽东上述发言的内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条作过介绍。
在这期间，毛泽东还有几封与“百家争鸣”有关的信件，收集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
一是195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定一的一封信。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不同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的论点。毛泽东就此事写了这封信：“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这时明确了在学术问题上可以同任何领导人争鸣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这也就是在学术讨论中，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