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反而让曾国藩内心变得更加平静。在安庆后方,曾国藩的头脑一直异常冷静,他甚至在那一段时间深深地陷人了哲学思考之中,这也难怪,这时候的曾国藩已步人五十岁的门槛,对于“天命”,已有了自己切身的感悟。在曾国藩看来,人生一世,白驹过隙,如何在这短暂的岁月里实现个人抱负,与天地相齐,是最应该透彻明白的。曾国藩想到星河遥迢、月悬寒枝,一股冲淡之气不由自主回旋于胸。1862年5月9日,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静下心来细细思考,古往今来已有亿万年,而且没有穷尽,人在其中生存,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仅仅一会儿工夫罢了!大地广阔几万里,无法知道它的边缘,人在上面生活,睡觉休息,活动游走,白天只需一间屋子,晚上只需要一张床,古人和近人写作的书籍,浩如烟海,人的目光所能涉及的地方,不过只是九牛一毛!世事千变万化,有各种途径的美名,而人一辈子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不过是太仓中的一粟!懂得了时间的无限而我所经历的时间极短,那么碰到了忧患逆境,就需要稍作忍耐,等它安定。知道了大地的宽广而我所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的窄小,那么碰到了名利争夺之事,就应退让隐忍。知道了书籍是如此的多而我所看过的书是如此的少,就不会因为稍有心得就沾沾自喜,而应当考虑选择其中好的去持守。知道发生的事情很多而我所处理的很少,就不敢夸耀自己的功名,而应该考虑推举贤人来进行图谋。如果这么做事了,自私自满的偏见就会慢慢消除了。
细细地体味这一番话语,能感觉到曾国藩此时已有相当的境界了,他的目光已看得很远。他考虑的,已不是现实的得失和名利,而是从虚无和死亡的对应中,去确立个人的位置了。
1862年8月,太平天国李秀成召集诸王大会!图解金陵之围。英王陈玉成去世之后,李秀成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太平天国最高军事将领。9月,李秀成自苏州出发,指挥侍王李世贤、纳王郜永宽等诸王统率之部队,浩浩荡荡地开拔过来,队伍有十万之众,日夜攻打驻扎在金陵城郊的曾国荃的湘军营垒。此时曾国荃的湘军只有三万人。李秀成亲自督军力攻东路!以洋枪洋炮猛烈轰击。湘军依靠坚固的工事殊死抵抗。靠人海战术的太平军甚至出现了一天伤亡七千多人的纪录。这一场战斗持续了四十六天!曾国荃全力坚持着,身体也被子弹擦伤。有好几次,曾国荃都差点要放弃了。曾国荃在写给曾国藩的告急信上说:战斗异常猛烈,湘军有很长时间没有发饷了!将士们全都怨声载道,士气低落,并且,整个部队的补给也没有跟上,围城的部队经常吃不饱肚子,过冬的棉衣也没有补齐,这些湘军们很想先撤回休整。战斗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一场瘟疫突然在金陵城外蔓延,仅仅几天时间,守卫雨花台的湘军部队就有数百人不治而亡。曾国荃连忙一面派人向曾国藩报告,一面派人到周边地区火速买药。结果,药还没有买回来,湘军又死了一千多人。李秀成趁机向曾国荃的部队发动进攻,曾国荃只好率羸弱的部队全力抵挡。湘军的士气掉到了谷底。
到了11月底,李秀成见曾国荃的湘军大营无懈可击,瘟疫又在自己的部队里蔓延开来,只好转向攻打由东向西步步紧逼的李鸿章部。曾国荃虽然暂时解除了危机,但他的部队在李秀成的打击下,几乎弹尽粮绝。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来信,让曾国荃从雨花台撤出来。性格刚烈的曾国荃此时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如发了疯似的,根本就不理睬撤军的命令。曾国荃回信说,自己既然在这里坚守一个多月了,就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死,也要死在金陵城下。
紧接着,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安庆,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弟弟,也就是曾贞干(曾国葆〕,在惨烈的四十六天大决战之后,身染重病死于雨花台大营。曾国藩又一次泪流满面。曾贞干是他最小的一个弟弟,曾国藩一直很喜欢他。湘军初建时,曾贞干就跟着曾国藩了,参军比曾国荃和曾国华都要早,那时他还叫曾国葆。当时,湘军水师大将杨载福、彭玉麟都是曾贞干的部下。在与杨载福、彭玉麟共同处事一段时间后,曾贞干觉得二人才干突出,便主动向曾国藩推荐彭、杨二人“英毅非常”,自己甘居其下。1854年湘军兵败岳州,曾贞干主动承担责任,赋闲回家。
曾国华战死之后,曾贞干发誓报仇,再度出山。为一扫以往的晦运,曾国葆改名为曾贞干。曾国藩让他一直跟着曾国荃,在曾国荃的身边学习打仗,也好立点军功。后来,曾国藩又让曾贞干自己带一支军队,独当一面。曾贞干也不含糊,在长江沿岸一路攻城拔寨。没有想到的是,曾贞干年纪轻轻,竟遭此噩运。曾国藩又想到当年在三河战役中身首异处的曾国华,曾家五虎,在战场上就死了两个,这是怎样的劫数呢!想到这里,曾国藩的心都要碎了。
继为曾国华后,曾国藩同样颤抖着为曾贞干亲笔写下了一副挽联:
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
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
1863年3月17日,曾国藩从安庆出发,从水路赶往金陵。曾国藩想重点了解一下曾国荃部真正的情况,为最后的攻城做准备。早春二月,在经历了一个冬天的严寒之后,树上的绿色新枝像长矛似的戳了出来,春意迫在眉睫了。这时候,曾国藩依旧是一身冬天的装束,对于季节的变化,曾国藩已显得呆板木讷了。曾国藩一路巡视沿途的湘军,心情异常沉重,虽然曙光就在眼前,但眼前的形势却是从未有过的严峻,胜利看起来并不是唾手可得。3月底,曾国藩到达了金陵城外的曾国荃大营,一见到曾国荃,曾国藩就让曾国荃解开衣裳,细心地察看弟弟的伤势。对于小他十三岁的九弟,曾国藩太了解他的为人了,老九性格暴烈,为人耿直,打起仗来从不要命。曾国藩担心的是曾国荃会不顾一切地进攻,从而陷人绝境。吃过晚饭后,在曾国荃的大帐中,曾氏兄弟促膝长谈。在聆听了曾国荃的情况介绍之后,曾国藩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金陵迟早都会攻下,攻城不必太急,要尽量让湘军少受损失。曾国藩建议曾国荃先撤出雨花台,避免孤军冒进,万一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孤军深人的曾国荃进行包围,一切将变得很危险。执拗的曾国荃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的道理很简单:四十六天最艰苦的战斗都挺过来了,现在,怎么可以撤退呢?再说,此时周边的宁国、芜湖等道路已贯通,各地湘军陆续来到金陵城下汇集,下关一带又有水师兵临城下,形势比初到雨花台时已经好得多,此时再撤退更是毫无道理。
兄弟两人争论到深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曾国藩知道此时的曾国荃如一头疯了的牯牛一般,根本无法依靠命令让执拗的他改变主意。于是,曾国藩只好听从曾国荃的意见,不再强求他从金陵城下撤出!只是嘱咐他一定不要贸然出击!以免中计。这么多年来,曾国藩仍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他的战略思想!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争取最小的损失。在曾国藩的战争生涯中,很少能看到他天才般地打一场漂亮无比的战役,他几乎从不用奇兵,奇兵往往是一柄双刃剑,弄得不好!伤害的还是自己。曾国藩的每一战都异常艰苦!甚至险象环生!胜负也就在毫厘之间,但曾国藩就是以他的坚毅和韧劲取得了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在象棋中,曾国藩的打法就是小卒过河似的拼命搏杀;在围棋中,就是全力争夺中盘!一子一子地硬拼;在武功中!就是莽夫打架!一招一式都是往死里打!从不躲闪,也从不避开。曾国藩从来就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他的军事思想,跟他的人格一样实在。
此后的数天里,曾国荃陪同大哥陆续检阅了湘军所在的大胜关、金柱关、龙山桥等地,曾国藩见湘军水陆防御均井井有条,不由对九弟的军事才能感到欣慰。现在!曾国藩对金陵城下的局势感到放心了!在他看来!湘军各支部队壕墙坚固!各方面的供给还算正常,攻克金陵,只是迟早的事情。在龙山桥,曾国藩召开了水陆将领会议,共同探讨了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曾国藩阐明了自己的战略思想:湘军的战略就是要坚持围城,金陵城依山傍水,墙体巍蛾厚重,急于强攻根本不可能见效;金陵城内外太平军有数十万之多!粮米耗费极大,绝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目前太平军水师几乎无存,湘军水师占绝对优势,只要全力查禁水上接济,金陵一旦供给跟不上的话,克城之期肯定不会太久。所以,对于围城的湘军来说,一定不能急躁!只要坚持围下去!金陵城内必然弹尽粮绝!毫无战斗之力。如果到了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湘军就会以小的牺牲,换取大的胜利果实。曾国藩的讲话给困苦中的湘军以极大信心。离开前线回安庆之时,曾国藩决定让自己信任的幕僚赵烈文留在曾国荃军中辅佐曾国荃,曾国藩告诫曾国荃说:九弟果断勇敢,大哥不及;但九弟有时虑事不周,也是一短;赵惠甫入我幕府多年,严谨细密,可补弟之短,弟一定多听取惠甫意见。
很快,战局进一步呈明朗之势:在金陵东部的苏南地区,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在进入上海之后,队伍迅速得到壮大,接连在苏锡常一带取得大捷,随后,开始在东线对金陵形成包围;在金陵的南部,左宗棠部由江西进入浙江,从南面紧逼金陵,也切断了太平军突围的线路。
1863年4月,回到安庆后的曾国藩听到了自朝廷传来的消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一战彻底失败,石达开本人被俘,随即被押解到成都凌迟处死;5月,又一个消息传来,湘军水陆合军攻陷了太平军严密设防的九伏洲,彻底截断了通往金陵的粮道;到了9月,曾国荃所率湘军陆续攻陷了金陵城外要隘,太平军控制的范围越来越小。进人冬天之后,彭玉麟、鲍超又率水陆两军,攻陷金陵南部的高淳、东坝等城隘;紧接着,鲍超军又攻陷溧水、建平二县。这样,太平天国最后一丝突围的希望泯灭,金陵实际上已成为一座死城。但即使是面对这样的孤城,曾国藩仍不急于进攻,他不断地给前方的将领写信,让他们再围一段时间。在他看来,攻克金陵,还是更保险一点才好。曾国藩想把湘军的损失降到最低点,毕竟,那些湘军子弟,都是自己带出来的,这么多年来,已损失了大半,胜利之时,曾国藩想尽力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完整一些。
天国上书,提出不少好建议:一、组建现代军队,二、办武备学堂,三、建海军学校,四、建人才政府,五、创办银行,六、以《圣经》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对于容闳的七点建议,太平天国根本没有答复。容闳等不及了!专门去了一趟金陵,想看看这个自命为基督教政权的真实模样。那一次去金陵让他大失所望,这哪是一个替天行道的新兴政权呢?高级将领们见识鄙陋,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充满对暴力和金钱的热爱。容闳知道这样的政权是没有希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幕僚、着名数学家李善兰向曾国藩推荐了容闳!曾国藩听后很感兴趣!他让李善兰屡次写信给容闳,要求面谈一次。在曾国藩看来,洋人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掌握的“理”要比中国多得多,因此,一定得向洋人学习,以做到“洋为中用”。在这种情况下!容闳从九江赶到安庆,拜见了曾国藩。
那一次与曾国藩的见面,给容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容闳在描述这一次见面时,用了很多赞美语言来描述这个大儒的气度和容貌广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此为容闳误,其实,曾国藩当时只有五十三岁〕,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寸,体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皆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阔,头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鬟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用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臣,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容闳在详细的描述中,甚至没有提到曾国藩习惯性的搔痒动作。在谈话中,曾国藩跟容闳说,他知道容闳跟太平天国做生意的事情,但他不会计较。曾国藩对在中国设立新式机器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容闳向曾国藩建议广中国今日欲建立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这一主张,可以算是当时工业建设最重要的新理论,后来也成为曾国藩建设江南制造局的指导方针。经过几次会谈,曾国藩与曾闳很快就兴办江南制造总局一事达成一致:曾国藩聘请容闳担任自己的幕僚,负责洋务工作;曾国藩让容闳从上海道和广东藩司处领款六万八千两银子,由容闳出面,由欧洲转赴美国,向马萨诸塞州的朴得南公司购买机器,在上海组建江南制造总局。然后,由江南制造总局带动,在江南各地设置相应的制造局。具体事宜,由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