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到拘留所来之后，拘留所的牢房比他在要塞监狱住的那间囚室小多了。从牢房的这一角走到另一角，仅仅只有4尺远。在这里散步，转身的次数特别多，走不了几分钟就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这里的温度冷热悬殊很大，有暖气时蒸得浑身冒汗，使人透不过气来，没暖气时暖气管上立刻就结满了冰凌。这样恶劣的条件，加重了他的病症．一个老看守同情地说：“唉，多么可怜的人儿，你大概活不过这个夏天了。”
克鲁泡特金的姐姐叶琳娜十分关心弟弟的健康，她向检察官舒宾提出请求，由她负责把弟弟保释出狱治疗。舒宾恶狠狠地说：“如果你给我拿一份证明，说你弟弟在10天内就会死去，那么我就放他出去！”
后来，通过姐姐四处活动，终于请来了彼得堡卫戍区陆军医院的主任医官。这位医官检查之后说：“这个犯人必须立即转医院治疗，不然有性命危险。”
十多天之后，克鲁泡特金被批准到郊外的陆军医院治疗。他住在医院楼下一间比较大的房间里，两边住着卫兵，另有一个卫兵在门前不停地走动。到达这里以后，克鲁泡特金的朋友们开始策划使他越狱。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计划，克鲁泡特金在一天散步时，趁哨兵不注意，终于逃了出去。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克鲁泡特金越狱潜逃案。”越狱之后，他立即逃往国外，开始了他长期的流亡生活。
波涛汹涌的海浪，卷起一叶轻舟，一会儿把它举向峰顶，一会儿又把它抛向浪谷。克鲁泡特金站甲板上，飞起的浪花打湿了他的脸庞，但他一点也不觉得。被囚禁了两年多，看到宽阔的大海，他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船在英国海岸一靠站，立刻走来几个警察盘问下船的旅客。多亏一个朋友帮忙，才使他顺利进入英国境内，到达爱丁堡。克鲁泡特金在英国生活的最大障碍是语言，因为他只会写英语而不会说。这样，他每日只好靠写纸条去购买日常用品和同他人交谈。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使他整日惶恐不安，那就是俄国政府向各国政府都进行了通报，要求他们负责追捕、引渡俄国逃来的流亡者。正如拉·戈尔登贝格在《苦役与流放》中说的那样：
“从俄国逃出的大部分流亡者到达西欧时都心神不安，克鲁泡特金也是如此。他成了惊弓之鸟，总觉得身后有特务跟踪。这种想法不断折磨着他。”
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克鲁泡特金在英国改名为勒瓦晓夫。他为了生活，开始给一个名叫《自然》的杂志撰写文章。他那渊博的地理知识和清新的文笔，很快博得这家杂志一个副主编的欢心，被聘到编辑部负责摘编工作。与此同时，克鲁泡特金还给《泰晤士报》写稿，《泰晤士报》按星期给稿酬。这样，他首先就解决了生活问题。
当生活有了着落之后，克鲁泡特金开始同各界建立联系，收罗人马，又开始进行他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久，他认识了卡菲埃罗和马拉泰斯塔。这是两个与巴枯宁有着交往的意大利青年。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很快就影响了克鲁泡特金。1876年末，克鲁泡特金从英国移居瑞士，立即加入了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汝拉同盟，积极投入了无政府主义国际的活动。他当时住在拉·绍得封城。
拉·绍得封城，是瑞士环境最恶劣的一个城市。它坐落在一个寸草不生的高原上。那里冬季很长，一年中有好几个月都被冰雪覆盖，看不到一点生机。克鲁泡特金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把这个城市当成了宣传他们思想的中心。克鲁泡特金时常和别的同盟会成员一道，到咖啡馆、工场里去演讲、散发传单，大力宣传他们的主义。当时，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已经过了六七年，每逢巴黎公社纪念日，他便会同广大工人，不顾警察的禁令，高举红旗上大街游行。有一次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结果有三十多人被捕，两人被打伤。在这段时间里，克鲁泡特金大力宣传：如果要使社会主义成功，必须宣布废除政府，依赖自己，依赖群众的自由联合与奋斗。目前社会中个人占有的财产必须转交给人民，使自治的生产团体保持绝对的自由，劳动产品按照地区的需要分给每一个当地居民。
1877年秋天，无政府主义国际第9次代表大会和国际社会党大会在比利时召开。克鲁泡特金以汝拉联合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这两个大会。会议刚开3天，比利时的警察就知道了勒瓦晓夫是克鲁泡特金，立即派人前来逮捕他。克鲁泡特金得知消息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脱离了危险。第年3月，他在巴黎出席一个大会，又受到搜捕。结果把一个与他的勒瓦晓夫同名的青年抓去，判了18个月监禁。而克鲁泡特金这次却用的是真名。
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世被革命党人的一颗炸弹送上了“天堂乐园”。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之后，由他的弟弟乌拉狄米尔组织了一个保护沙皇的秘密团体——神圣同盟，这个同盟用尽种种手段打击革命党人。其中有个重要任务就是专门派人暗杀流亡在国外的反对沙皇的逃犯。他们列了一个暗杀对象名单，其中就有克鲁泡特金，并宣布判处克鲁泡特金死刑。与此同时，沙皇政府通告英国、瑞士、法国等国政府，加紧对流亡在那里的俄国人进行搜查和引渡。几个月之后，瑞士政府就下令把克鲁泡特金驱逐出境，以讨好沙皇政府。克鲁泡特金只好流亡到法国。
在这几年间，克鲁泡特金四处漂流，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但他作为汝拉同盟的领导成员，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不过在这一时期，他并不出名。使他名声大震的是1883年法国里昂法庭判处他5年徒刑之后。当时，他成为国际上轰动一时的案件的主角。他被捕入狱后，服刑到1886年获释。他的名字一直不断地出现在国际报刊上。
1882年底，里昂的纺织工人举行罢工，成群结队的工人和饿得皮包着骨头的小孩整日围在军营门口，等候士兵们施舍一点面包和茶汤。社会上由于饥饿出现了几次大的骚动。有一次在招集新兵的大门口发生了爆炸事件。无政府主义者派人把里昂佛微叶山上一个高大的圣母像炸毁。里昂当局十分惊恐，他们开始大批逮捕无政府主义者。12月22日凌晨，一批警察闯进了克鲁泡特金的住所，奉命逮捕了他。他被指控的罪名是：“骚乱的操纵者和领袖。”当时，克鲁泡特金妻子的弟弟刚刚在他的怀里死去才三四个小时，他与妻子的眼泪还没有擦干。看着悲痛欲绝的妻子和躺在床板上已经僵硬了的妻弟的尸体，克鲁泡特金请求警察允许他陪伴妻子把她的弟弟入土，然后他会自动到监狱服刑，但警察没有同意。克鲁泡特金只好含泪告别了快要昏死过去的妻子。
里昂法庭对克鲁泡特金一案进行了长达两个星期的审判。在法庭上，克鲁泡特金对法庭提供的一些证据进行了驳斥，并做了一场生动的演说。他劝告那些国家法律的执行者们，应该参加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他说：
“请相信我，先生们，社会革命已经来临，10年之内它就会爆发。我在工人中间生活，我坚信这是不可改变的。请你们从他们的思想中接受启示，加入他们的行列吧！你们会看到，我的话是绝对正确的。”
结果，里昂法庭判处克鲁泡特金5年徒刑。1883年3月中旬，他连同22个被判处一年以上徒刑的犯人被秘密押往克来福监狱。在这所监狱中，克鲁泡特金住在一间比较大的房子里，他可以看书，可以做些监狱里的小手工劳动，并提取酬金改善生活，只是活动受到限制。他在这所监狱里，继续给《大英百科全书》和《十九世纪杂志》撰写文章。他这次入狱，抱着一种为了事业献身的准备。他以往曾多次对人讲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
“我们不需要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从最普通的人中间产生出来的。我们需要的是人，是一种一旦获得某种信仰就甘愿日复一日地为这种信仰奋斗，并且忍受种种艰难困苦的人。”
监禁不到一年，克鲁泡特金又病倒了。因为克来福监狱是建筑在一个低凹潮湿的地面上，这里最容易发生疟疾。这一次，他得了疟疾，败血病同时并发。多亏了妻子的照顾，他才保住了性命。
由于克鲁泡特金的被捕，在俄国及欧洲各国都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多人，特别是许多英国学者纷纷上书法国总统，要求释放克鲁泡特金。《大英百科全书》的许多撰述人以及斯宾塞、雨果等名人，也都向法国当局呼吁。而克鲁泡特金这次被监禁，心情却十分平静，他既不向监狱当局争辩，也不像第一次那样越狱逃跑。他甘心情愿多在监狱中住些日子。他认为，自己的被监禁，就是在反动的专制政府国家里树起一面号召社会民众反对政府的旗帜。他，一个普通的、无辜的人，为了自己的信仰而被关进监狱中，受尽折磨，这才能暴露整个法国统治者的腐败。
迫于国际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法国政府不得不在1886年1月提前释放了克鲁泡特金。但命令他尽快离开法国。
夏日的骄阳，烤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克鲁泡特金拄着一根棍子，携带自己的妻子前往伦敦，准备开展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工作。然而，不幸得很，妻子得了一场严重的斑疹伤寒。妻子的病刚刚有所恢复，从西伯利亚又传来哥哥亚历山大自杀身亡的消息。克鲁泡特金悲痛万分，他说：“它简直撕裂了我的心，她（指嫂子）每次来信后我就得病上两三天。”不久，他接来了被命运残酷打击后病恹恹的嫂子，照顾她的生活。这在生活上、精神上都给克鲁泡特金带来了比较沉重的负担。
但是，生活的艰辛，不幸的打击，并没有使克鲁泡特金消沉。他很快又卷入了英国激进的政治洪流之中。他不断地给英国各家报纸撰写文章，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参加各种工人集会，发表演说。1886年10月31日，他在纽卡斯尔对4000群众说：“如今，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代真正的问题，我们应该怀着斗争，即争取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坚定自己的信念，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作。”当然，他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1888年，为了系统地宣传无政府主义理论，克鲁泡特金创办了《自由报》，并在《十九世纪》等报纸上发表大量文章，最后收集出版了《争取面包》和《田园、工厂、手工场》两本书。此后，又出版了《互助，进化的一个要素》一书，这成为系统阐述克鲁泡特金思想的一本重要着作。他把“互助”看成是人的本能、社会发展的动力，极大地发挥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在英国流亡期间，克鲁泡特金还写出了不少着作。其中主要的有《一个革命家的日记》《法国大革命》《现代科学和无政府主义》等。此外，他还为《大英百科全书》和其他报刊杂志撰写了不少词条和论文，内容涉及广泛，在科学界和思想界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93年，他当选为英国科学协会会员。1897年和1901年曾两次访问北美，并在波士顿主持讲述《俄国文学史》。1917年6月，他回到了离别41年的俄国，回国后尽管健康状况不好，他还是坚持着述，在心脏病不断发作的情况下，坚持写完了《伦理学》第一卷《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
1921年2月8日，这位几次被监禁、在外流亡41年的着名社会活动家，终于走完了曲折多难的一生。他留给了人类一大批财富，但也留下了后人打不清的官司，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