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队保驾后的第一仗仍然在红河边上。那天，农兴良一帮人行到红河岸边的一面斜坡上，忽然传来一阵隆隆的滚石声。他们刚发觉有危险，几块大石头已经从高处滚落下来。
农兴邦手疾眼快，他估摸二十响打不到坡上的歹徒，就一把夺过手下的汉阳步枪，只听一声脆响，一个黑色的物体便歪歪斜斜地跟着石块滚落了下来。山上的歹徒见下边的人枪法了得，都撇下同伴跑了。从此，再没人敢在半道上捣他们的鬼。
然而，农兴良的对手们并不是那种一打就跑，死了人就善罢甘休的软蛋。后来他们几伙人竟沆瀣一气，联合到一起，密谋着采取更大的行动。
云贵高原腹地的人们都迷信并恐惧一种叫五海的东西，平头百姓都谈五海而色变，恐怖程度不亚于瘟疫。确切地说，五海是一种法术，而这种邪毒的法术的专有者是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一种瑶民。在施行五海之前，法师必须得到五海施放对象的一件随身物品，最好是衣物之类。然后来到攻击对象居住河边的上游，用铜盆舀来河水，燃上香，再进行长时间的诅咒，最后用匕首在盛水的铜盆中画符，当水中泛出血色后，那件衣物便被包住石块扔入河中。如果施放对象喝上或者沾上这条河流的水，他就中了五海了。
据说被五海击中者的景况各异，但结局都很惨，多数人都在劫难逃，有的人会得各种各样的怪病死去，有的即使活着也是个废人，等于行尸走肉。我至今无法知晓也不能解释五海的奥秘，据说在搞土改和闹文革的时候，有的工作队和造反派冒犯了深山里瑶民，被瑶民暗地里施放五海，结果并没有人死，只是个别人因水土不服闹了点拉稀喉肿眼痛的小毛病。后来瑶民们自己解释说是干部都用牙膏刷牙，用肥皂洗澡，消了毒，五海不灵了。这是后话。
农兴良的敌对势力凑足了数十两银子，请来了大山中的瑶王。瑶王是施放五海的高手，他本无意介入别人之间的纷争，给人当枪使，但女儿要出嫁了，女儿的嫁妆正好缺少一些银子，为了这点银子瑶王就来了。
瑶王并不知道攥在他手上的衣服是谁的，他觉得有这么多人憎恨的人总不会是什么好人。但是生性狡诈的瑶王并没有完全按照那些魔公的愿望置农兴良于死地。
不管瑶王的五海灵验与否，时隔不久，我三公农兴良就染上了一场他一生中最大的疾病。这场几乎致命的疾病使他卧床达半年之久。
一天早晨，天还没透亮，农兴良就感到腹部有些隐隐作痛，接着肛门处有一种时隐时现的紧迫感。他最初的判断是闹了肚子，他急忙服用了一小粒烟土，然后到茅厕里拉了一次。从茅厕回来后，他告诉家人说他感到很累，就像被抽了筋一样累，他还在自己的粪便中发现有血色。这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一场摧残他性命的红痢已经开始。
农兴良患的红痢使我们农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在曾祖父的指挥下，全家人轮番出动，为他请医找药，魔公们整天香火不断，给他请神驱鬼。然而，尽管阴阳并举，耗费了不少钱财，农兴良的病情并不见好。殷红的血浆似乎失去了控制，每天都从他的屁股眼里汩汩而出。
半个月后，瘦得皮包骨的农兴良只得气息奄奄地蜷缩在竹席上，他的肠胃已经没有什么可拉的了，有约半尺的直肠拖在体外，臭不可闻。家人对他的医治也惭惭失去了信心，已经暗地里为他准备棺材了。
农兴良的红痢持续发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漫长的日子里，我们农家再次倾尽所有，为了挽救这个非凡的生命，做了一切所能做到的一切。就在曾祖父决定放弃对他的医治的那几天，死神把他从悬崖上送回来了。他开始想进食，然后身体可以蠕动，偶尔能睁一下眼睛，进行粗重的呼吸。几天后，流出体外的肠子也在缓慢地收缩回去，半人半鬼的农兴良可以说话了。
这场大病之后，农兴良头上的毛发全脱光了，并从此没有再长起来，三十来岁的汉子顶着一颗秃头，一直扛到现在。
真是祸不单行，就在农兴良大病初愈的第二年，我七公农兴发就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一去不回。包括我曾祖父农宝田在内的许多父老乡亲，都期望重病之后的农兴良能够再度复出，担纲红河两岸的鬼事。但他觉得虽然山河依旧，然江湖险恶，不能再拿性命开玩笑了。自家需要的时候，可以小做，却不敢再到江湖上大出风头、四处招摇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人民解放军二度进军我家乡桂西北，剿灭了顽匪之后，接着又进行了土地改革。此后的一个时期里，桂西北农村盛行的鬼事实际上已被取缔。以前的魔公们被政府召集到一起进行思想教育，告诫他们不要再进行封建迷信活动。
从区政府受教育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三公农兴良和我曾祖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们在是否将外乡人留下来的鬼事通书交给政府处理这件事上无法取得一致的意见。农兴良说这次他算是丢尽了面子，是心洗心革面、洗手不干的时候了。而曾祖父则认为这些东西来之不易，外乡人奠定的基础正在发生效益，他参加了农民协会，还当了村干部；四儿子农兴邦参加了民兵组织；被抓壮丁去的农兴发也变成了光荣的志愿军战士……这一切都表明农家的状况正在好转、正在发迹。农宝田认为政府并不强迫交出那些线装书，只是不让再进行迷信活动。因而不论从感情上讲或是从纪念意义上讲，这些物品都应该留住。
这天晚上的争论最终没有结果。
其实农兴良另外的心思是这些东西给自己出够了风头，也吃尽了苦头，留下来再也没有什么用场，倒不如尽早交给政府，一来带个好头，二来也从此一身松。他想不到会在父亲那里遇到那么大的阻力，竟不知如何是好。
我曾祖父在和三公争吵后的第二天大早，他早早就上了山，来到外乡人的坟地。令他吃吃惊的是他儿子农兴良已比他先到。此时农兴良正跪在他师傅的坟前，嘴上不停地说着什么。见父亲来到，他就站了起来，父子俩相对无语。
九泉之下的外乡人自然不会想到，在他死去的几年后世道竟然变了，他留下的工具竟让农家父子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天夜里，外乡人同时进入了我曾祖父和农兴良的梦境。第二天早上，父子俩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父亲告诉农兴良说：夜里我见着他了，他说可以把书交出去，叫我别拦你。我想想，就想通了，你先给我找块坟地留着，以后恐怕不兴这个了。
农兴良愣怔了一阵子，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他说：师傅跟我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别交出去，交出去了会带来麻烦的。我……想过了，不交就不交，以后再说。
父子俩各自的急转弯令对方感到迷惑不解，但这次他们不争论了。他们都已平静下来，再次认真地商讨。后来他们取得一致的意见却有点出人意料。第二天，农兴良背着他久违了的书袋子走进了区政府。一身军装的区长当即叫人把农兴良交来的东西全烧掉了。
年轻有为的一代魔公农兴良在区长三番几次的表扬中洗心革面，又变成了普通人。从区里回来的那天，农兴良一头沉到枕上，蒙头大睡一天，不吃不喝。家里人知道他的脾性，没有去惊动他。半夜时分，他才爬起来，说想喝酒。害得家人又为他忙了一场。
历史的变革出人意料，剿匪，减租退押，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各种运动走马灯似地都过了场。以往作威作福挺着胸脯走路、说话大嗓子的人风光不再，该死的枪崩死了，该低头走路的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哼着时髦调子走路的都是过去的穷人们。风风雨雨的几年中，农兴良一直在家休身养性，闭门不出。这期间我曾祖父农宝田和四公农兴邦却风头出尽，他们成了工作队依靠的骨干，也是村里的红人。
尽管我曾祖父的青壮年时期曾经创造过不错的家境，还拥有自己的武装，但在土改划成份时我们全家依然被划当时较为吃香的贫农。这种仅次于雇农的阶级成份使我们全家得到了无形的保护。像农兴良这样的人居然没有被清算，正是得益于这个保护伞。当时农村的阶级成份划分等级依次是雇农、贫农、下中农、上中农，然后是富农和地主，划分依据主要参照土改时财产登记情况。几十年后我三公农兴良不无得意地说：如果不是我得那场红痢，我们农家就完了。曾祖父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他认为外乡人生前为农家所做的一切是功不可没的。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多数家人都同意农兴良所说的观点。有关那场红痢的评价还引伸出了另一种说法，就是现在我们农家的兴旺，人才辈出和三公的那场红痢都多少有一些直接的关系。这种论点认为，因为三公的那场红痢而使农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划成了贫农，所以孩子们等到了及时的教育，受教育的结果是使大部分人都成了可用之材。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期，农家的子孙有的进了部队，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成为高等学府的毕业生。
新政权在忙着搞这样那样名目繁多的运动同时，并没有忘记办教育。一九五四年夏的一天，农兴良突然被区政府叫去。区长告诉他，说农家寨要办学校，贫下中农的孩子要得到教育。区长还拍拍他的肩头说：你是喝过墨水的人，政府决定让你出来做小学教师，你不会拒绝吧？
受宠若惊的农兴良急忙立起身，连连鞠躬道：感谢区长和政府栽培！
区长听了哈哈笑道：你是个有用之人，政府怎么会不重用你呢！你先回去准备一下，过些天县里派来两个老师。你是本地人，要好好配合他们，啊！
农兴良频频点着那颗秃头，离开了区长。他走在杂草丛生的山道上，步履轻盈，头顶上的阳光也格外明亮。
政府办事毫不含糊，学校说办就办。才第三天，一男一女的教师就来到农家寨。刚放下背包，老师就组织村人修建教室，做桌子板凳挂黑板。还缺一口钟，农兴良就把原先做魔公的铜锣拿来顶用。接着，三名教师就挨家挨户地去动员孩子们来学校读书。
山里的孩子多数没有读书的习惯，尤其是穷人家的孩子，五六岁人就帮大人干农活带弟妹。我们农家这一点上走在了全村的前面，曾祖父决定把所有三至十五岁的孩子都交给了学校，县里来的老师嫌太小了不能收，只七岁以上的孩子。曾祖父还是让那些不够年龄的孩子趴在门旁和窗口上看，教室里边学什么就学什么。每天上课，我们农家的孩子都浩浩荡荡地开往学校，又浩浩荡荡地回家。
三公农兴良虽说也是学校老师，可吃住都在家里，每天早上，他都及时地叫醒孩子们，督促他们按时到学校上课。
因受的旧式教育，农兴良读过的是四书五经，他对新式课本不是很熟悉，于是他被分配专门教授孩子们写毛笔字。那年月笔贵纸缺，农兴良先从山上砍来细竹，又挨家挨家户搜罗兽毛。孩子们没有纸墨，农兴良就叫家长们每人做一块木板，用毛笔蘸上清水在木板上练字。
农兴良教出了农家寨最后一批使用毛笔写字的孩子。时至今日，他那些当年的学生仍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施展过这一国粹，每当县里组织的书法比赛之类的活动，他总能在展示的作品中看到自己学生的杰作。
当上乡村小学教师后，农兴良总以为自己可以安宁地度过后半生了。其实不然，土改以后的最后一次鬼事是秘密进行的，那是一次迫不得已而又令他哀伤的祭事。
那是个阴郁多雨的秋天，我七公农兴发在朝鲜战场阵亡的死讯传来，全家哀恸。当时的七公是我们农家惟一值得骄傲的人，但他居然死在国外了，连一点遗物都没留下。为了悼念七公，曾祖父决定冒险秘密进山，进行一次简短而小型的悼祭活动。看在骨肉兄弟弃尸战场和父亲的份上，农兴良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再次燃起香火。
农兴良秘密为我七公祭祀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他刚准备开课，教孩子们练毛笔字。学校来忽然了一位行色匆匆的客人，男老师张太安和女老师吕萍一眼就认出来人是区政府的通讯员小马。
小马对管事的张老师说，区委的刘书记就在河对岸渡口上等见农兴良。听说是区委书记要接见，农兴良是既紧张又激动，收起手里的毛笔，嘱咐孩子们好生练字，就跟着小马赶去会书记。
刘书记是来接替老区长的，此前老区长已升职到县里当部长了。在军队的时候，刘书记是老部长的部下，关系非同寻常。转业到地方后，刘书记在县组织部当干事。当老区长调任县里当部长时，就建议把他的心腹和老部下调到这个区里当书记。
农兴良是第一次见到刘书记，此人二十四五岁年纪，少年得志，风度翩翩。他正用驳壳枪瞄准远处的一个目标，见船靠岸，农兴良他们下了船，他才收枪入套，微笑着走过来和农兴良握手。
农老师，你真是名不虚传啊，像大和尚一样，很有气度嘛！刘书记操一口湖南话说。
那里，那里，刘书记看高我了。农兴良不知底细，拘谨地摸着光头。
刘书记说他晚上要在村里吃饭，叫小马先过河去准备准备。小马得到命令，又跳上船往对岸划去。这边的渡口上就只有农兴良和刘书记。
见书记一个人把自己召来谈话，农兴良的心房擂响了紧鼓，脑门上一下子冒出了一片汗。
农老师，别紧张嘛，我们坐下来聊聊吧。刘书记燃了根烟，又将一支递给他，他摆摆手表示不会，两人面对面在草地上坐下来。
刘书记下来一趟不容易，是有什么事要找我吗？农兴良怕客套久了难受，就来个先入为主。
刘书记喷了一口烟，说：我就不拐弯抹角了，照直说吧，我这次来是替我的老首长，也就是你的老区长求你农老师来了。
农兴良惊诧道：求我？
刘书记嗯地一声，说：老首长把他老爹从湖南接到县里来了，可是老寿星大概水土不服，来不久就一直生病，这几天病得很重，怕是不行了。我们湖南人很讲究风水的，死了不能乱埋。老首长今天上午专门打电话来，说要请你上县里一趟。
农兴良听毕，汗珠也从脸上滚落下地，他急忙用双手抱住头部，以掩饰心里的惊恐。他万万没有料到老区长会给自己出这样一桩难题。他清晰地记得是老区长批评教育过自己，叮咛他一定要放弃魔公这种行当，可如今还是这个老区长竟然请自己去重操旧业，这是多么不可理解啊！农兴良同时也还记得，老区长对自己有恩，现在这份工作这个饭碗不正是老区长给的么！
见他表情痛苦，一时说不出话，刘书记接着说：其实，讲风水也不一定都是唯心主义，是迷信行为嘛。何况，这件事是秘密进行的，我们不可能漏出去，你放心好了。
在短时间的思考中，农兴良曾经想过很多种拒绝的理由，但都自己否定了。对方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拒绝几乎是不可能了。如果来人不是书记，如果请自己的人不是老区长，他都有充分的理由拒绝他们，而现在他又能拒绝得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