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肃林先生，身在古都西安，职业是地质工作者？？这两句话就是我所知于阎先生的“一切”了。多年以前，他惠函商榷研《红》的一些同的与不同的见解，通过少数几次信；以后他到京时曾见访于小斋，至今也只见过这一面；近年则更少联系。如今他忽然来信告知，将以治《红》文集付梓，嘱为撰一简短序言。我不禁颇觉惊讶又兼感叹：原来他不声不响，埋头伏案，把精神心思都集中在“红学”上了，而且已作出了成绩，这真令我感到“意外”，以为他是有点儿“一鸣惊人”的本领与气概。于是不假思索（即俗谓之“考虑”），当下欣然应允，写几句话，以充序言之数。
常人亦能知晓，学术乃天下之至公，此语此义，万古不磨。何谓至公？若讲内涵，恐怕不止一层。比如，“红学”已有了一个“界”，据说“红学界”内专家累累，屈指难数；但他们“界”外的人，就不许“染指”、“涉足”了吗？谁也知道无人敢说不行，必须容许。此即至公之一端也。在学术上，没有“合法的独占”“专利”，倘若有人想做霸主，把持一切，只能是空想与一厢情愿，必归失败，？？因为那违反了至公，而至公是不可违反的。
学术至公的另一要义，更不难晓，就是真理在谁手中，大家公议公断。如有人以霸权霸势为有利条件而自是自封他的论点看法都是最正确而不容平等讨论切磋的，就会为学术界所反对？？因为那种态度与做法之本身已然失去了学术的性质，正处于至公的对立面。
阎先生的这册文集，首先的意义，就在于维护至公，体现至公。
当然世上的事，万象纷纭：人家别的许多“界”，本来就大公无私，用不着再来多加维护与体现；也有个别的“界”，从来缺少公字，私字当头，你要想在此“界”谈什么维护与体现至公，那可真是梦话一般。据闻阎先生多年来所写文章，找不到发表园地，投到某“刊”，一律遭“退”。这儿，阎先生可能有些不识时务，本来不该表示不同意见，可是他没有“觉悟”，就这么一直默默耕耘，自言自语地为一个学术至公而单枪匹马式奋斗不息。
如此，年积日累，他胸中也许就有了“某种程度”的不平之气。
不平之气这“东西”不一定是好事，有时惹祸招灾；但在阎先生来说，却成了十分不寻常的动力？？推动他的研论的能力，提高他的辨析的水平。就我偶然得见的一些痕迹，包括书信，无论见解与文词，较之一开始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与升格。这却是“诗者穷而后工”的一个证明。
阎先生自怀“不平之气”，因不平而思作“不平之鸣”，也还罢了，而他又为别人而更抱不平。这就非古之义侠之士办不到了。
阎先生岂但不是“红学界”中人，连“文史界”也不是“个中人”，他从事的是与此全不相涉的工作，他为何对“红学”之至公如此关注？对此蓄有了“不平之气”而且必欲仗义执言，争一个是非长短？难道是为他自己一人的衣食“饭碗”？为个人的功名利禄，想作什么“主”、“长”不成？都沾不上边儿。看来他是一心为了我们的民族文化，为了学术至公，而不计其他。这个精神就非同一般了。我乐为之序，因在此。
至于他的论述内容，红学见解，我皆不预知预见，此刻略窥痕迹，也不想就此多议。因为平生不喜以自己的“小尺码”去衡量人家，合者即“是”，异者即“非”？？那叫什么“学”呢？岂不可笑可悲？故此拙序只言公与不公，平与不平；不公乃生不平，不平方有义侠之言行，君子之德音。是为序。
岁在戊寅二月上浣
津沽周汝昌记于美棠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