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着名作家。1799年5月20日，他生于巴黎以南的杜尔城，17岁进入大学，20岁开始文学创作，第一部作品《克伦威尔》完全失败，以后连续以笔名发表十多篇作品，仍未引起反响。他勤笔苦耕、毫不退缩。1829年《朱安党人》长篇小说问世，在极端贫困中拼搏的巴尔扎克终于名声大噪。年底发表《婚姻生理学》，第三年又发表《驴皮记》，他立即成为法国当时最负有盛名的作家之一。成名之后，他依然刻苦耕耘，每日伏案10小时以上，常常连续工作18小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他共创作91部小说，《高老头》《人间喜剧》《贝姨》《邦斯舅舅》《欧也妮·葛朗台》《农民》《幻灭》《夏倍尔上校》等作品，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影响。
1850年8月21日的巴黎，天低云暗，细雨蒙蒙。在通往拉雪兹神甫公墓的大道上，缓缓地行进着为巴尔扎克送葬的队伍。成百上千的巴黎市民站立在大道两旁，默默地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致哀。
巴尔扎克的灵柩上，覆盖着黑色的布幔，4位当代名人拉着柩衣上的飘带。他们是第共和国内务部长巴洛什、评论家圣·勃夫、作家大仲马和维克多·雨果。
起灵前，自称“文艺大臣”的巴洛什故作悲伤地说：“这可是一位风流人物。”
“不，”雨果反驳道：“这是一位天才！”
雨果语气哽咽，在葬礼上发表了动人肺腑的悼词：
“在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伟大的一个；在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优秀的一个……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仅仅构成了一部书：一部生动的、闪光的、深刻的书。在这部书中，有着我们这个时代惊心动魄的全部生活……不管他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赞同也罢、不赞同也罢，这样一部奇特巨着的作者，在他还不知道的时候，加入了革命作家的行列……可叹啊！这个坚强的、永不停止奋斗的哲学家、思想家、诗人、天才作家。在我们中间，他过着风风雨雨的生活，遭逢了任何时代一切伟人都遭逢过的恶斗和不幸。如今，他走了。他走出了纷扰和痛苦。就在这同时，他走进了永恒的、光荣的殿堂……”
是的，如果说每一个伟大人物的一生中都会遇到过坎坷和不幸，那么，巴尔扎克则是他们中间最为坎坷、最为不幸的一个。因为他终生都充满着坎坷和不幸。
1799年5月20日上午11时，巴尔扎克诞生在法国的杜尔城。
巴尔扎克的祖上是姓巴尔萨的农民世家，他的父亲伯纳尔·弗朗奈瓦，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儿子，兄弟11个，他老大。当时，他不甘穷困，20岁时离开家乡，混迹京城，不久便挤进军队中油水和外快最多的军需处任职，后来又进入一家银行工作。30年后，他当上了巴黎丹尼尔·杜麦银行的首席秘书。这个一文不名的农家子弟，经过不断奋斗进取，终于成为“上流社会”中备受尊敬的公民。51岁那年，他娶了杜麦银行的要员、财界新贵郎比叶的女儿——安娜·沙洛特·洛尔。洛尔当时只有19岁，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的文学修养，为人聪明伶俐，同丈夫一样，也是一个醉心于地位和财富的女子。她出身于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心胸狭窄，贪财如命，为人冷酷无情。自从巴尔扎克出生起，从她那里就没有得到过母亲的温情。
巴尔扎克一生下来，还没有满月，就被送给一个宪兵的妻子去喂养。他在那家一直待到4岁。虽然自己的家里房子宽敞，但只有星期天，他才被允许回家一次。巴尔扎克生了病，母亲也很少到床边看望他一下，也没有听到她一句温柔的话。每当星期天在家，巴尔扎克想扑过去拥抱自己的母亲时，往往会遭到严厉的训斥。巴尔扎克好像并不是她生的，好像在这个家庭里是一个多余的孩子。巴尔扎克7岁时，就被送到旺多姆的一个寄宿学校去就读。那时，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但在这些教会学校里，却仍然采用中世纪的教育方式。环境肮脏而闭塞，制度古板而严格，教师冷漠而残酷，学习内容单调而乏味，与其说是一个学校，倒不如说是一座监狱。从入学的那天起，两三百个学生必须服从严格的纪律。假期是没有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家长们才允许前来看望自己的孩子。即使这样，巴尔扎克的母亲也常常不到学校来，好像这里并没有她的儿子。冬天，别的母亲给自己的孩子送来了过冬的衣服和手套，而巴尔扎克往往手指被冻僵，两脚长满冻疮，艰难地熬过一个个严寒的冬天。
巴尔扎克在旺多姆学校里，学习成绩并不太好。他讨厌那些枯燥无味的学习内容。他常常“左手托腮，臂肘搁在书桌上，眺望着院子里高大的菩提树和天空中的云彩，在教室里消磨时光”。而且时不时地在课堂上责难神父。
有一次，神父哈拜尔先生刚刚主持过领圣体活动，巴尔扎克走到神父面前，双手高擎，冷不防开口问道：“神父，既然世界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那么天下这么多的罪恶，是否也是上帝造出来的？”
一刹那，满堂皆惊。神父无言以对，瞠目结舌，一怒之下，关了巴尔扎克两天禁闭。
教会学校对学生的体罚是十分严酷的。巴尔扎克由于被公认为是最不虔诚、最不用功、时常敢对上帝不恭的学生，因此，他是学生中挨打最凶的一个。他常常被责罚，没完没了地被罚做作业，时常遭到禁闭。他常常“被拴在课桌旁，挨着鞭笞”。
6年以后，巴尔扎克回到自己的家里。原先那个胖乎乎、红脸蛋的孩子不见了，他变成了一个形容枯槁、高度紧张、有着一双惊慌失措的大眼睛的少年。他像一个遭受过恐怖惊骇的人那样回到家里。但家里的一切，包括父母，对他是那样陌生。姐姐后来描写他当时的情景时说：“他犹如一个梦游者，呆痴痴地摸索着走路，有人问他话，他几乎听不见，只是恍恍惚惚地这儿望望、那儿望望。”这往往会引起母亲对他的严厉呵斥。
学校的严酷教育，母亲的冷漠无情，给童年的巴尔扎克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多少年以后，巴尔扎克回忆起这段生活，曾忿忿地对人说道：“我从来就不曾有过母亲，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母爱。”“我经历了人的命运中所遭受的最为可怕的童年”。
伟人常常是在逆境、困境的磨难中成长起来的，学校的那些威严的教师，他们根本没有觉察到这个“偷懒”的学生，早已被智慧的力量带到那令人窒息的教室之外的王国去了。他忍受着教师的辱骂和鞭打，敷衍着课堂上令人讨厌的学业，而同时，他在书籍的王国里找到了无穷的乐趣。通过一位老师的帮助，他获得了在图书馆里借书的权利。哲学、历史、文学、神学……凡是能看到的书，他全都不放过。几年时间，巴尔扎克几乎把这个不大的图书馆里的藏书读了个遍。据旺多姆学校老校工和校长的回忆，巴尔扎克在校读书时，每个星期总要被罚上三四天的禁闭，在几百名学生中，堪称冠军。因为巴尔扎克生性活泼、思想解放，很难与教会学校迂腐沉闷的空气合拍。这倒也为巴尔扎克提供了一个幽静的读书室。他每次被罚蹲禁闭，别的不带，只带书。在那里，他丢开自己十分头痛的算术题，潜心阅读自己感兴趣的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有时，禁闭室成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孩子们秘密集会、探讨“异端邪说”的碰头地点。为了防止学监的突然袭击，他们故意把胡桃壳扔在小黑屋附近的路上。一有动静，他们便赶紧装出写作业的样子，掩人耳目。为了应付繁重的作业，巴尔扎克别出心裁，发明了一种特别的鹅毛笔，写起作业来又快又省劲。
巴尔扎克凭着自己执着的性格、过人的智慧，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奋斗，在书的海洋中遨游。他厚实的学识基础，就在这样漫无边际的广泛的涉猎中不知不觉地奠定下来了。
1813年，巴尔扎克结束了“精神监狱”——旺多姆学校的学习，进入杜尔中学。在这所中学里，他仍然没有成为优等生。一个班35个学生，他的拉丁文考了第32名。
第年春天，拿破仑逊位，哥萨克骑兵的铁蹄践踏在巴黎的花岗岩石路面上。整个欧洲腐朽的封建势力纠集在一起，向大革命后的法兰西扑来。法国社会在急风暴雨中动荡着。这一年冬天，巴尔扎克的父亲奉命调任巴黎第一师的军需官。一家人随之来到巴黎，巴尔扎克进入勒皮特尔中学。人们常说，只有认识巴黎，才能了解法国。在巴黎的天地中，巴尔扎克贪婪地吸收着各方面的知识，密切地观察着贵族与资产阶级兴衰嬗替的过程。这里的人物、环境、社会生活，给巴尔扎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他后来作品的主要素材。
1816年11月4日，巴尔扎克进入大学，成为一名法律系学生。这种选择，多出自他父母的打算。因为当时的巴黎，财产大量流动，金钱统治着社会的一切，当律师或公证员最为实惠，是最易发财的行当。同时，他的母亲要求他为家里挣钱，不必做一个正正经经的学生，白天偶尔在大学里听听课，晚上再读读法律大全，就可以了。在母亲的迫使下，巴尔扎克一个小时也不能浪费，一文钱也不敢乱花。他一面在大学读书，一面到麦尔维叶办的律师事务所去当书记员，“干些苦差事”。
两年之后，巴尔扎克获得学士学位。这样，他就可以充当一位合格的公证员了。优越的社会地位、令人尊敬的职业在等待着他。但是，巴尔扎克从小就爱上了阅读和写作。几年来，他一直对哲学和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为此，他常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到巴黎大学旁听文学和哲学课。在公证所里，巴尔扎克活泼好动，一向多嘴多舌，形象的文学语言和尖刻的讽刺挖苦，常常使人哭笑不得，搅得事务所里不得安宁。公证所的负责人麦维尔叶经常抱怨说：“巴尔扎克一到，就等于我这里少了3个干活的学徒。”终于有一天，麦维尔叶忍无可忍，派人给巴尔扎克送去一张纸条，上边写道：“鉴于今日事情甚多，巴尔扎克先生不必再到这里上班来了！”
巴尔扎克对此不以为然，他笑着把纸条扔进纸篓，拿起笔记本，到索尔本学院听课去了。
突然有一天，巴尔扎克大声地向众人宣布：我讨厌、憎恨目前所从事的工作，我决不当律师，不当法官，不当公家的任何职务。我要当一名作家！当一个“文坛的国王”！
那么，这种选择最初给他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年轻气盛的巴尔扎克放弃财运亨通的职业不干，发誓要当“文坛的国王”，使他的父母惊得目瞪口呆。莫非是他疯了！作家，摇笔杆、爬格子的文人，有谁瞧得起？再说，稿子卖不出去，收入没有保障，靠什么生活？简直是胡来，不行！
母亲告诉他：“人要写作，必须先填饱肚子。因此，挣钱是第一位的！有了钱就可以出人头地。”
巴尔扎克反驳道：“雨果、维尼、拉马丁也都是靠笔杆子出人头地的。”
“不要忘了，人家都是腰缠万贯的贵族子弟，可你呢，难道让父母养活你一辈子？”
恰值那时，巴尔扎克的父亲原来8000法郎的高薪被减成一份菲薄的年金，而且又被诈去了一大笔钱，家境每况愈下。但是，父母的反对，家境的贫困，都没能动摇他从事文学事业的决心。他发誓：义无反顾，决不回头！
没有办法，父母只好让步，但告诉他，两年作为创作试验期，如无成绩，立刻再回到事务所去。在此期间，每月父母供给他最低的生活费。
1819年夏天，巴尔扎克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不过，这位未来遐迩闻名的大作家的“摇篮”，不是宽敞舒适的创作间，更不是优美清新的山村和海滨幽静的别墅，而是巴黎最穷困的圣安东郊区莱特居耶尔街9号5层楼上的一间阁楼。它咫尺见方，简陋寒酸，夏天热气腾腾，冬天寒风嗖嗖。为了交付房租、买书和写作，他尽量节省开支。他不花钱买水，每天早晨匆匆跑到附近广场的水池边，撩起几把冷水抹一把脸了事。为省掉洗衣服的开支，同时也为了经久耐穿，他用暗颜色的绒布做衬衣。为了节省时间，巴尔扎克每三四天才下一次楼，每次下楼，他总是急匆匆地到附近商店买几块面包、蜡烛之类的东西，然后又赶紧返回，潜心写作。
生活是艰苦的。但最使巴尔扎克痛苦的并不是贫困，而是迟迟决定不了他究竟写什么。他时而构思一部长篇，时而又写几行诗句，时而拟定悲剧的提纲，时而又想在喜剧上显显身手……同时，他还拼命地阅读伏尔泰等前辈们的杰作，希望从中得到启发，汲取营养。巴尔扎克在痛苦地探索着，在走着任何一位作家所未走过的艰苦之路。
终于，他决定写一部悲剧《克伦威尔》。从此，他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没有娱乐，没有音乐，总是写呀，写呀，一刻也不肯休息。每天夜间，一支蜡烛插在一只空瓶子上，昏暗的烛光照亮着那张破旧的桌面。巴尔扎克俯身下去，奋笔疾书。冬天渐渐来到了。在这间透风的、不生火的阁楼里，他那一向对寒冷敏感的手指就有渐渐麻木而无法写字的危险。然而，狂热的追求驱使他始终不离书桌。他用一条旧毛毯盖住双脚，用一件破绒背心护住胸部，孜孜不倦地写他那篇不朽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