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这是过去错误教育的一个烙印。其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过去说的羊吃人，绝对贫困化，都是错的，骗人的。世界经济史表明，从1750开始产业革命的一百年，大众的生活水平整个提高了一倍多。凡是资本主义所到之处，都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上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带来的是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落后还是提高？显然是大提高。所以这个观念是不对的。不要把资本家妖魔化，资本家发财以后，无论怎么花天酒地，他的财富满足了个人生活必需和消费以外，大部分是社会资金，带不走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想，这些资金交给官办企业经营增值快还是给私营增值快？肯定是私营经营的结果比官办好得多。所以过去那种观念就不对。假如一个富翁很吝啬，即使从不捐钱做公益，这个人对社会贡献也是很大的，因为他要交营业税，各种税，除此以外他的所得还要交25%的所得税，现在有没有纯粹意义上的私有财产？他要交那么税，他的所有相当部分是给社会做贡献的。我们长期以来吃狼奶，老是说资本家怎么剥削工人。资本家为养活工人所做的贡献我们过去不讲，当然工人为老板做的贡献也应该肯定，所以他们是利益共同体，有矛盾的一面，更大一面是利益共同体。我们现在要大力讲这一面，私有财产是不可消灭的，是人类自由的基础。同时资本主义越发展，劳动力的报酬就会提高，社会生活水平就会提高。所以不要将资本主义妖魔化。
另外讲西欧的问题，我们现在就要考虑这个问题，过度的福利，福利国家这条路是不通的。我们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融合了，甚至台湾、香港的社会主义比大陆多，加拿大和美国的社会主义也比我们多。但我们要很小心，不要过度福利化，福利太高就会染上西欧病，危害公民的长远利益。
提问6：今天我印象非常深刻是您对历史的记忆，让我非常感动。我想问两个，一个对民营企业，企业家的原罪说，另外关于官员的财产公开，因为现在有个说法，应该宽以在前，严以惩后。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第二，关于国企改革，请教您对国企的改革，从人类文明的进程里看它目前是什么阶段，以后怎么进步？
答：对财产怎么看。对企业家的财产，应该有个这样的态度，以前我们破坏私有制不对，改革开放后，恢复私有制，这个过程中有些违反当时的法律规定的，一点儿不奇怪，法律规定长途贩运就是投机倒把罪，不违法怎么赚钱？将税收提得很高，不偷税漏税怎么维持生活？所以，对私营资本家在恢复私有财产过程中的一些做法，我想应该过去从宽，从历史的眼光理解，不要随便追究。但对官员，我想有一条应该严格，贪污受贿不论什么时候做的，都是错的，不能从宽。但有些东西在历史条件下有规定，现在随便找碴是不行的。所以对官员的一些东西也应该按历史条件实事求是地处理，但今后除了制度规定以外，一定要洁身自好，千万不要去做错误的勾当。
另外对国有企业，我想全世界的国有企业90%以上都是办不好的，或者是表面上办得好，实际上浪费很大。办得比较好的国企是新加坡的企业，它是一个只有三四百万人的城邦国家，有严格的法治制度，对国企和官员的监督非常严厉，这种情况下它可以办好。
除了这样的少数例外以外，多数都办不好。我们的“两桶油”表面好像很风光，其实很多浪费，很多做得不恰当的地方。最荒唐的是山东，一个破产的国企去兼并一个赚钱的民营企业。决策者没有知识，对整个历史趋势不了解，对私有经济没有正确态度，就造成这样的恶果。我想中国的国企也应该改革，第一步恐怕应该从股份制开始，把它变为一个大众企业，在股民的严格监督下可能会走向正轨。有人提出分给大家，是行不通的，还是要使之正常经营，但是股份化，使它全部的经营决策要在公众严格监督下。还有一条，银行，中国金融要改革，关键在这里，国家要增加贷款，大部分给了国有企业，结果形成国进民退的局面。假如一开始执政者是清醒的，知道希望在私营企业，将贷款的相当部分支持它们发展，情况就大不一样。这个问题，要长期来看，一定要走全世界共同的的道路，这是对社会主义很有利的一个措施和选择。不要再沉迷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过时概念，两者已经融合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向民间慈善组织大开绿灯的时候到了！
中国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了，广东说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但贫困随处可见，公益济贫制度仍然很不完善。
像广东这样的地区，温饱尚未解决的人口很少了。问题多半出在家人有重病，家里无法负担；或者家里有无法自理甚至生活无法自理的残疾人，往往成为经济和精神上压垮全家人的重负。
不久前在广州发生的惨剧：一位母亲把两个照顾了13年的脑残儿子杀死，然后自杀（获救）。不是这个母亲没有爱心，而是经济和精神不堪重负。法院正在审判这位母亲。不过，在我看来，更应该接受审判的是我们的社会。每个成年公民和家庭应该自立。但是，有些出乎意料的困难和灾害，政府和社会有责任伸出援手。
到北欧旅游。他们的教育免费、医药免费，这是众所周知的旧闻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丹麦对残疾人的照顾。对这类人的照顾全部社会化了，而且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根据这些残疾人的不同情况，有人定期上门服务。每年有专人陪同他们到各地旅游。最特别的是他们认为性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因此，没有结婚的残疾人每月可以公款购买一次性服务。
这个国家对残疾人的照顾那么完善，当然同它的富裕息息相关。它只有五百五十多万人口，人均GDP四万五千多美元。不过，更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制度。这个国家长期由社会民主党执政，政府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几年后就有下台的危险。因此，政府把国民收入28%多用于居民的福利。
恐怕没有什么人会那么脱离实际，要求中国的社会福利立即向丹麦或其他发达国家看齐。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也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首先是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服务应该做得更好一些。企业家办好和扩大企业是最大的行善。家庭就业人口增加，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离开珠三角，到粤东北、粤西和粤北走一走，举目皆是无法掩盖的相对和绝对贫困。几十年来广东省的头头脑脑都信誓旦旦要“改变广东贫困山区面貌”，大小进步总是有一点，但从根本上说实在成效不彰。关键在于这些地区企业经营环境不是那么好。
其次，政府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服务型的政府，这是温家宝总理一再作出的承诺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要求。落实这个要求，拓宽各种渠道，让公民可以随时随地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行政费用和作秀工程的费用必然大大减少，贪污、浪费很难遁形，为公民直接服务的医药、教育等费用自然相应增加。
社会救助不能光靠政府，向民间慈善组织大开绿灯的时候到了。“人饥己饥，人溺己溺”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也是社会人的本性之一。可是，迄今民间公益事业的生长环境不是那么良好。民间慈善组织有些还处于半合法状态，特别是民间要办公募基金困难重重。大老板拿出大把资金办慈善当然是好事；升斗小民，口袋中有几块余钱，想捐给他或她信任的民间慈善组织，集腋成裘，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大好事。半官方的慈善机构垄断公益事业的思维早就应该抛弃了，更不要用阶级斗争多疑症的有色眼镜去看待民间慈善组织。
深圳开了一个好头，让壹基金落地注册了。应该把这类迟来的好事做到底，赶快让他们顺利公开募集资金。这类基金会与官办的慈善组织公开竞争，对双方改善服务都是大好事。
2011年6月17日星期五
刊登于《中国财富》2011年7月号第67页，题目改为：“社会救助不能光靠政府”
中国转型的历史教训
社会转型，近几十年间各国有许多学者在研究，写出了好些有价值的专书。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以专门研究中国转型的开创性和全面性着称。本文从一个较小的角度探索这个问题。
从鸦片战争算起，一百七十多年了，中国社会转型尚未完成。跌宕起伏，盛衰交替，关键在如何处理三个重要关系：1.与列强的关系。2.贫富关系。3.政府与民间的关系。不幸，传统和外来的极端思潮相继主导了转型过程，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从特定角度看，这是思想杀人！创巨痛深，应该认真检视和反思。
一、与列强——发达国家的关系1.祸根在于华夷之辨根深蒂固。
在传统文化浸淫下，中国的知识阶层和统治者深信华夷之辨是不可逾越的信条，其他国家与本国不可能是平等的，更不理解他国的文明已超过本国。而历史课题是必须冲破这个思想桎梏，认识向西方学习是救国的不二法门，也是东方社会转型的唯一通道。
整整花了50年，直到甲午战败，主流社会才承认了这个严酷的现实。1895年7月19日，光绪皇帝要求各地督抚在内的大臣“详加披览，采择施行”的奏章：《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之道》
写道：“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这是戊戌变法的先声，主流社会思想变迁的重要转折点。不过，历史包袱太沉重，还要经过义和团事件这一大劫难，朝野上下才幡然悔悟，接受这一常识。于是才有20世纪开头三十多年的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向工商社会转变的进程明显加快。
不过，好不容易摆脱了传统思想的羁绊，又出现了新的思想陷阱。
2.反帝口号对转型过程的干扰。
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排外思潮浮现：列宁的《民族殖民地提纲》和《土地问题提纲》传入中国，植下后来反复出现的左祸的思想根源。这些观念包括：
A.极端片面地把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绝对化，忽视各阶级有共同利益；与此同时，把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和企业家（所谓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宣布为消灭对象。
用《提纲》的话来说是：“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而“共同进行革命斗争”。
随着这些观念蔓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成了负面事物，即使有所肯定，也是利用而已。
B.在一个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可以自由离开农村的国度宣扬没收富裕农民土地乃至消灭土地私有的思想。
“立刻无条件地没收地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一切土地”，“中立中农”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夺取政权和建立国家“完全能够控制”的工业和大规模的集体的农业。
C.苏俄（苏联）利益高于一切；通过苏维埃联邦制这一“过渡形式”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世界“完全统一”。为此必须认定“承认民族平等”和维护民族利益是“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要把同这种祸害的斗争“提高到首要地位”。
D.贬斥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自由、平等、民主，宣布这些都是“虚伪”的，反对“动摇到追求绝对的贸易自由和使用私有财产权自由那方面去”。宣布“要求平等的真正意义只能是要求消灭阶级”。于是追求国家、民族平等和公民的自由、平等都是不容许的。
这些观点中国化的代表作，是漆树芬的《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又名《经济侵略下的中国》，1925年孤军杂志社版）。此书出版之际，各方名流纷纷为之背书：
吴敬恒写道：“故帝国主义虽古今为恶物，但今日之资本帝国主义，为已成熟之吃人主义，乃结晶于经济上。并非如古代在政治上萌芽之帝国主义，仅为殃民之主义也。”
唐绍仪说得更加尖锐：“今日为我国上下其最感苦痛者，非此生活困难之问题乎？试问何以困难若此？即不外受外国工商业之压迫，遂致生计日蹙，糊口无方也。噫：‘内乱不止，外忧何止？’……而内乱之来，多为外人唆使利用以助成之也。是则为我生存权之大敌，且足危及子孙而永难解脱者，半在内部之军阀，半在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也。”
面对这样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郭沫若更以诗人的激情，开出凶猛的药方：“我们目前可走的路惟有一条，就是把国际资本家从我们的市场赶出去。而赶出的方法：第一是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第二是以国家之力集中资本……这资本如以国家之力集中，这竞争力便增大数倍，在经济战争上，实可与之决一雌雄。是目前我国民最大之责任！”
应该指出，这些为中国人勇敢指路的明星，都是无可怀疑的爱国者，但除唐绍仪外都没有办理公共事务的经验。他们的论断缺乏瞻前顾后的全面考虑，而不乏热情的想象。
漆树芬详细论证后得出的结论是：“顾我国之经济……已受资本帝国主义层层束缚，万不能有发达之势。换言之，即我们欲使我国成为万人诅咒之资本主义国家，亦事实有不能也，遑论其他！……故我除一方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弱小民族，以抗此共同之敌；他方内部实行革命，使国家之公正得实现外，实无良法也。”
如果这些只是少数激进者的愤懑，在多元社会中司空见惯。
不幸，这些观点成了当时拥有武装的最大的反对党——国民党和初生之犊——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掀起一场席卷大江南北的大规模战争——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北伐战争，并以建立全国性的党国体制——国民政府告终。
他们的论断经受不住实际生活的考验。直至抗日战争前夕，20世纪的中国经济一直处在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的态势。“1936年产业资本总额，关内与东北合计，达99.9亿元，为前一基期1920年的3.87倍。”而从1894年至1920年，产业基本平均年增长率，外国在华资本为13.11%；本国资本为11.88%，其中私人资本则为13.84%。
3.民族自大理论的最新版。
经过一百多年的折腾，以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成了无法逆转的事实。不过，民族自大梦魇仍在思想文化领域兴风作浪，核心是以本国的传统文化对抗普适性的现代文化。在中国，则是一再捧出儒家和孔子，冀图把中国演变为儒教国家或不伦不类的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
从方法论说，他们混同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思想文化层次的儒学与社会制度的儒教化。
现代国家的思想文化必然是多元的，进入民国后儒学丧失了独尊地位。这是现代国家文化、学术自由制度的正常状态，是历史的大进步。可是有些儒教徒的心态不适应这个大变化。他们不顾儒学研究空前繁荣的现实，持续不断地攻击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或打断了中国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