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引出沈从文那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论断“爱与死为邻”。这个命题在沈从文那里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用爱来拯救死亡，像《会明》所暗示的。会明“在死亡中点燃起生命的火焰”(普林斯.《沈从文的生活和作品中的“乡下人”》.邵华强《沈从文研究资料》.713.)。在行军作战的军中，在死亡的间隙里，会明养育了生命：“小鸡从薄薄的蛋壳里出到日光下，一身嫩黄乳白的绒毛，啁啾的叫喊。”他从对这些小生命母亲一般的爱中体会到了生命的意义远远高于无谓的战争：“六月来了，这一连人没有一个腐烂，会明望到这些人微笑时，那微笑的意义，是没有一个人明白的。”(《会明》.《沈从文全集》9卷.)另一种就是用死来成全爱，在沈从文的作品里，就充满了这种以爱作为死的序幕和典礼的作品。在《月下小景》中，少男少女的爱情既不能见容于本族的风俗，逃走又将面临汉人的杀戮，因为一个追日的传说，他们“谁也不敢向东追求习惯以外的生活”，留给他们的似乎只有一条路：“爱难道是同世界离开的事吗？”他们认为“战胜命运只有死亡，克服一切惟死亡可以办到”(《月下小景》.《沈从文全集》9卷.)。沈从文把他们的死描绘得非常美妙，伴着美丽的月光和动人的歌唱，微笑着迎接死亡。《媚金·豹子·与那羊》里，那只受伤的纯白小羊就是爱和死亡的象征。它对人充满了诱惑，为了它豹子和媚金都触到了死亡。看到了那只小羊，又看到了豹子为了自己而死，媚金触到了最真烈的爱情，她含着笑死了。在《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里面，死亡成了实现爱的唯一的途径，不然，那个卖豆腐的青年也许永远都没有机会接近他心爱的人。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记叙了那个卖豆腐的青年在得到了爱之后面对死亡时的微笑，“我记得这个微笑，十余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鲜明”(《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13卷.305.)。在这些故事里，人们都不惧怕死亡，他们都用月光一样的微笑将爱与死融合在一处，让爱消失在它最辉煌的时刻。
困境中的选择是抓住“中间”。鉴于对自己生存的这种岌岌可危的状态的敏感，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都把“此在”，“当前”看得非常重要，这是他们生存意义的唯一的载体。他的文学世界是依据他的人生经历而构造的，是边缘世界与中心世界的对话，是同在的，不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而是共同面临着过去与现在，即旧与新。“道家脱离世界，‘乡下人’生活在世界中。他是现实的，世俗的，而道家却不是这样。”(聂华苓《沈从文评传》.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659.)所以他们的人生哲学是：“不要担心明天，好好处置今天吧。你在都市时，我不反对你为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希望而生活，到这里却应当为生活而生活。一个读书人只知道明天和昨天，我要你明白今天。”“忠于你的生命，注意一下这一去不来的日子，春天时对花赞美，到了秋天再去对月光惆怅吧。一切皆不能永远固定，证明你是个活人，就是你能在这些不固定的一小点上，留下你自己的可追忆的一点生活，别的完全无用。”(《凤子·八》.《沈从文全集》7卷.129.)沈从文不把过去或未来的任何一方作为理想的所在，他更看重“现在”。他笔下的人物，谁都不去留恋过去，过去也不能成为阻拦他们的障碍。《生》也是一则寓言，所有的人都死去了，他们的故事还在上演，老人心中积郁着近乎做梦的执著的期待，他甚至不向死亡妥协。《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的卖豆腐的青年也是一样，不向死亡妥协。虽然这种挣扎是如此卑微，甚至变态，但他们是可敬的。因为这都是“人”的事情。《雨后》里的她一直担心到自己的“枯萎”，“我告你，我也总有一天要枯的，——一切也要枯，到八月九月。我总比你们枯得更早。”这种担心让她认识到现实的爱的重要，她从四狗那里得到了此在的满足，“把自己醉，醉到不知人事”(《雨后》.《沈从文全集》.73卷.)。《阿黑小史》让一对年轻的男女的爱情融化在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里。在他们短暂的人生里，阿黑死去，五明发疯，他们只能用每一刻来作证人生。《月下小景》里的人物则是将一刻当成了一生来庄严地度过。《旅店》里，那个老板娘黑猫，突然春心萌动，就愿意冒险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使为此付出终生的代价（她因此而有了个孩子，不得不委屈自己嫁给了那个驼子）也在所不惜。《渔》里，父辈们的仇恨不一定要用仇恨来了解，而“爱”才是更好的方式，为了此时正活着的人们，这是最好的方式了。弟弟放下了刀，拾起了野花，将一幕血淋淋的仇恨化解在爱的憧憬里面，相对于现实的爱的渴望而言，血的仇恨失去其应有的魅力。《长河》以更现实的笔调来写边地人民在外来势力侵入后的反映。他们不再像“野人”们那样，以逃入山洞来表示抗争，他们多了一些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对于以“新生活”为象征的一切变乱，长顺的态度是：“来就让他来好，夭夭，我们不躲他！”老水手的态度更强硬：“慢慢的来吧，慢慢的看吧，舅子，‘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你们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夭夭的形象也一反沈从文笔下乡村少女的腼腆，她非常机敏并颇带不屑地应对保安队长，“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三黑子是沈从文笔下的一个特殊形象。他有着李逵似的反抗态度：“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我当了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长河》.《沈从文全集》10卷.58,106,152.)沈从文将虎雏似的野性发挥到了三黑子这种有政治倾向的反抗中来。这些反抗都来源于他们的生存境遇。抓住现在，面对现在，是他们必然的选择。沈从文找到的是人所以为人的那份坚贞和尊严，为了活着，他们是锲而不舍的，去承担苦难，争取欢乐。他们的人生是苦的，他们的生活态度却是高尚的。这就是希望，这就是价值。这里没有什么桃源，他们的人生是那样的艰难，死的阴影随处可见，但他们尽量庄严而尽量快乐。没有必要从这里寻找人性的健全与完美，在那样艰难的生存境遇中，这本来就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沈从文的失败，而是寻找者的愚蠢。沈从文所提供的是希望，不是理想。在新与旧之间，在常与变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抓住自己，抓住“中间”，就抓住了人能抓住的一切。
而都市人的缺点就在于他们不明白这一点。他们不懂得常与变的瞬间转换，不知道抓住现在，却希望抓住永恒。《都市一妇人》里的那个妇人为了留住自己的美丽，这根本不可能永恒的东西，毒瞎了她最爱的人的眼睛，但命运还是嘲弄了她，让她最终一无所获。美丽是不能扣留的，给美丽自由，它才能有生命。都市里的人更糊涂的地方是不明白自己身处困境，还一直在延宕着自己的行动，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沈从文所谓的“阉寺性”包含着对都市人只会思考而难以付诸行动的品性的概括。《如蕤》、《薄寒》、《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八骏图》等写出了都市人的这种游移和虚伪。与之相对照的，《龙朱》、《神巫之爱》、《雨后》等作品中的乡下人都把行动看得更有意义。这里蕴涵着不是简单的做与不做的分野，而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困境的认识和面对的问题。
这种中间状态和这种岌岌可危的感觉决定了沈从文作品的“突转”的结构。其实，故事一开始，人物就站在中间，站在人类生存的这条交织着过去与现在，常与变，生与死的线上。这是沈从文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绝对体验。你看不见推你的那只手，你只是有时候偶然以为自己看见了。所以读者也就看不见作品一开始就孕育着的危机，以为那是一个“桃源”故事，因为每个人都那么好。然而作家是看见了的，他总是非常无奈地让那些美好的人死去，如果可以选择，他是不会，绝对不忍心那么做的，但有一只手推着他如此。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而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曲折表达，是永恒的寓言。它绝不会随着湘西世界的变化而失去本身的意义。湘西也只是他这种绝对体验的一个载体，这个故事可以延伸到任何的地方。沈从文善于把种种不和谐的因素用艺术融在一起，以展示生活本身的丰富和多意。追求和谐是他一直的努力，然而那种潜在的不和谐包含着更多的意义。这些充满了和谐的色调的沈从文作品是由种种不和谐的因素构成的。“写短篇懂乐曲有好处，有些相通的地方，即组织。音乐和小说同样是从过程产生效果的。政治中讲斗争，乐曲中重和声。斗争为从矛盾中求同，和声则知从不同中求谐和发展。唯其不同，调处得法反而有个一致性，这才是真艺术！”(《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沈从文全集》19卷.109.)沈从文作品的不和谐与和谐就像会明饲养小鸡，让面对战争和死亡的兵士去拯救和养育生命，这就是沈从文似的寓言。他们的生存空间非常之小，但他们一定要在这缝隙之中展示生命所凝聚的全部光彩。
二、困境的体验
与沈从文的这种中间视野相应，他在情感世界里，亦不能保持单纯的倾向。情感并不随同他的理性的判断，把城市完全排除在人类生存的意义场外，而是悄悄地向它倾斜，认同，甚至希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城市也认识和认同乡村。
沈从文早期的作品里还没有什么明确的关于都市和乡村的分界。在他1926年发表的戏剧《盲人》中，我们所看到的都市里的父亲比《阿黑小史》中的父亲还要宽容。他不仅任由孩子去恋爱，还一直在鼓动他们。让他们尽情地享受恋爱的芬芳，说“春天是你们年青人的剧场，可以肆意演你们的戏。”甚至告诉他们“应当到太阳底下去多接几回吻，莫辜负这个春天！”(《盲人》.《沈从文全集》1卷.)而且他的都市批判也不是像后来那样明确地指向“阉寺性”的。早期的都市批判到多在批判都市绅士阶层人生活的荒淫，如《绅士的太太》。一边是荒淫，一边是委琐，都市文化呈现着腐烂的气息。上层人生活在腐烂的精神空间里。下层人生活在腐烂的物质空间中。他们都没有一丝为人的自由。或为精神所困，或为物质所绑。沈从文不仅对都市的上层充满了嘲弄之情，对其下层也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厌恶。《一只船》写了湘西水手和兵士们的非人生活以及充斥其间的人情的冷漠。在没有确立自己的创作倾向的时候，对于都市和乡村的情感原本是暧昧的。
1都市的诱惑
沈从文在小说里还隐约透露了背离于自己城市和乡村对立而存在的价值观念，对城市有着不自觉的肯定和向往。1929年，在《夫妇》里，他就表现了这种思想。城市里来的璜到乡村的清净环境里来养病，治疗自己的神经衰弱。某一天，他看到乡村中的人对一对年轻夫妇，因为“不避人大白天也做着使谁看来也生气的事情”而被村里的人抓住，村民们都作了庸俗而残忍的看客，主张重重地处罚这对夫妇。倒是这位“神经衰弱”的“城里人”能理解他们的属于年轻人的天性，来为他们说情。《夫妇》是以一个城市人作见证的一出乡村喜剧。喜剧中冲突的三方由夫妇、村里人和城市人璜构成，他们三方构成了互相“看”的关系。在这个故事中，本来是村里人和璜构成了“看客”，而夫妇是被看者。但由于璜的城市人身份，他也成了被看的中心，夫妇和村里人共同构成了“看客”。“看”就是这出戏剧的主要动作。戏剧以“看去看去”隆重开场。“人群莫名其妙的包围成一圈”，围住了两个乡下人。璜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没有他这场冲突必然以悲剧收场。他的存在转移了人们的精力，“这些乡下人望到他的头发，望到他的皮鞋与起棱的薄绒裤，所感生兴味正不下于绳缚着那两个人的事情”。那个被看的乡下人“原先低头，已见到璜的黑色皮鞋了。皮鞋不是他所习见的东西，故虽不忘却眼前处境，也仍然肆意欣赏了那黑色方嘴的皮鞋一番，且出奇那小管的裤子了”。戏剧的重心就被转移或者说分割了。这种“看”的位置和重心的转移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动荡。以“糟鼻子”为代表的乡村人想借此释放自己的残忍和阴暗，城市人璜却对这件事持理解的态度。在这些人只知道看热闹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了那两个乡下人所代表的是一种作为人的“真”和冲动。他在那个喧闹场面中感觉到的是“微微的晚风刮到璜的脸上，听着山上有人吹笛，抬头望天，天上有桃红的霞”。他的视线里一直关注着那个女人头上的野花，这野花原是乡村人对她的嘲讽，在璜那里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最后他问那个女人要了那束花，“嗅着这曾经在年青妇人头上留过很希奇过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为一种暧昧欲望轻轻摇动着”。他的欲望被这束花唤醒了。这种醒在这里有很特别的意义，作家暗示了，真正的现代文明与真正的原始文明实际上是相通的。这种默契体现在此：“说到星光时三人同时望天，天上有星子数粒，远山一抹紫，黄昏正开始占领地面的一切，夜景美极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看重那束野花。璜以自己特别的身份——“看了一会，璜皮裤带边一个党部的特别证被这人见到了。”——对此事进行了干涉。乡村人因为惧怕而认同了璜，戏剧才有了个完满的收场。璜对于乡村的态度也有了改变，最后他决定回城了，因为这里“地方风景虽美，乡下人与城里人一样无味”(《夫妇》.《沈从文全集》9卷.)。实际上沈从文已经承认了人性的分界是不能简单以城市还是乡村来划分的。乡下也有人同城里人一样，欣赏不了天然的美，容忍不了自然的天性，有同样的庸俗趣味和残忍心态。《三三》里，少女三三就对城市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什么时候我一定也不让谁知道，就要流到城里去，一进城就不回来了。”“三三不回来了！”而且，沈从文居然安排三三喜欢上那个白脸而有病的城里人。那个人的死还在三三的心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三三站立溪边，眼望一泓碧流，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极力去记忆这失去的东西的名称，却数不出。”(《三三》.《沈从文全集》9卷.21,38.)可以看出，城市对“乡下人”已经形成了隐隐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