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战争中成长
从前面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知道杨仁山2岁时随父亲北上，在京城里生活了头尾8年，这是他的幼年和童年时期。他9岁随父亲和爷爷南归故里，10岁跟着父亲在旌德的凫山书院开始正式就读。在此之前可能早就开始在家庭的悉心教导下认识方块字（将字写在方块纸板上教认），听过无数古代英雄豪杰的故事。中国幼儿良好的教育，基本都是从认方块字和听讲故事开始的，猜想杨仁山也概莫能外。
杨仁山长到14岁的时候，他就能赋诗作文，并经常与知己的朋友在一起角逐诗赋为乐。在一般的家庭，长到这样的年龄，又如此聪明，一般情况下都要送进考场，运气好的话，考中秀才，以神童的声名显扬乡里，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杨仁山自小却“不喜举子业”。民国初期编修的《石埭县志备稿》，对杨仁山少年时期的记述是：“十四能文，雅不喜举子业，性任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寥寥数语便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聪明伶俐、自由豪放、崇尚武艺、有自己独立思想和性格的少年形象。
“性任侠”和“雅不喜举子业”有着内在的联系，对一个天才少年来说，胸怀大志和超脱世俗是性格光辉的两面，杨仁山显然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乖孩子，他和历史上那些天赋特异的天才少年一样，性格中埋藏了颠覆传统的因子，因而对循规蹈矩的传统科举之路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另一方面，祖父和父亲淡泊官场的性格对他肯定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进士之家，才有可能放任他自由，不着急他的功名仕途，既然他不喜举子业，就不必强迫他走科举之路。
杨仁山传第三章青年原本是诗人同时，一个人性格任侠的另一面是武艺加身。这里面的逻辑不言而喻，在他长到14岁的时候，落第秀才洪秀全已开始在广西的金田起兵，其势之猛，始料不及，各地呈现一片荒乱，中国一个动荡的时期即将开始。对一个志向远大的有为少年，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古训教导之下，自然要考虑到为当世所用的本领和才能，而“驰射击刺”之术是冲锋陷阵的必备功夫，必须要训练。
杨仁山的孙女杨步伟，在《先祖仁山公之生平》一文中写到祖父杨仁山幼年时：“先祖自幼聪明，喜读各种诗书，遇事有决断力，鲜受人之劝说，父母无办法，亦只有听之而已。”濮伯欣所著《杨仁山居士事略》一文中，也谈到杨仁山的幼年：“居士童年，示现游戏，条理秩然。”这两种说法都说明杨仁山自幼所体现出来的做事有条理和个性独立、自我主张的性格。
1851年底，父亲杨摛藻辞去凫山书院的教职，回到故里并在广阳城外购地建房，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儿子杨仁山完成婚姻大事。杨仁山的父亲在儿子出生后三天就给他订婚了，现在，儿子长大可以完婚了。第二年杨仁山16岁，和苏氏姑娘结婚，这表明他已经长大成人。
杨仁山18岁这年，太平军打到了石埭，他也成为父亲抵抗太平军的得力助手，帮助父亲办团练，佐理军事。《石埭县志备稿》中说，此时的杨仁山“跣足荷枪，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尝手刃间谍，血溅衣袂”。这就是他在军中的表现，作为一个官家子弟，他没有养尊处优，避重就轻，而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一个人的青年时期本来是进学的最佳时期，但杨仁山的青年时期却是从血腥的战争中开始的。他日夜攻守，血溅衣袂。当年战争中的情景，可能使杨仁山一生都难以忘怀。因为父亲的需要，他一直侍身在侧，跟随着父亲，或转战于军中，或奔走于浙江、江西等地筹粮运饷。杨摛藻多次濒临险境，皆因有年轻力壮足智多谋的儿子杨仁山在身边而得以化解。1853年到1863年，杨仁山从18岁到28岁。他将青春最美好的黄金时光，都投注于这场战争之中。父亲所立功劳却辞保举而不受，他也同样如此。与别人所不同的是，他跟着父亲，挑着箱箧，“贮书以随”，从不放弃对知识和学问的追求。有父亲这样的好老师随时指点，他的学问日日有进，故能如《石埭县志备稿》所言“通音韵、历算、天文、舆地及老庄之学”。
十年战争，是父亲杨摛藻生命最后的十年，也是他性格特显、人格魅力大放光芒的十年，他的中国士大夫最优秀的品格在国难当头之际充分展示出来。他勇于担当，捍卫乡里，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其中，所展示出来的胸中韬略和军事才能无不让人深感惊讶和佩服，让人们见识到一介书生杨摛藻在满腹的学问之外，还有能够甘当大用的济世之才，是国家的栋梁。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是战争，可能永远泯灭在默默无闻的解惑授业之中。
在这十年战争中，杨仁山受父亲的影响肯定是不可低估的。他跟随父亲不仅增长了才干，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可能还是精神上的传承。杨摛藻在平常时期，淡泊官场，甘于隐没乡间，寂处山林。而国难当头时他却力担大任。他有功劳却辞保举而不受……所有这些都将影响杨仁山的精神世界。他后来从不上科场，放弃官场而甘于清贫，全身心投入佛学事业的传播，无不有父亲精神传承的血脉在其中。
当然，一个人的成长不完全受家庭及父辈的影响，社会的现实，时事的动荡，都随时在修正、改变一个人，各种机缘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命运。
生命是一条广阔的河流。杨仁山从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经过十年的磨砺，心智也慢慢地成熟起来，新的机缘、新的事业，都在孕育之中，在等待着他……
二、婚姻大事
杨仁山出生后第三天所定亲的对象，是广阳城里苏姓人家的姑娘，比杨仁山大6岁。定亲虽是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但却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一经确认，就不能随意改变，这是当时的婚姻制度。女比男大是当地的风俗，愈是娇贵之子，愈为他定年岁大的姑娘。苏氏姑娘比杨仁山大6岁，作为妻子今后更能照顾好丈夫。
定亲以后，到了一定的年龄，即可顺理成章地结婚，如果无端退亲，则是不道德的，对于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更是有失光彩。但中途出了意外，也可考虑退亲，并非完全铁板一块。杨仁山所订之亲，中途真的出了意外，令他始料不及。
杨仁山长到9岁的时候，还在北京未南归之时，苏氏姑娘因为出天花，一张如花似玉的脸在数月之间变成了大麻脸。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尤其在乡村，天花是一个孩子成长必经的重要关口，每个人都要出一次，因为出天花而夭折的孩子无以计数，变成麻脸的也无以计数。年龄越小，症状越轻，年龄越大，症状越重。在天花结痂时，瘙痒难忍，有时睡着了手还在抓，抓破痂皮就成麻脸。当时苏氏姑娘已经15岁，症状肯定较重，再加苏氏姑娘有脾气刚烈的个性，性情急躁，痒了就抓，很容易形成麻脸。
麻脸对一个人是很大的不幸，尤其是女性。一个女性容貌长得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一生的幸福。可想而知，一个已经变成了麻脸的女子将会怎样。苏氏姑娘的父亲托人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杨家，并表示说：“我女容貌已残，汝家可另娶淑女。”明确表达了可以退亲的意愿。很明显，苏家这是无可奈何之举，主动在先，以观杨家的表示。
这可难倒了杨摛藻夫妇，退亲一词岂是他们这样一个有身份的家庭所能说出口的？孙氏夫人更是不知怎么办才好，做母亲的更关心儿子的幸福，如果儿子将来出息了，考中功名，一个有麻脸的夫人怎么能上得了厅堂？开明的杨摛藻觉得儿子已经9岁，有些懂事了，可征求他的意见，以便作最后的决定。
孙氏夫人即去征询儿子的意见，谁知9岁的杨仁山回答得却很干脆，马上说出了三条不能退婚的理由：第一，订婚在前，出天花在后，不应改变婚约；第二，在人道上，麻脸的人我若不要，则以后她将如何再嫁人？第三，俗话说“一麻三俏，不麻不要”，麻脸又有什么关系？
于是，杨家决定不毁婚约。
“一麻三俏，不麻不要”，虽是俗语，却蕴含哲理，是民间总结出来的重要人生经验。试想，一个人麻脸以后，对容貌无望，反而减轻了心头的负担，展示出性格的魅力来，岂不是更加可爱！杨仁山可能早听说过这句富含哲理的民间俗语，所以搬出来作为理由，却是最为恰当，让人分外一喜。
果然，结婚以后，苏氏夫人特别能干，是一个治家的好手，凡事不问就会，而且脾气很大，绝没有因为自己是个大麻脸而有丝毫不如人之感。
但是，在1852年杨仁山结婚时，孙氏夫人在见到儿媳妇后，则躲在一处，伤心大哭，她说：“我儿子这么相貌堂堂，怎么能配这么丑的媳妇？”杨仁山宽慰她说：“娶媳妇，只要她能孝顺父母，料理家务，将来能教养子女就行了，何必在相貌上计较呢？她又不是生来就这样，是出天花造成的，也不是她的错。”
话虽这么说，但孙氏夫人心头总是不甘，苏家也提出今后可娶“并妻”，就是再娶一个在家中的地位和元配夫人相同的妻子。但孙氏夫人总觉得娶“并妻”反而多事，不如娶一个小妾，小妾地位低，不会给家庭带来麻烦。所以就急急忙忙地花钱买回一个与杨仁山年纪相仿的漂亮姑娘。但钱花出去以后，杨仁山却坚决不要，结果给了父亲杨摛藻做小妾。在一夫多妻制时代，这样的事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
结婚的时候，苏氏姑娘已经22岁，成熟而又能干，屋里屋外，针线活计，菜园种蔬，河边浣衣，她样样拿手，处理事情明快果断，家务整治得井井有条。而且富有主见，脾气很大，一切由她说了算，不太迁就别人。杨仁山对妻子十分敬爱，他自己埋头读书，与诗友欢聚，家务一切由她打理，由她做主。
结婚后的第二年，杨仁山就与父亲一起投入到组办团练捍卫乡里的工作去了，他与苏夫人直到1860年才生下第一个孩子，即长子杨自新，两三年后又生下次子杨自超。苏氏夫人共生五男二女，到1893年64岁去世。杨仁山23岁左右时，在杭州经历过一次特别的爱情，但并没有再娶一房。他与苏氏夫人相处一生，虽不能说有多幸福，但自始至终相伴一生。苏氏夫人去世时，杨仁山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没有再娶，而是一心钻研佛学。苏氏夫人在去世之前给家庭立下一个重要的规矩，就是：“在子孙后代中，不论何人，不许娶妾，即使是无子女的也不许娶妾。”自古在中国，女儿不为子，男人四十无子应当娶妾，为的就是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娶妾理所当然。她的二儿子杨自超没有生育，但严格遵守母训，不得再娶，只能过继兄长杨自新的女儿杨步伟在自己的名下。这位能干而又强悍的苏氏夫人可能是中国早期的女权主义者之一，虽然她有含恨的成分在其中。
在此不妨将苏氏夫人家族的历史也作一简单的交代。她系北宋大诗人、散文家苏辙的后裔。苏辙年老时被打为元祐党人，直到南宋赵构皇帝的手里才平反昭雪，曾孙苏继芳受皇恩擢拔为乡贡进士，派到安徽铜陵任县令，当时金兵要打过长江，他无心为官，任职四年后，即隐逸太平县的永丰乡必吉岭。他的后代在明朝初期开始兴旺起来，十兄弟分家，有三支迁往石埭的广阳。这就是广阳苏氏家族的由来。她与后来名满中国文坛的“五朵金花”之一的苏雪林可说是同宗同族，她比苏雪林要大近60岁，可能要大上两三辈。笔者在《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一书中，已将苏氏家族太平、石埭两地的发展源流作了介绍，可参见。
三、朦胧的革命思想
青年时期的杨仁山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战争是残酷的。一开始的时候，在父亲忧愤交集的情绪影响下，他可能是满怀青春热血和道德义愤全身心地投入到捍卫乡里的战争中去的，所以才有“跣足荷枪，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的英勇杀敌的表现，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和年龄的增长，他的内心世界在渐渐地发生变化。目睹这场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每个有良知的人内心里都会对这场同胞相残的战争深恶痛绝。面对这场战争，他与父亲的态度是不完全相同的，父亲作为一个朝廷命官和传统士大夫所具有的神圣使命感，理所当然有逆贼不平内心不宁的心理，因此意志坚定不可动摇。但青年杨仁山从小就不喜欢举子业，对满清的统治没有好感。当他真正明白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腐败而衰落的清王朝的统治，而并非为了正义的时候，内心里肯定滋生抵触情绪。战争旷日持久，老百姓为战争倾其所有，到最后他们也过不了安宁的生活。他们不仅受到太平军的侵扰，同样也受到镇压太平军的官兵的欺压和掳掠，战争的双方都是非理性的，根本谈不上谁是正义之师，整个社会的生态是混乱一团。在这个时候，青年杨仁山，内心里萌生了反清排满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
杨步伟在《先祖仁山公之生平》一文中对杨仁山呈萌芽状态的革命思想是这样写的：“十一岁时初见曾国藩，曾即以为奇才，问曾祖何不令其乡试，先祖未等回答，即云，我何必在异族人手中取功名。曾祖惊讶，曾国藩只微笑而已，嗣复云，此子将来必有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