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朝政府表面上维持着封建专制帝国的形式，但实际上已变成了受帝国主义操纵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随着政权性质的变化，清政府组织机构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与改革。主要的变动与改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是为挽救摇摇欲坠的皇权实行假立宪的骗局。
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交涉中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由礼部、理藩院、鸿胪寺等机构负责接待外国朝贡使臣。鸦片战争后不久，为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派公使驻北京，迫使清政府设立专门的外事机构。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初设“抚夷局”，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式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直接与外国侵略者的驻京使臣交涉和办理一切对外事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交部，班列六部之前。总理衙门建立后，适应外交事务的需要，还设立了南、北洋通商大臣、总税务司和同文馆等机构。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出现了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戊戌变法。在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中，含有改革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变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的设想。1901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逃到西安，为了欺骗人民，急忙发布“变法”上谕，表示实行“新政”，并设立了专门从事“新政”的“督办政务处”，作为总办改革政治的机关。《辛丑条约》的签订更加激起广大人民的不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不得不挂出“预备立宪”的招牌，继续欺骗人民。第二年由军机处和内阁合并成立新制内阁。新内阁设内阁总理大臣，改政务处为内阁会议政务处。1908年八、九月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并颁布了一个《钦定宪法大纲》。在大纲中，十分露骨地肯定“君主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和“总揽统治权”的君主专制原则。1911年，在革命形势的冲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取消军机处和旧内阁，成立责任内阁，由内阁总揽政务，在议会监督下，作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最高行政管理机关。新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协理大臣二人，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十部，部设大臣及副大臣以取代旧制的尚书侍郎。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清政府一面派兵镇压，一面命令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并同意召开国会。但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清朝反动政府的立宪骗局彻底破产。
三、中华民国时期
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中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国家政体的主流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但在其初期，由于社会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民主与反民主、君主制与共和制、复辟与反复辟进行了尖锐斗争。经过反复较量，最终民主共和制取得了胜利。这一时期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临时政府及《临时约法》阶段（1911~1913年）。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决《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织大纲》规定，临时政府为联合政府之性质；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是总统制共和政体。12月25日孙中山回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元旦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政府宣告成立。1月28日，由各省都督府选派参议员组成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在孙中山主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不久举行制宪会议，在大纲的基础上，于3月11日颁布了《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宪法文件的形式肯定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宣告了在中国古老大地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建立。《临时约法》的最大特征，是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之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
第二阶段，北洋军阀政府阶段（1913~1928年）。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进行“南北议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被迫让步。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袁世凯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拥护”共和。同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并荐袁为总统。15日，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样，辛亥革命的果实就落到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手中。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实行独裁统治，解散国会，于民国三年（1914年）元月召集组成了“中央政治会议”，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5月1日，袁世凯以大总统命令公布了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亦称“袁记约法”。“袁记约法”
取消了《临时约法》中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大总统行使权力时的法律约束，把大总统的权力予以空前的扩大，规定“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集全国行政、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同年12月公布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还规定，总统不但可以终身，而且可以世袭。袁世凯并不以总统世袭制为满足，还企图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一切“准备”就绪后，民国四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实行帝制，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即皇帝位。这种公开背叛《临时约法》的倒行逆施行为，引起全国各阶层的一致反对，在讨袁护国的强大声势中，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1917年7月1日，原清朝两江总督张勋又上演了拥戴退位的皇帝溥仪复辟的丑剧，也很快宣告失败。
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相继为总统（或代理总统）。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军阀连年混战，使中国陷入极端混乱的局面。其间，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等人控制着北京中央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民国十一年（1922年）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同年10月10日，曹锟通过贿选就任大总统，同时公布了在短短三个月内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原则上采用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和内阁制。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被推翻后，段祺瑞被推戴为“临时总执政”。
为了维系对全国的统治和控制，段祺瑞政府于1925年8月成立“国宪起草委员会”，同年12月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该宪草赋予大总统和中央政府以相当大的权力，规定大总统有发布与法律同等效力教令的大权；副总统可以兼任参议院议长，以便于总统直接控制国会的活动。由于议决宪法的国民代表大会迟迟未能产生，所以，这部宪法草案被束之高阁，未能正式通过和颁布。其后，内战频仍，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进军。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方各路军人推戴下在北京成立军政府。民国十七年（1928年），国民革命军进军北方，张作霖于六月三日退出北京，军政府随之消失瓦解。至此，1912年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以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在我国北方的封建统治以及光怪陆离瞬间即变的政治制度的嬗变，宣告结束。
第三阶段，国民政府阶段（1927~1949年）。这一阶段，是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推动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进行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主张实行直接的、普遍的、革命的民权，即“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免诸权”，民权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不久，孙中山又提出和阐发了包括“权能分开”、“直接民权”、“五权宪法”、“革命程序”在内的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民主宪政理论和方案。按照孙中山的设计，建立“民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在军政时期施行军法，实行军事统治，即以兵力统一全国，又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训政时期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民选政府成立，就是建国大功告成。
从1924年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到1928年北伐成功为军政时期。其间为国民政府初级阶段。1925年6月，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改革命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同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叛变革命，与南京政府妥协、合流。从此，国民政府成为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政权。
从1924年7月到1928年2月，国民党曾三次制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各有不同，但基本原则、体制并无变动，概括起来，初期的国民政府有以下特点：一是实行直接党治，即国民政府受党的指导及监察；二是实行委员制，一切政务由委员处理，主席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三是实行一权主义，就是把国民政府的五项治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及监察权合为一体。这种政府组织模式及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孙中山当年联俄联共、以俄为师的有关思想，至于政权的实质以及实际运作，则是另一回事了。
原规定军政时期结束后6年，即1935年完成训政时期，实际上拖到1936年才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46年才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1931年5月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并公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作为训政时期的政治纲领。《约法》的中心内容是在法律上确立南京国民政府在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立宪原则；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规定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制度，“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国民政府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各部会”；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由国民政府训导，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约法》使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合法化。
所谓宪政，是指结束训政时期的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严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许多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也呼吁“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在这种局势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不得不宣称要制定宪法，还政于民。1933年1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宪法草案。经过多次修改审议，于1936年5月1日由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同年5月5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实施，通称《五五宪草》。《五五宪草》是国民政府制定颁布的由“训政”到“宪政”的一部过渡性宪草。宪草规定采取总统制和五权分立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国民大会负责，并增大和扩展了总统的权力；决定设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制”，并划分和确立了五院的权限，但其中行政、司法、考试三院的院长均由总统直接任命，使五院分而不立。宪草新增设了“国民大会”一章。规定国民代表直接民选，国民大会有权选举和罢免总统、副总统等，有创制法律、复决法律、修改宪法和宪法赋予的其他职权等项权力。但国民大会不设常设机关，致使它无法行使日常权力，几同虚设。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了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大变化，拟议中的国民代表大会一直未召开。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准备发动内战，一方面加紧策划准备召开国大，通过《五五宪草》，并组织新政府。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公然违反全中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意愿，破坏国共双方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又撕毁了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协会议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由国民党一党包办，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大会”。12月25日“国大”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在《五五宪草》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在政体上主要有三点：第一，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它在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上，虽然表面维持国会制和责任内阁制，但实际上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删去了《五五宪草》中关于“总统对国民大会负其责任”的规定，使总统既不受任何法律约束，又不向任何机关负责，实质上仍是总统独裁。第二，虽然分章规定“五院”的组织形式、职权范围和活动程序，形式上确认“五院”分享该项最高“治权”，而实际上“五院”分而不立，总统可以直接提名或任命行政、司法、考试三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各部会的长官，并具有调整各院之间争执的权力。第三，重新划分和确立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取消了地方均权的原则，实行中央集权。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经营二十二年的国民党南京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