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83岁。
前西德总理赫尔默特·科尔，73岁。
由于不会选出全世界的领导人——至少在你我生命范围内不会有此举动——把我采访各国领导人时的材料像采访美国各州州长得到的材料一样列举出来，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但是，会有更多的地方强权不断出现。值得观察的地方是西欧，到20世纪90年代，一个新的世界政治掮客有可能在那里出现。
到1992年，由12个国家组成的欧盟正式成立的时候，它所产生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影响会跟其他地区一样，比如：
美国和加拿大合在一起。
前苏联和整个东欧集团。
日本和太平洋沿岸国家。
毫不奇怪，西欧的三大领导人用一只眼睛管理自己的国家，另一只眼睛非正式地盯着非正式的“欧洲总统”。他们并没有使用这个词，但实际目标就是这样的。
1988年6月6日是二战胜利日的44周年大庆，我跟当时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一起乘坐直升机从巴黎飞往诺曼底。途中，他是这么表述的：
“我们必须利用欧洲从其独立和统一中获取的力量，这就是1992年将要成立的欧盟。许多人认为，欧盟只是一种经济联盟。但它的意义远非如此，它会强化欧洲在世界政治事务上以单一的声音讲话的分量。”
密特朗希望这个声音就是他自己的声音，前西德总理赫尔默特·科尔会提名自己来当这个代言人，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却认为只有她才能担当此任。
听听他们对我说的话吧。
撒切尔：“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新时代，我希望自己长年积累的经验能够有助于整个自由世界。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那么自命不凡，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思。”
科尔：“密特朗总统和我都是一个意思，我们希望实现政治上的整合。跟玛格丽特·撒切尔谈起政治统一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歧见。目前，我盯住了1992年。”
无可争议的欧盟主席什么时候出现，或者能否出现，那都是值得疑问的事情，但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下面是我排出的一个候选人名单表：
到时候，密特朗的岁数可能太大了。本书写作的时候（1989年），他已经72岁。
科尔的德国传统排除了他被全欧洲所有人民所信任的可能性。
撒切尔有可能担当此任，尽管目前她与密特朗和科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他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存在不同意见。
这位头脑敏锐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女士在本世纪担任了10年的首相，有长期的混战经验。她跟密特朗和科尔一样聪明，同时也许还更有战斗力。
“需要一个暴徒才能对抗她。”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说。
撒切尔现年64岁，她的眼光盯住了未来。“我总是在向前看。我会一直这么做，直到死去为止。”她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这样对我说。
尽管这三个人都雄心勃勃，但是，要在本世纪内产生一位像美国或苏联首脑那样有世界影响的欧洲领导人还是值得怀疑的一件事情。
容易得多的一个预报是，有很多国家领导人更有可能走下坡路，或者退出政坛，而不是有所上升。
我抱着同情心列出下面一些人的名单，因为他们继承了看起来不可管理的国家，或者遇到了不能超越的障碍。另外一些领导人是因为自己制造的一些麻烦而无法坚持下去。
可能失势的首脑（注：作者1989年时的预测）
希腊总理安德里斯·帕潘德里欧，70岁。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45岁。
以色列总理雅沙克·沙米尔，74岁。
日本首相竹下登，65岁。
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56岁。
1989年4月，有一项判断已经十分明显了，那就是竹下登宣布退位。另一项是，1989年6月，帕潘德利奥的政党在希腊大选中失败。
我希望这个名单表里面的其他三位不要继续干下去，因为我对他们有相当肯定的个人感觉。这三位领导人的情况分别是：
阿基诺总统是位喜欢闹腾的精力充沛的人，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解她的人都会喜欢她，她丈夫被刺是使她升上目前职位的关键因素，但这个职位对她来说太重要了，超出她的管理能力。
她的经验或专长都准备不充分，使她无法带领菲律宾人走出她的前任费尔迪南德·马科斯留下来的沼泽地。
印度的甘地是阿基诺的男性翻版。甘地是一位谦恭有礼、说话慢条斯理的绅士。他并不喜欢自己从事的工作，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开飞机玩。他的母亲英吉拉·甘地于1984年被自己的保镖谋杀后，他被强行推上总理职位。
要管理8亿人民，而且其中4成以上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很大的压力。我问他是如何承受这样的压力的，他回答说：“我并不拿自己当总理看。”这也许是他管理乏术的原因所在。
以色列的沙米尔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外国领导人。他的思维方式反映出多年以来作为斯特恩之邦的三位领导人之一的生活经历。斯特恩之邦是40年前的一个地下恐怖组织，主要目标是赶走巴勒斯坦的英国占领者。
如果想找一位狗娘养的铁腕领导人带领我进行战斗，我会选择年轻时代的沙米尔。但是，沙米尔现在已经是74岁的人了，他根本应付不了中东的新形势，因为现在一切都必须靠外交手段来解决。
极有趣的首脑卡斯特罗
再看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那就必须将两位列不上上述两个单子的领导人包括进来。但是，他们是最有吸引力的人，因为他们分别代表共产党左派极端分子和法西斯右派。
古巴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77岁。
南非前总统彼得·威廉·博塔，88岁。
我与外国领导人的会见大多是提前很久就安排好的，有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以便适合各国领导人忙碌的时间表，也符合我自己在各国的日程安排。
但对卡斯特罗就不管用了。
我们在古巴相当自由地来往穿梭，相当自由地待了好几天，根本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卡斯特罗。我们安排好准备离开的头天晚上9点50分，电话打到了拉哈巴拉利布尔饭店，是以前的希尔顿饭店，位于哈瓦纳的市中心。
“总统已经同意你们的请求，准备接受采访。请在5分钟内下楼到大堂等候。”
卡斯特罗穿着经常穿的军服欢迎我们。我们不知道那是例行的5分钟礼貌性接见还是一次实质性的采访活动。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等见到我们以后再决定。
显然已经有人跟他介绍过大致情况。
“我听说你们的报纸《今日美国》赔了5年钱。你们的账单是怎么付的？”他问。
我告诉他说，在4年多的时间里，《今日美国》的费用由甘奈特公司其他经营项目的利润来支持。
“啊哈！”卡斯特罗大笑。“这么说，你的公司和我的国家都在搞社会主义！”
如果我就此争辩，采访可能就会泡汤。但是，我只是跟他一起大笑。
我们听他说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东西，喝了一些古巴咖啡和郎姆酒，6个小时以后，到凌晨4点我们才说再见。
他几乎回答了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除了这一个问题之外：
“在古巴安装苏联的导弹，这是赫鲁晓夫的意思还是您自己的意思？”
卡斯特罗停顿一阵子：“我准备把这个问题留给我的回忆录。”
我们不仅仅访问各国首脑，同时还访问王宫贵族、银行家和乞丐、律师和违法者，有年轻人和老人，也有富人和穷人。
在6大洲的32个国家来回穿梭的经历中，无法忘怀的一些印象有：
世界当真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球村，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恩于1964年预测的一样。
哪怕在偏僻遥远的深山老林，现在已经很少有秘密可言了。
我们已经通过电子手段连接起来，在经济上——经常还在情感上都是如此，国家与国家、洲与洲都是如此。
主导今日世界政治事务的是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盖过了共产主义，也盖过了资本主义。
物质主义是富人和穷人、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媒介，高居于精神与知识价值之上。
由于瞬间的卫星传播，媒体成为一种约束手段，使不同价值观连成一体。
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以前只对本国的公民产生影响。现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是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表演了。
贤明者与坏蛋以及两者之间的人在风格与方法上彼此不同，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或者真正起作用的时候，目标还是差不多的，那就是和平与繁荣。
我们差不多是一个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