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主题是“美丽女子寻求不平凡的爱情”，如《薄寒》、《如蕤》、《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都市一妇人》，讲的都是都市女性对真爱的寻求和永远不可得的悲剧。沈从文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女子比男子保留了更多的人性的真，所以她们还有权利去寻求爱，都市的男子是连这份权利也没有，或者说他们连这份意识都没有。但沈从文认为都市女性的这种寻找是徒劳的，因为他们要面对的都是委琐的男子。他还夸大了她们的那种渴望，以此来突出男性精神世界的萎靡和女性精神世界在这种环境下的变异。《薄寒》里，生活对她是很优待了，但她却“特别容易生气，容易倦，容易哭”。因为她需要的是“那种近于野蛮的热情下时的光荣。她心上需要一种压迫，这压迫当出之于男子直接的、专私的、无商量余地的那种气概”。“她要的是与人间本性的对面，因为她，便失去了一切拘束，来做那合乎本性的事”(《薄寒》.《沈从文全集》2卷.)。这几乎成了这类故事的一个直白的宣言。无论是如蕤、《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还是《都市一妇人》里的她，她们所渴望的爱情都是如此。她们藐视那些为她们的美丽而动心的人，说世界上男子全是蠢东西。《薄寒》里极力渲染女性对那种充满了蛮力的爱的渴望，她甚至为了尝试那种感觉而去接近一个陌生的军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的萝，也是一样，能得到所有见到她的人的所谓的爱，已经是够夸张了，所有的人却一律地无用，她认为他们都是穿衣吃肉的东西，她“笑他们，骂他们，怜悯他们，反而使这些东西更愚蠢”。萝也和《薄寒》中的她一样，因为一个男子没有表示对她的美丽动心，又敢于向她直接表白，不讲任何理由就说：“我觉得你得嫁我。”她并不爱他，但就因为他有一份鲁莽气，她就带着一种对别的男子的复仇情绪，决定和他结婚。尽管他是个“瘦小委琐”的人。如蕤也觉得普通的爱太平凡，像萝一样，她不希望男子为她的美丽而动心，而希望一株“永远皆不动摇的大树，在她面前昂然的立定，不至于为她那点美丽所征服。她找寻这种树，却始终没有发现”。她认为都市中的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没有个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就有个性，她所需要的就是真正有感情的爱，她的渴望和《薄寒》中的她，和萝一样，渴望像左拉小说中的妇人一样，为一种陌生的蛮力所征服，愿意“‘毫不拒绝的躺到那金黄色稻草积上去’。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火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外一个也烧死，这爱情方是爱情”(《如蕤》，《沈从文全集》7卷.337,338.)。沈从文安排了一个最老调的英雄救美的故事，之后如蕤似乎是爱上了那个救了她的男孩子。因为他长得“健全宽阔”，有“强健的胳膊”，她就认为他有“强健的灵魂”。当然一切都是想当然而已，他们并没有深入的情感交流，爱也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她对那个男孩子说：“为了我的快乐，为了不委屈我自己的感情，我就走了。”仿佛她爱那个男子只是为了让他也爱她，他终于爱了她，她却决定走了。《都市一妇人》里的她是一个经历复杂的美丽女子。经历过无数个男子的爱与骗，最后决定把终身托付给一个比她年轻得多的军官。他们的爱情是源于“寂寞”和“生疏”。当然谈不上什么真正深厚的情感，所以她才害怕容貌的衰颓使那本来就很脆弱的爱情消失。她用了最出奇的手段，毒瞎了男子的眼睛，来维持可怜的“爱情”。作家没有给他们验证爱情的机会，他们在回乡的路上遇难了。那份奇特的爱情也就永沉江底了。她把爱情依附在外貌上，无异于在沙基上盖房子，失落是必然的。相比于沈从文乡土小说中那些如国画一般淡雅而清晰的影像，都市故事中的任何人都那么模糊如一片影子。故事中的人物，男子通常卑琐而呈现“阉寺性”，女子却无一例外地渴望野性的爱情。他们很少是有名有姓的，通常都是“某夫妇”或是“或人”，是“他”或者“她”，是“都市一妇人”，是“绅士的太太”，是甲乙丙丁。他们的面貌是模糊的，通过沈从文描述他们的那些陈腐的词语，你很难想象出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是从现实中指出来了。这些女子无一例外地美丽异常，而且靠她们的美貌来鄙视男子。《薄寒》中的她是一位知识女性，人又很美丽，“她有钱，又有相当的地位。衣服并不与流行的时髦相反。最后，是男子一点爱了。这个更多。”(《薄寒》.《沈从文全集》2卷.)“都市一妇人”“原来是一个小家碧玉，生性聪明，相貌俏丽”(《都市一妇人》.《沈从文全集》7卷.177.)。如蕤更是美得如神话传说中的公主，沈从文用形容龙朱那样传说中的人物的陈腐词语来描述如蕤：她“品学粹美，相貌尤其艳丽。游泳，骑马，划船，击球，无不精通超人一等。且为人既活泼异常，又无轻狂佻野习气。待人接物，温柔亲切，故为全个团体所倾心”。她“能独唱独舞”，“穿任何颜色任何质料的衣服，都十分相称”，“说话声音引人注意，使人快乐”，“不独使男子倾倒，所有女子也无一不十分爱她”，她是“为上帝特别关切的女孩子”(《如蕤》.《沈从文全集》7卷.335.)。“都市一妇人”的出场和如蕤一样，如蕤有“绿肥红瘦”的暮春风度，她给人一种“绿肥红瘦”的晚春感觉。而且每个人的个性也不清晰，你觉得如蕤和《都市一妇人》，萝和《薄寒》中的她从个性到气质风度上，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豪门小姐和交际花，演员和中学教员，生活差距是多么大，但在小说中，她们的个性，她们的所想所做，甚至说的话抽离了文本，根本不知道是谁。男主角也是一样。《都市一妇人》中的男子：“出身膏腴，脸白身长，体魄健壮，思想正确，从相人术方法上看来，就可断定是一个具有毅力与正直的灵魂极合于理想的军人。”(《都市一妇人》.《沈从文全集》.7卷.174.)《如蕤》中的男子：“健全宽阔的胸脯，发育完美的四肢，尖尖的脸，长长的眉毛，悬胆垂直的鼻头，带着羞怯似的美丽嘴唇，无一不见出青春的力与美丽。”(《如蕤》.《沈从文全集》.7卷.343.)就是沈从文所赞颂的男子的样子，他强调身体的美，他也说了灵魂，可那岂是可以说明的？但他们究竟长得什么样子，从这些概念化的词语和程式化的比喻中很难想象吧！更不用说从中分辨个性了。他们不是立体的人，也不是平面的人，而是用积木堆起来的人的模型。他们是都市女性眼中理想的男性，但他们在外表之外，并没有真正承担起她们的理想的能力。更不用说那些沈从文所嘲讽的男子了，他们简直只是等同于“卑琐”，“阉寺性”这些词语。故事的背景也特别得模糊。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笼统意义上的“都市”。或是在某个公园，如《薄寒》和《或人的太太》，或者是某个海滨都市，如《如蕤》，大多是发生在家里。他说他是“为高等人造一面镜子”，主题真的是像镜子那么明晰清亮的。《八骏图》也是一面镜子，是一面神奇的镜子，能照出那些高级知识者的隐在心灵深处的“外遇”的渴望来。那些城里人就通过“外遇”来展示自己的卑琐和“阉寺性”。“美丽女子寻求不平凡的爱情”的那些故事，是对都市人所谓“阉寺性”的一个非正面的表达。沈从文用夸张和重复的手法强调着他眼中的都市世界的虚空，以爱情世界的虚伪和空虚来反映都市人精神空间的狭窄和窒息。
沈从文对都市下层人的精神世界亦有所关注。沈从文的笔下世界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他不知什么时候就把笔伸向一个别人忽视的世界，挖掘出文学的光彩来。《泥涂》写了流浪在都市的一群人面对着灾难的生活：天花、大水、火灾。灾难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些被迫丧失了土地的人，生存在都市的被遗弃的角落里，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灾难。张师爷是作家着力表现的一个人物。他像极了孔乙己。他混在这群极端穷苦的人中间，但他是个“读书人”，就觉得“比你们高贵，比你们身份高一层”。就像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像孔乙己一样迂腐而热心。孔乙己说话喜欢用“之乎者也”。张师爷也认为在请愿书上要写上“恳予俯赐大舜之仁”才能感动别人。孔乙己坚持教“我”“回”字的四种写法，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张师爷坚持教祖贵认字，因为“懂得读书那是最尊贵没有了”。孔乙己把仅有的几个茴香豆分给孩子们，显示了他的热情和善良。张师爷则大家都说他是个好人。他平时就乐于助人，给人写信从来不要钱，“尽想帮助别人，自己却常常挨饿”，最后更是死在救人上。他也像孔乙己那样好脾气，别人怎么奚落他也不生气。孔乙己偷书。张师爷抽鸦片，“一发了瘾，这条曲蟮，除了到巡长处讨烟灰吃以外，就没有别的去处”。但是孔乙己“在我们店里，品行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张师爷“同你们借钱，就借一个还一个”。孔乙己死得非常荒凉，被人打得断了腿，只能用手走路，他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走向了死亡。张师爷的死，也让人觉得荒诞，但笑不出来。他在救人的时候被一块砖头砸死了。别人替他去领棺材，他的身份先遭到了奚落。别人只好说：“大家因为常常要这个人写点信，做点笔墨事情，所以都师爷师爷的叫他。您就写一个张三领棺材一口得了，不然写李四也行，这人活时是一个又随便又洒脱的人，死了也应是个和气的鬼，不会在死后不承认用一个张三名义领一副匣子的。”他所最看重的读书人的身份都被剥夺了，成了随便一个人，张三、李四。那是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身份的，那点卑微的身份只是他自己心理上的一点幻觉和安慰。“所谓的棺木，就是四块毛板拼了两个头的一个长匣子，因为这匣子短了一点，只好把这英雄的腿膝略略曲着……”这个可怜的人不仅活着这个世界没有他的地方，就是死了也没有一口可以放得下他的棺材。这个细节是个绝妙的象征，这个世界没有他的地方，从来就没有。“水荡边的白木匣子，在黑暗里还剩有一个轮廓，水面微微的放着光，冷清极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以上分别出自《孔乙己》.《鲁迅全集》1卷；《泥涂》.《沈从文全集》9卷.)一切都成了幻影，连他是否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都成了问题。这篇小说展示了一个像孔乙己一样被挤压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的可笑又可悲的人生和精神世界。
沈从文试图寻找一种宽松的生存空间。《边城》可以说是一个代表。那里的人没有衣食之忧，没有因贫富差距而造成人与人中间的精神距离。所以他们生活得看起来是那么自由和快乐。但《边城》照样充满了这种中间者的悲剧。有美好的人性，但并没有美好的人生。翠翠是个孤雏，生活的空间就缩在那条溪水的两岸之间，生活的内容便是撑着渡船，此岸彼岸，彼岸此岸……而她的人生呢，处在过去（母亲的悲剧）与当前（自己的爱情）的困境中，又处在天保和傩送的爱情夹缝中，她并没有选择的自由，只能独自慌乱和恐惧。翠翠听到来说媒的是大老，心理反应非常激烈：“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翠翠心中乱乱的……”，她心里的感觉也错乱起来：“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鹅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痴着，忽地站起，半簸箕豌豆便倾倒到水中去了。”对于翠翠这样没有一点心计的女孩子来说，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份精神压力呀，逼得她所有的前尘往事都混到一起了。爷爷已经很老了，不可能总陪着自己，那么谁为自己做主呢？求婚的竟然是大老，母亲和父亲就是对歌而相恋的，唱歌的要是二老就好了。送了白鹅的是二老，那么他是喜欢自己的了，可有人有碾坊做陪嫁……翠翠的心乱了，她知道自己命运已经不在自己手上，作弄了母亲的命运也来作弄她了。美好的爱情成了牵着她走向悲剧的一个诱惑。傩送处在翠翠和“碾坊”的抉择的中间，又面临着和自己的哥哥竞争的困境。天保发现自己和弟弟爱上同一个女孩，他或者是“选择”了死亡，不是谁都不相信吗，“从不闻有水鸭子被水淹坏的！”爷爷生活在女儿的悲剧阴影和孙女的即将来临的悲剧的威胁中，痛苦地死去。作品中处处隐含着“哈姆雷特”似的无声的追问：“生存还是死亡？！”就是那些妓女们，她们的生活更是无奈：“妓女多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连那座古老的白塔都有“死”的时候：无声地倒塌在一个暴雨的夜晚。我真不知道怎么会有人从这些悲剧上去鉴赏出“桃源”的意味来，我所感觉到的是无处不在的逼迫，是死的追索。在沈从文的文学世界里，绝望的意味非常浓重。《边城》就是一个寓言，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在一些美好的人所组成的与自然相亲和的世界里，人类依然要面对困境的纠缠。“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边城》.《沈从文全集》8卷.)这句话就像鲁迅的“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鲁迅全集》1卷.)。沈从文表达的也是这种人类生存的寓言：幸福就是引着你向前的那个远方的声音，对于追寻者而言，它是存在的，就像鲁迅笔下的“过客”所听到的声音，但实际上它又永无边际，它就在那个永恒的面前。《边城》的悲剧超越了那些血腥和死亡，让人在面对希望——爱和美——的同时绝望。《静》也是一则这样的“困境”寓言，在战争的夹缝里，虽然小女孩还在向往着春天和一切美好的东西，但她们的希望没有了，父亲早已葬身异乡，而她们还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