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秀水街”的知名度不亚于任何一处名胜古迹。这样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之所以赫赫有名，是因为那里有着北京最繁华的服装市场，而且还是美国领事馆的所在地。
印象中的秀水街窄窄的。从建外大街的入口走进去，道路两旁的小摊位密密匝匝，绵延了数百米。无论酷暑寒冬，那里的人群永远川流不息。小贩们用正宗的北京儿话音夹杂着不正宗的“Look Look”、“Good Good”和“Cheap Cheap”，与外国主顾们讨价还价，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走在不过是两三米宽的秀水街上，远远的就会看到星条旗在风中时隐时现。只有经过了第一个丁字路口，视线才会豁然开朗。零乱的小摊位仿佛突然间消失了。在路的西侧，取而代之的是一幢三层高的米色小楼。楼前的院子里，蓝白红相间的星条旗在空中轻舞飞扬，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里，就是美国领事馆。
西装革履的外交官们三三两两，进进出出。他们大多目不斜视，表情悠然自得，仿佛几米之外的拥挤和嘈杂与他们毫不相干。
门口站岗的武警也充满了优越感，气宇轩昂间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霸气和高高在上的傲气。维持秩序时，他们总显得不可一世，一副指点江山、统领天下的气派。如果有人上前询问，他们要么爱理不理，要么大喝一声：“退回马路对面！”
十几年前，无论留学、探亲还是访问学者，去美国领事馆签证都是件比天还大的事。“托派”同学就常常在学校里传递消息，交流心得。
关于签证，那时候流传得最广的故事是：
某男性青年教师，为了和在美国读博士的太太团聚，申请了F2的探亲签证。填写签证表时，姓名、出生地、出生年月日、父母的名字……一项一项，他按部就班地写着。到了第七项，他却满脸通红，突然停住了。原来，这项要填写的是Sex（性别）。青年教师暗自纳闷儿，心想老美也太八卦了，怎么连这么隐私的问题都不放过！认真考虑并回忆了一下太太在国内时的情景，他决定实话实说，于是工工整整地写下几个字：Once a week（一周一次）。
等了许久，终于轮到青年教师和签证官面谈。签证官一言不发，低头盯着表格，随着目光移到第七项，却皱起了眉头。这让原本就忐忑不安的青年教师更加不知所措，不明白哪里不妥，以至于老美如此不满。
“难道……”青年教师仿佛忽然找到了其中的奥妙，于是暗下决心，“不行！一定不能让老美小看了中国人！”他结结巴巴地说了一声Sorry，一把抢过签证表，将答案修改为：Six times a week，rest on Sunday（一周六次，周日休息）。
故事有几分真实几分演绎，我也说不清楚。不过那时学校里教授的英语并不地道，多半属于本土化的Chinglish（中式英语），所以真正面对美国人时闹出笑话倒是常事。“托派”同学为了维护在签证官面前的美好形象，就常常以此故事来激励别人，勉励自己。
因为有全额的经济资助，对于拿到签证，我一直充满自信，志在必得。
去签证那天，我算准了时间，在领馆开始工作的上午9点，一分不早一分不晚，从容不迫地到了秀水街。
和托福报名那天一样，领馆对面早已排起了九曲十八弯的长龙。年纪较大或者拖儿带女的是探亲，学生模样的则大多是留学。有人坐在马路边，不无炫耀地向排在身后的人说：“我排第3号容易吗？夜里3点就来了！”还有的人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很显然，是从外地坐了通宵的火车，刚一到北京站就直奔这里了。
美国领馆外的热烈场面想必每天如此，这也让见缝插针的小商贩们发现了无数商机。对面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就开了一个小商铺。虽然只是临街开了一扇小窗户，但经营范围却很有特色，除了饮料食品和公共电话，还有代填签证申请表，代查电码，文字翻译，复印和快照。此外，还有很多游兵散将穿梭在人群中，高声吆喝着出租板凳和椅子。
在这里，一切都是为了美国。
而且，等待的时间再久，人们脸上也看不出丝毫倦意。相反，大家都在用局外人听不太懂的特色语言聊得兴高采烈：
“听说3号窗口好签，那‘四眼儿’最好说话！”
“没错，你可千万别赶上1号窗那胖老太太，整个一个美帝国主义者，昨天一上午没发一张黄条！”
“最近北京特紧，上星期有个拿TA全奖的都差点儿被拒，更别说我这RA半奖了。实在不行，我就去广州。”
“半奖还得有经济担保啊！像你这样二十几岁的单身女孩，在哪儿都一样，都是移民倾向。你可千万别说你家里还有人在美国，否则更没戏了。”
对话中，往往都是“专业术语”。如果不是内行，常会听得一头雾水。像取签证的单据一律是黄色的，所以被称为“黄条”。而TA是“助教”，RA是“助研”，都是研究生获得经济资助的方式。
经过长长的等候和严格的安检，我终于走进了签证处。空旷的房间与外界仅一墙之隔，气氛却截然不同。几十个等待面谈的人安静地站着，一言不发地等待签证官叫自己的名字。
突然，房间一侧的签证窗口处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一位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人情绪失控，高声叫喊着：“你们美国有什么了不起！别在我们的地盘上这么嚣张！你不给我签，说我移民倾向，你以为谁爱移民到你们那鬼地方？谁稀罕去啊……”
没过多久，另一个窗口又有人在低声抽泣。一位30多岁的母亲抱着两三岁的孩子，泪如雨下，向签证官不停地诉说和哀求着什么……
我从旁人的窃窃私语中得知，那位“书生”想去留学，却没有拿到奖学金，已经被“拒签”了十几次。年轻的母亲则在半年以前就获得了探亲签证，但年幼的孩子却没有这么幸运。签证官说，孩子必须留在中国，否则他们一家人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美国领事馆，这样的故事大概天天都在上演。所有中国人对于美国的复杂情感，也都在故事的起落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在这时，扩音器里有人在用英文说：“曾子墨，请到2号窗。”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被授予奖学金的证明，走到2号窗口前。坐在玻璃窗另一侧的签证官很年轻，略带孩子气的脸上却满是严肃和认真。若不是他西装领带正襟危坐，我真会以为他不过就是个20岁出头的大学生。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孩居然在不经意间，掌握着那么多中国人的前途和命运。
他翻看着我的签证表，职业而彬彬有礼地开始发问：“你为什么要去美国？”
“去念大学。”
“学费这么贵，你怎么负担呢？”
“我拿到了奖学金。”我一边回答问题，一边把奖学金证明递过去。
他低头瞥了一眼，继续问：“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
“那你应该问达特茅斯才对！”
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地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证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2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签证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要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