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老家一直有这样的传说，人在临死之前是痛苦的，痛苦了就会哭叫呻吟，人是会歌唱的，因此，人的骨头里凝集着声音的精华。在阴气通彻的夜晚，用人骨制成的乐器就充满了灵气，音色特别清亮，音质也特别妙美。甚至没人碰着，凭风的摩擦它也会发出轻微的响声。不管这个传说的真伪如何，这天夜晚，我大伯农才立在明月清辉之下的演奏，堪称他整个一生的一次上佳表演，曲调是他在家乡的古榕上拉的曲调，自然而纯朴，野性而浪漫。他第一次使用人骨胡演奏家乡的传统曲调，凝集着才情与灵气的融合，令同事们感到一种勾魄摄魄的震撼。酣畅优美的乐曲声把许多人从宿舍里牵引出来，把如痴似醉的演奏者围了好几层，一曲终了再一曲，一个多小时过去，忽然咚的一声，琴弦断了。人们长时间地报以掌声，但年轻的农才立已掩面而泣。
许多人都认为我大伯农才立的哭泣是因为悲伤，都三言两语地安慰他，然后惜然离去。只有站在人圈外面的古老师知道，他是在为自己今晚艺术的极顶表现而哭泣。
曲终人散，树影婆婆的院子里只留下他和古老师的身影。这个晚上，农才立把从家乡带来的马骨胡郑重地送给了恩师，以作纪念。师徒一场，古老师表示没有什么东西可送给农才立，只叮嘱他别忘了音乐和艺术，好生练习，日后说不定自会有用处。
想不到这是他们师徒这一生中最后的诀别。婚姻遭受挫忻的古老师在他届入中年之后，事业上获得了成功，继《壮乡春早》之后，他又在红河的中下游发现了世界上少有的多声部民歌。他在国内外权威性刊物发表论文的同时，他还把它成功的搬上舞台。古老师艺术事业的最高峰是和其他几位艺术家合作，成功创作了着名的歌剧《刘三姐》，在国内外轰动一时。晚年的古老师鳏居在文化大院的一个单元套房里，偶尔被邀参加一些民间的小型活动，在南宁的一些狗肉生鱼馆里留下些由别人书写的题词。他也偶尔到乡下去，给人家写写县歌厂歌，顺便认一些唱歌或不唱歌的干女儿，乐此不疲，不提。
离开了文工团后的农才立又回到了桂西北山区，他在一个圩镇上找到了接纳他的放映组。我曾祖父农宝田却对农才立从一个乐手改行干电影放映员表示极高的兴致。他没有看过电影，但有关电影的传说令他兴奋，令他向往。每当吃过晚饭，面对众多亲友，他就说：我们才立得提拨来放电影了，这是好事。拉二胡在哪里不能拉？再说在大城市工作，一年到头都回不来一趟。你看，儿子还没见过爹呢！
没想到曾祖父会对农才立的调动这样通达，他内心里不禁涌起一阵感激和内疚。他想如果情况允许，他一定说服放映组的同事到农家寨来放一场电影，以报达父老的理解和支持。
当天夜里，农才立再次拥住严家女孩。怀里的女人变得丰腆而修长，奶过孩子的缘故，她乳房如瓜，浑身透出成熟女人的气息。他哪里知道，女人为迎接他，晚饭后就泡到凉意逼人的红河里洗浴，然后早早把儿子哄睡了。她还换上干净的被褥，不让他嗅到哺乳期女人的奶味和孩子的尿膻味。之后，女人静躺在床上焦渴而耐心地等待他。夜深了，如豆的灯光摇晃了一下，他进来了。他以为女人和孩子都睡着了，便拎起灯凑到床头观看，孩子粉嫩的脸上安祥宁静，鼻息均匀，便忍不住伸手轻摸了摸他的脸蛋。儿子很像妈。他吹熄灯，脱了外衣裤钻进了散发出阳光与泥土气息的被子里时，却发现女人已经火烤般地温热，一丝不挂。
他很快就被女人灼热的气息融化了。他接二连三地被烤在她的火炉里并登上了一座又一座颠峰。而在攀登每一座高峰的时候，他的视觉里却分明是在和关雪梅携手而行。偶尔也晃过师母林娜和吕萍教师的身影，但都稍纵即逝。
放映队的生活有趣而浪漫。山区缺少文化生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桂西北农村地区不少民众还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因而对电影的期待比任何期待都高。从《金银滩》、《山间铃响马帮来》到《钢铁战士》、《鸡毛信》，隅尔也放映苏联片《星火集体农庄》等等。农才立有时也跑跑地区换些新片，闲时就上山下河，干他喜好的事。
在不知不觉中，我大伯农才立放了三年电影，工作单位也由省直属单位下放到专区直属再到县属放映队，三年连降三级。虽然换了三主，但干的是同一行当，换汤不换药，对放映组的成员也没什么太大的触动。
一九六〇年春季，国家开始进人三年困难时期。摆脱困难的一个强制措施便是截减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以减轻沉重的财政负担。春节刚过，农才立一干散兵游勇便被召到县里开会学习，进行长时间的思想动员。明白人都知道，其实谁留谁去组织上都已有定数，只不过是想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来实现截减的目的。
整天在情海歌潮中沉浮的农才立似乎没什么思想准备，经过一个星期的狂轰滥炸之后，他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是共产党员和其他骨干纷纷带头表态，并且联名要求作为截减对象，后来在先进分子的带动下，几乎所有的人都郡报名了。农才立自然也没有例外。
在一份农才立永远也看不到的材料中，记录着这样的文字：该同志并没吸取教训，痛改前非，改正错误。调到放映队工作后不好好改改造世界观，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纪律涣散，自由主义思想严重，作风不正派，乱搞男女关系……主要罪状有三条：一、耍风流玩弄女性；二、擅自调放映机到老家放映；三、欺骗侮辱贫下中农，放电影时鼓动群众到银幕下面捡子弹壳取乐。凭着这三条新罪状加上文工团的老帐，我大伯农才立就离开了革命队伍，成了首批卷包袱回乡的人员。
此后的十几年间，农才立沦落成了一个靠拉二胡换口饭吃的民间艺人。他有时去为操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拉些小调助兴，有时还混入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中，无事可干的时候就在村子里教几个后生做马骨胡马骨胡打发时光。在动荡的岁月中，农才立的妻子我的伯母没能熬过饥饿的折磨命归黄泉，但他没再续弦。三年劫难过后，农才立如乡村的许多男子一样一撅不振，对异性失去了欲望。
进人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夏天，经过多方努力，我大伯农才立又和千万个当年被精减的人们一样得以重返工作岗位，又成了国家工作人员。组织上考虑到发他曾经拥有的专长，便任由他选择合适自己的工作。
什么工作用得着拉二胡就安排什么工作吧。他说。
一句话，他便到了县文化馆。
恢复工作后的第七年，即一九八六年秋天，农才立出事了。
原因很简单，某一天，县文化馆文艺创作辅导员农才立忽然携一位年轻的姑娘，去到姑娘户口所在地的乡政府申请登记结婚，结果未被受理。拒绝予以登记的原因也很简单，姑娘未到法定的二十岁婚龄，她只有十九岁。乡民政助理如查获一宗海洛因案一样，盯着差点成为新郎新娘的两个人说：乡政府有每个乡民出生的档案，你们不要以为两包甲天下（香烟）就可以买通我，不行！就是一条红塔山也不行！明年再来吧，可不要非法同居啊，那是犯大法的。
呆若木鸡的农才立很清楚这桩婚事完了。十九岁的姑娘是他正在辅导的一个业余剧的演员，除了演戏之外她还酷爱乐器，便时常跑到借住在村委会找农才立，要求他开小灶单独辅导。打了二十多年光棍的农才立渐渐地就在和少女的接触中恢复了欲望，后来在一个雨夜里把姑娘抱上了床。姑娘仰慕他的才华，见他又是文化馆的干部，巴望他能把自己带到城里去生活，于是就背着家人以一条廉价烟的代价收买村文书开了张证明，双双来到乡里。一桩美事想不到就这么搁浅了。
始料不到的是，当农才立和村姑满怀沮丧地走出乡政府时，一辆载满姑娘亲属的拖拉机在他们跟前嘎然而止，几条村汉不容分辩就对农才立施以拳脚，一顿饱打。幸亏乡政府的干部闻讯及时赶来搭救，否则他一条命就有可能断送在那些蛮汉的手里。
此次重创使农才立饱受了一顿皮肉之苦，姑娘自然也不会再敢嫁给他了。更令他痛惜的是，那只伴随他近半生的人骨胡，也被愤怒至极的姑娘的家人连同他的铺盖一起付之一炬。
这桩情事没有触及法律，同时也因为领导思想开放，念他老了，就没有追究他。农才立终于幸免于难，最后把他贬到乡文化站，直到退休。
只是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的消息，我曾祖父农宝田后来知道了详请，感慨万分地说：我那个孙儿这一生就是管不住自己那条东西，才遭那么多罪。老婆死了以后，我以为他不行了，又行。他的命真是苦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