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父亲离开青岛到南京，准备返回兰州八战区工作。在返回途中，也曾遭遇惊险一幕，父亲就这一段也写下了一篇回忆录。
《一九四八年由南京回兰州的一段惊险回忆》
我48年十月由青岛到南京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已处在日暮途穷、摇摇欲坠之势，所谓国府大员都在做逃跑准备工作。因为局势变化，南京政府要员及各机关工作人员，表面上尚不紧张，但骨子里人人自危。
在我未去青岛前，在南京曾拜访过国民党国大代表、平凉老乡田昆山，询问前方军事情况。田昆山虽是国民党要人，中统特务，因为和我是老乡，故对我并不怀疑。过去，我曾多次和他谈话。每次谈活他都详装稳健、安祥。
这次一见面，我说目前局势不好，前线****到处失败，前途极危。田当时明知大势已去，但仍故做镇静，还诡辩说，军事上的问题要全面看，不能以一地之失，就断定必然会失败。我当时听着很不耐烦，感觉他那么昏庸，还为蒋介石说好话。当时情形****节节败退，已朝不保夕。大多数人都知道全面内战，****伤亡严重，处处被动，不断被消灭，不久必然要全面奔溃。
1948年10月，我由南京回甘肃时，当时战局已是四处惨败，群情惶惶。我到机场刚要准备起身时，在机场恰好碰见田昆山夫妇。当时田正准备送他夫人返甘，在机场东张西望，正为找不到可靠熟人照顾他妇人而着急。田一见我来，喜出往外，非常热情地迎上来和我打招呼，让我照顾他夫人返兰。
我过去是田的老部下，和他们夫妇以前就熟。这次在机场，田一改以往城府很深的老面孔，对我不但恭维，而且表示体恤。当时，我见他夫人虽身穿一身丝绸旗袍，打扮雍容华贵，但面带忧愁，脸上挂着泪痕。我心里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离别，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是老同乡、老上司，我对田说：你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你家里，请勿挂念。
他对我说，“今天碰上你，我就放心多了。我早知道你过去一直生活俭朴，手头紧张，到兰后，生活困难可尽管随时到我家去取，不必客气”。我明知道这些都是假话，但当面对他说，谢谢你的关心。
正要和田活别时，又碰见国民党立法委员、青海的赵佩也送夫人乘这趟航班返甘，我就一同照顾她们登机。田昆山望着我们上飞机，落泪而别。
飞机先飞到武汉住了一夜，翌晨就由武汉起飞赴兰。第二天，我们的飞机经过砀山机场正在加油时，突遇解放军狙击手对机场射击，顿时枪声大作，我们仓皇飞走，直到西安上空才放心。到了下午，平安到达兰州。
到了兰州后，我不时看望田家家眷，田昆山日后十分感激。以后，田昆山儿子虽是军统戴系，但决心起义投诚，将保存枪枝弹药交给第一野战军，才落得个家人安全无恙。
(田昆山（1891—1959），名蕴玉，字昆山。1891年出生，甘肃泾川王村乡王村人。早年考入西北大学堂学农，后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五四”运动时，任各校联络。1920年赴绥远，协助都统马福祥处理政务。后回兰州任教，执教期间宣传国民革命，开展党务活动。
1925年7月，以国民党甘肃省党务特派员身份，在兰州建立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次年，共产党在兰州、天水、平凉等地发动群众，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以田昆山为首的右派势力反对共产党人，反对“三大政策”，找寻借口，制造磨擦，进行破坏。
1927年2月，国民党省党部在兰州皖江会馆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有人揭发田昆山等人破坏革命，贪污腐化的事实，激起与会者义愤，扭打了田昆山、凌子惟等人，逼着他们交出印鉴和存款。两月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冯玉祥通电拥护蒋介石，撵走共产党员。田昆山去冯部第二方面军任政治处处长。
1928年8月，国民党中央派骆力学、曾三省、何履亨、田昆山、李世军、杨慕时等为甘肃省党务指导委员，田兼训练部部长。后历任国民党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甘肃省党务整理委员兼常务委员。
1935年5月，田昆山被国民党中央指定为出席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及蒙藏委员会委员、。
1941年5月，田昆山应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邀请，出任甘肃省粮食管理局局长。因与谷意见不一致，一年后卸任去重庆，从此再未回甘肃任职。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田昆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在一、二、四届全委会上又选为常务委员。1946年11月，由甘肃省选为中华民国制宪国大代表。1948年3月，选为第一届国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49年秋，从广州去台湾，到台湾后，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评议委员，并任交通银行监察人。
1959年11月7日病卒于台北，葬于阳明山。国民党中央为了纪念田昆山，将台南中学改建为昆山工业专科学校，校园内竖有田的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