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于一个单位的主要的和关键的业务领域，一定不要控制在唯一一个下属手中。也就是说，至少有两个明白人共同管理；或者一主一辅，至少有一个后备人员。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主要业务的主管出了问题（有病离职休息，跳槽另谋高就，以内行人和业务权威的身份想“拿”单位和领导一把等等），还有人替补，不会造成业务的混乱。
这些年，不少企业曾经像“供神仙”一样地对待本企业的一些业务尖子或者外聘人员，但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他们感悟，他们仍然动不动就甩手撂挑子，使企业工作不断遭受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此。
【智慧金言】
领导者在工作中要敢于发脾气。发怒足以显示领导的威严和权势，对下属构成一种令人敬畏的风度和形象。应该说，对那种“吃硬不吃软”的下属，适时发火施威，常常胜于苦口婆心。
互相制约，平衡权力
【经典语录】
毋弛而弓，一栖两雄，其斗，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
——《韩非子·扬权》
【释义】
不要放松你的弓，防止一个窝里有两只雄鸟。一窝栖居双雄，必然大事争斗。豺狼在羊圈里，羊就不会增多。一家有两个尊贵的，事情就会没有成效。夫妻共同当家，孩子就无所适从。解读在《韩非子·扬权》篇中出现了两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一个鸟巢里不能有两个雄鸟，否则就会不停地打斗；豺狼不能关进羊圈里，否则小羊的数量就不会增加。这两个比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比喻的结论是“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执政，予无适从。”中心意思是父母不能共为一家之长。
初读这段文字，会感到韩非子以雄鸟、豺狼关系论父母关系、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些文不对题。细心一想，他反对“父母共为一家之长”并非其真正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树立“国无二贵”即树立君王一人绝对权威，反对“夫妻执政”只是文章所需要的基础性铺垫。
【活学活用】
韩子早就意识到，君臣的权力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君主必须站在统筹的高度，以平衡、牵制的技巧统御臣子。尤其是能臣，更要御之有术，否则就会节外生枝，生出乱子，危害君主的帝业。
权力失去制衡导致高风险。秦始皇严格按照法家思想行事，集权统治，终于取得了一统天下的业绩。到了秦二世时，他同时重用赵高、李斯二人，使此二人相争，自己处于平衡斗争的地位。这是后世帝王控制大臣时广泛使用的方法，秦二世也许具有开创之功。
秦二世始终想使二人的势力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不肯轻易地打破。因此当二人互相攻击对方谋反或者不忠的时候，秦二世往往不置可否。李斯的存在，显然危害了赵高的利益。因此，赵高又利用了二世怕别人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心理，设计陷害李斯，将李斯投入了监狱，并严刑拷打，使得李斯屈打成招，自承谋反。秦二世信以为真，斩了李斯一门，自己破坏了这种平衡，使得权力集中于赵高手中。
除掉李斯之后，赵高又陆续把秦二世身边的忠臣挨个收拾，看看条件成熟了，就想作乱。不久他便发动宫变，处死了二世。二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大臣处死的皇帝。
到了西汉刘邦时，刘邦采取了“以臣制臣”的平衡策略，自己手中紧紧扯住群臣互相牵制的绳子，时而轻轻一拉就万事大吉。我们知道，张良、萧何、韩信都是人中豪杰，不善于统驭他们，必然会互不服气，甚至相互排挤压制，造成内讧。所以刘邦就根据他们的个性进行管理，使他们协调一致，各尽所能，为他的事业贡献力量。
张良善于出谋划策，刘邦就把他留在身边，充当高级参谋，随时献计献策，咨询顾问。萧何行政经验丰富，为人沉稳，有长者风范，所以就让他驻扎后方，抚慰百姓，随时供应粮草物资，支持前线的战争。而韩信善于统兵打仗，就让他征战沙场，这样就使他们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特长。
这种分工也使他们相互牵制，不会威胁到刘邦的领导地位。张良虽然谋略出众，但是没有军队，也没有粮食物资；萧何虽然坐镇后方，但是没有军队，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还有韩信，虽然有大将之才，身边也有一些谋士，可是少了粮食物资的支持，几十万军队照样玩不转。所以，虽然汉初三杰都有独当一面的大才，甚至萧何与韩信都有自立的机会，但是他们在刘邦这种权力制衡的设计下，只有老老实实地为刘邦卖命了。
现代管理都在强调授权，但很多时候却忽略了对权力的制衡。以关羽和刘备的关系，以荆州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问可知，关羽必然得到充分的授权，拥有相当的权限。但这种权力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衡，使权力失去控制，才会有关羽擅自出兵，大意失荆州。
在我们的社会中，听到较多的“监督”一词，哪里出了问题，总是“监督有问题”、“监督没有到位”等等。而在管理制度建设上也往往强调“如何加强和完善监督制度”。但是，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监督制度其实是世界上最多的。为什么仍不能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呢？其原因就在于仅仅是权力的监督而不是权力的制衡。
在现代管理中，权力约束最主要的形式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
【智慧金言】
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制约者的双重身份。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受到其他权力的约束，而且也同时约束着其他权力。因而，在企业管理中，老板在给各部门充分授权的同时，也应当认真考虑如何对负责人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
打击朋党，不遗余力
【经典语录】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
——《韩非子·扬权》
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韩非子·二柄》
【释义】
想治理国家，必须除掉朋党；不除掉朋党，他们将越聚越多。
明君驾驭臣下，臣下不能越权去立功，不能说话不恰当。超越职权就该处死，言行不一就该治罪。司守本职，言而有信，群臣就不可能结党营私了。解读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处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人们会分成不同的派别，不同圈子里的人之间会明争暗斗，同一圈子的人会相互支持庇护。于是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势力和斗争必然会威胁到最高管理者的权势和威信，还会因为内耗削弱组织的力量，阻碍组织的发展。
【活学活用】
韩非子告诫掌权者说，“臣下背着君主在朝廷内外私交人缘，罗织党羽，那么这些私党就不会为君主效力了”，这样的君主虽有人主之名，而实际上只能受重臣的挟制了。如果自己手下“山头”林立、“朋党”纵横，不论下属篡不篡权，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己领导的是一帮乌合之众，毫无战斗力可言。因此，任何精明的上司都会不遗余力地打击朋党。
下属结党营私的行为，会对上司构成极大的威胁。一旦“朋党”做大，就只能由上司独自吞下这颗“恶果”了。
韩非子认为：“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也就是说，臣下结党营私的行为，对君主构成了最大的威胁，结党营私实乃“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可见，统治集团内部的派别争斗，对上司的统治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整个封建时代，大规模的朋党争斗始终没有禁绝。东汉后期，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党人”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反复争斗。争斗以“党人”集团的失败而告终。“党人”集团的首领被处死或流徙，“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也都受到牵连，一律被免官禁锢，终身不得仕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党锢之祸”。唐代后期，外廷官僚集团与内廷宦官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政权爆发了所谓“南衙北司之争”。这场争斗一直伴随着唐王朝走向了灭亡。在唐代后期官僚集团内部，又有所谓“牛李党争”。以牛僧孺为首的朋党与以李德裕为首的朋党之间，明争暗斗，前后延续将近四十年。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企图整顿政事，结果引起一场党争。“庆历党争”的烽火刚刚止息，北宋统治集团内部又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形成了革新派与保守派的激烈斗争。革新派一方遭受严重挫折之后，保守派一方又分裂成了互相争权的三党——洛党、蜀党、朔党。明代结党之风依然很盛，著名者有以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东林党”和“复社”，又有依附宦官的官僚“阉党”。
总之，韩非子反复告诫君主们，“阿附结党之术”是无孔不入的，为了拉帮结派，他们总能千方百计地寻求出那些凝聚小集团的共同之处，甚至拐弯抹角地拉关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形成小集团，威胁君主的统治。
“朋党”、“山头”对于上司的领导工作来讲是一颗“毒瘤”，一旦等其发作起来就不好根治了。因此，作为上司一定要有一双“慧眼”，以便及早发现、及早铲除，“朋党”、“山头”是一个“毒瘤”，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统治。所以，韩非子才说，结党无非是为了争夺权力，而权力的来源是君主。因此，下属结党，受害最大的当然是上司。例如，东汉的衰亡正是由于“党锢之祸”；唐朝的削弱也正因为“牛李党争”；宋代积贫积弱也是与从未停止的党争分不开的；明朝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也是亡国的主要原因。可见，这颗“毒瘤”一旦成熟，就不好根治了，最好的方法，就是提早预防，一有苗头就“打”。在这一点上，清朝的康熙帝就比较清醒。他最初经常提醒汉官，要他们防止明末陋习重新滋长，但很快发现满族大臣也都各自结党。
于成龙是康熙亲自扶植起来的，因为受到皇帝的信任，他所荐举的官员往往获得批准，于是逐渐肆无忌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直隶井陉道员缺，时任直隶巡抚的于成龙，保举湖广武昌知府武廷适、汉阳知府戴梦熊、黄州知府王辅，请加选用。吏部见是皇帝宠信的人推荐的就顺利放行。康熙警觉地发现了结党的倾向，当即降旨斥责道：“领导的权力，关系最为重大。于成龙收罗别省官员的心，破坏定例，你部不加以批驳，只是说不用再议，非常不当。”后来于成龙出任河道总督，想带上自己的心腹二百多人，康熙同样没有批准。
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于成龙奉命督运粮草，还是援引朋类，甚至扬言，“宁杀于成龙，但效力人等不可不用”。康熙再次批评说：“人臣应当以国事为重，不可援引朋类。我是天下之主，用人尚且不肯任意，作为大臣，怎么能妄意自擅呢？”
由此可见，在朋党问题上，康熙时刻都怀着警惕之心，不敢大意。他本着防微杜渐的原则，宁肯把势态估计得更严重些。在康熙统治的六十一年间，出现了鳌拜、明珠、索额图，以及太子、皇子党等几起大的朋党，由于他发现较早，处理果断，所以危害较轻。其中，鳌拜结党营私，抗旨妄行，控制了康熙初年的朝政，擅权十分严重，但从康熙五年（1666年）发生的圈换土地事件，康熙就对他有所觉察，前后仅用三年时间，经过亲自部署，就将其擒拿，一举除掉了鳌拜集团。
【智慧金言】
上司对下属结党营私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及时发现，果断解决。此外，还应像康熙一样，在坚决了打击朋党的同时，对结党营私的行为还要严厉批评和揭发，以教育其他人。对于已形成气候的“朋党”“山头”，可以利用其派系矛盾，让他们“狗咬狗”，以便步步紧逼，逐渐控制，直至一并连根拔起。
寻找把柄，挟制对手
【经典语录】
虚静无事，以暗见疵。
——《韩非子·主道》
【释义】
怎样考察下属有无过错呢？韩非子认为，用虚无平静，无所事事的态度，就可以在暗中考察下属的过错。解读生活中的许多日常用品、用具都安有把柄，方便使用。在对敌斗争中，寻找把柄、制造把柄主要用于控制他人，使其为我所用，听我调遣。
【活学活用】
汉代的朱博本是一介武将，后来调任长陵做地方文官，他利用一些巧妙的手段，制服了地方上的恶势力，被人们传为美谈。
在长陵一带，有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名叫尚方禁的人，年轻时曾强奸别人家的妻子，被人用刀砍伤了面颊。如此恶棍，本应重重惩治，只因他大大地贿赂了官府的功曹，而没有被革职查办，最后还被调升为都尉。
朱博上任后，有人向他告发了此事。朱博觉得太岂有此理了！就召见尚方禁。尚方禁心中七上八下，硬着头皮来见朱博。朱博仔细看尚方禁的脸，果然发现有刀痕。就将左右退开，假装十分关心地询问究竟。
尚方禁作贼心虚，知道朱博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就像小鸡啄米似的接连给朱博叩头，如实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头也不敢抬，只是一个劲地哀求道：“请大人恕罪，小人今后再也不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哈哈哈……”朱博突然大笑道：“男子汉大丈夫，本是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本官想为你雪耻，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你能效力吗？”
于是，朱博命令尚方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今天的谈话情况，要他有机会就记录一些其他官员的言论，及时向朱博报告。尚方禁已经俨然成了朱博的亲信、耳目了。
自从被朱博宽释重用之后，尚方禁对朱博的大恩大德时刻铭记在心，所以，干起事来特别卖命，不久，就破获了许多起盗窃、强奸等犯罪活动，工作十分见成效，使地方治安情况大为改观。朱博遂提升他为连守县县令。
抓刀要抓刀柄，制人要拿把柄。智者在对手身上发现了弱点，从不会轻易放过，而利用其弱点“拿住”他为我所用。这种方法亦可应用在对下属的控制上。
又过了相当一段时期，朱博突然召见那个当年受了尚方禁贿赂的功曹，对他进行了独自的严厉训斥，并拿出纸和笔，要那位功曹把自己受贿的事全部写下来，不能有丝毫隐瞒。那位功曹早已吓得筛糠一般，只好提起了笔，写下自己的斑斑劣迹。
由于朱博早已从尚方禁那里知道了这位功曹贪污受贿的事，所以，看了功曹写的交代材料，觉得大致不差，就对他说：“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听候裁决。从今后，一定要改过自新，不许再胡作非为！”说完就拔出刀来。
那功曹一见朱博要拔刀，吓得两腿一软，又是打躬又是作揖，嘴里不住地喊：“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只见朱博将刀晃了一下，一把抓起那位功曹写下的罪状材料，三两下，将其撕成纸屑，扔到纸篓里去了。
自此后，那位功曹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工作起来尽心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
【智慧金言】
每个人都有弱点，这些弱点利用好了便是给了上司很好的把柄。对于性格急躁的下属，可用激将法，连他的趣味、喜好也可以被用作打开其欲望之门的钥匙。只要拿他最喜欢或忌讳的东西去诱惑或打击他，他就必定上钩无疑，授你把柄。下属的隐私如绯闻、受贿、罪行等也可以使其受制于我。在谈判、竞选、纠纷中也常被使用，效力巨大无比。
以下代上，严密防范
【经典语录】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韩非子·孤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