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制度层面，市场经济、宪政国家、法治社会、现代大学、多元文化等等，其基本原则是普适性的。多年来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不承认这一条，不但导致自己国家困顿，而且成为一些地区持续动乱的根源。某些儒教徒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把中国变为儒教国家。不管他们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实质都是冀图修改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把儒教和儒教徒高踞其他公民之上。这是非常危险和错误的设计，也是其他公民无法接受的安排。比较坦率的蒋庆设计的中国国家制度，规定自封的儒学大师以及所谓圣贤和皇帝的后裔，可以否决民选的众议院通过的决议。一个无可回避的质疑是：这些人为什么享有其他公民没有的特权？儒学又凭什么要高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其他学术流派？
近代中国历史证明，转型顺利或挫折的重要标志是如何处理与列强——发达国家的关系。
学习现代文明是落后国家救国的唯一通道。关键在是否承认文明差距。不幸，东方国家粉饰落后的借口很多：文明类型不同，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内政不容干涉，如此等等。历史记录是：不学必然挨打。学皮毛必败（如洋务运动）。学一半必定给本国和世界带来大灾祸（如搞假宪政的明治维新）。
二、贫富关系
20世纪20年代后，历来的贫富差距喟叹演化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完整理论。你死我活剧斗多年后，只见贫穷普遍化，未见富裕生活和人间天堂降临。越来越多人幡然悔悟：思维方法片面化，只说阶级、阶层的矛盾冲突，不承认他们的利益高度重合，完全与实际生活不符，其后果则是惨绝人寰的灾难和折磨。
不过，在儒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支配下，民粹主义在中国有深厚土壤。
吸取多年创巨痛深的教训，有几个基本观点必须牢固树立：
1.富裕不是罪恶。只要守法，大财团、大富翁越多越好。
2.强制瓜分现有财产无法导致富裕社会的建立和成长。产权保护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私有财产不容侵犯则是公民个人自由的基础。
3.自由竞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思想和言论自由则是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必不可少的最低条件。须知“扩展人类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4.公平的标志是创立机会均等的社会环境。教育机会均等是最大的公平。
5.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是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适时救助弱者。与此同时，要为私人慈善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扫除一切障碍。
三、政府与民间的关系
中国有悠久的民本传统。儒家为政的最高境界是君师合一，官员和士绅为师，他们是道德典范，理应清廉、公正，为民做主；百姓则要恭顺服从。不过，这些宣示只是书生的幻境，除了任何时候都有的少量清官外，道德外衣掩盖下的是腐烂的官场和对百姓的欺压。
辛亥革命后，民间社会迅猛发展，独立性强，在当时言论和结社自由的环境下，不但成为监督政府的强大力量，而且也是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个人、政党、商会和其他团体经常发表政见，制定和公布自己的宪法草案亦司空见惯。
进入20世纪20年代，儒家传统与苏联传入的党国体制相结合，构建了一个政府控制一切的威权体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摧毁。
蒋介石教导麾下的党政军大员：
“总要晓得无论你做文吏，做军官，做团警干部或是办其他各种事业的人，凡为人之长上的人，就有教人的责任。不仅你直属的部下，就是你的学生，凡是归你管辖或是在你驻在地的一般民众，都要当做是你的学生。所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就是这个意思。”
《尚书·泰誓》上有句话：“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管理和教育下民的君和师都是天为福佑下民而立。继承儒家君师合一的传统，蒋介石要求他的文武官吏为民之君、亲、师，其实这也是他的自我期许。独裁者在君临天下的同时，还要做民之父母和导师。
儒家传统是国民党转变为苏式政党的重要渊源，从而建构了一个政党和政府不分、社会受到控制的党国体制。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受控程度变本加厉，民间社会的空间消灭殆尽。职是之故，从国民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开始，恢复社会的独立性，把政府和民间社会的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成了中国转型的重要内容。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巩固，民间社会也在逐步恢复。以广东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和鼓励其发展成为这一领域的风向标。
政府从领导和控制一切改变为公开宣布要与民间合作共治。
一个值得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宗族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能起什么作用？有些儒门子弟认为宗族组织的发展是中国民间社会和宪政制度的特色。笔者未敢苟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宗族关系必然逐步削弱；而公民意识的强烈觉醒，个人独立性呈现，不同利益群体分化，新型结社必然取代宗族。后者多半是松散的联谊组织，不可能成为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主要渠道。
2012年5月5日星期六
2012年5月28日在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上宣读
入世：不可逆转的开放
中国参加WTO三年了。三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25％，进出口总额翻了一番，创造了罕见的历史奇迹，平息了不少反对的声音。此事的历史内蕴，值得反复玩味。
新世纪的界标在我看来，中国参加WTO的首要意义，是中国选择了认同现代主流文化，决定融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这是为中国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选择，是中国历史的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999年，商家和媒体联手，炒作21世纪开始于2000还是2001年？我的答复是2001年。因为2000年，从历法上看不过是20世纪的第一百年。
如果有人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会又一次毫不犹豫地说：2001！
除了原有理由外，更重要的是2001年有两件大事分别成了人类和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标记。
这一年，人类编年史用鲜血凝成一行大字：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民航客机撞毁纽约世界贸易大厦，人类一场旷日持久的最后战争从此开始！如果不消灭贫困、愚昧和冲破狭隘民族主义的桎梏，彻底战胜恐怖活动是不可能的；而做到了这一条，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
这一年，中国人用喜庆的红色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写上：参加WTO，中国选择融入现代人类主流文化，走上和平发展的正轨！
两件事不是毫无关联的。
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那些恐怖活动实质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极端反应。很多中国人都对恐怖活动很反感，但他们恐怕忘了，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中国人同样对全球化过程有过极端的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反应。从1793年的马嘎尼尔使团的遭遇到1900年的义和团，其中有多少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最极端的莫过于义和团，洋人、信洋教的“教民”、学习西学的洋学生都要被砍头；一切洋货包括铁路、电线都要烧毁！而中国参加WTO则是历经一百多年的甜酸苦辣后，毅然抛弃分岔小道，理智地选择融入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进步进程。
这是非同小可的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选择。
对制度改革的大压力和大贡献
这个选择的另一重大意义是对中国改革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