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静是国家队的跆拳道手，每年参加全国的冠军赛与锦标赛，成绩都在前五名。由于一次比赛右腿的大脚趾被踢成骨折，她退了下来，到南京一家跆拳道馆当了教练。
在麻将桌上认识了一个叫做窦维健的人，两人渐生感情，继后同居了。
窦维健有过吸毒的历史，还被强制戒毒三次，据介绍人说是戒了，但是在同居后发现他仍在吸毒。吴晓静屡劝不听，身上的钱还被他挤干了，而这以后，这个不懂得法律的法盲，开始跟着他走上了犯罪的路。
窦维健也知道从吴晓静身上挤不出多少钱来，就谋划着和徐桂勇结伙抢劫。徐桂勇没有职业，离婚后带着女儿，又好打麻将，和窦维健一拍即合。他们把抢劫的目标定在了网吧里的上网人身上。
作了几次案后，窦维健就打起跆拳道高手吴晓静的主意来。那天，窦维健故意当着吴晓静的面，对徐桂勇说：大勇，你去买把砍刀，有个家伙欠了我们赌债一直不还，不上手段是要不回来了。徐桂勇乘机说：晓静，你身手好，跟我们一起去，壮壮胆嘛。
他们来到一家网吧，窦维健交待清楚要找的人衣着和相貌特征，让吴晓静进去把人叫出来。吴晓静找到那个人，说：你出来一下，有人找你商量事情。那人狐疑地跟着她出来，走到一个偏僻的角落，窦维健和徐桂勇持刀围了上去。吴晓静回到车上，远远地看着他们拿出刀。比比划划地逼着那人掏出钱。
第二次，两人经同样的理由让她到网吧里去找人。吴晓静把一个黑衣男子从网吧里叫出来，回到车上。转眼间，她看着两人急匆匆向车子这边跑来，窦维健手里还拿着一根金项链。
吴晓静起了怀疑：他们怎么会跑得这么匆忙呢？忽然，她听到刚才那个人的呼救：我被抢劫啦！一刹那，她什么都明白了。
几天之后，吴晓静在窦维健家又见到他毒瘾发作，窦维健伸手向她要钱，吴晓静近乎绝望地说：没有！两人争吵起来，接着动手厮打。窦维健的父母赶紧上前劝阻，已经失去理智的窦维健操起一个凳子，把他的父亲砸得头破血流。
好不容易被劝开，吴晓静等窦维健冷静下来，对他说：分手吧！我们不再相处了。窦维健变了脸色，冷冷地说：你敢？再说分手两个字，我就到苏州绑架你的父母！吴晓静想到窦维健连亲生父母都不放在眼里，还真的被吓住了。
以后，吴晓静还是通过她师兄的关系，悄悄离开了窦维健，跑到了深圳。不久，她接到南京的电话，说窦维健出事了。她在一种说不出的心情中到了苏州，想到南京去看看情况。哪知道窦维健早已被警方抓捕，警方正张网等待着她。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起先是吴晓静受骗上当，以后是帮着去要钱，其实那是犯罪，继后她还是能够下定决心，离开这个既吸毒又犯法的丈夫的，不过，即使这样，她在这期间也犯下了不少错误。
屈服于同居的男人，给钱让他买毒品；自己犯法而不知道犯法；怕自己亲人受害而不敢与这个男人分手；只知道离他而去而不敢向警方报案。如此等等，吴晓静在这个同居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痛苦的思考，却很少有避害趋利的行为。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很难成为杨振宁这样的人物，而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但就是一个最基层的民众，也如分形理论所说，面对两难问题的思考，需要顾及到方方面面，总结归纳起来，大约有七个方面的问题（关系）需要虑及：
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利与害）。
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利与害）。
家族、家庭的利益（利与害）。
个人的利益。
是否违反法律。
是否有违道德。
是否有利于个人今后的发展（可持续效应）。作为吴晓静来说，她是对于法律和道德问题思考得太少了，或者是懂得太少了。而在考虑家庭的利益时，只求短期效应，只想要窦维健不去伤害他的父母，却不知道只要她与窦维健继续保持这种关系，那么祸害她与家庭的因素会继续存在。
从以上7点来分析，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算是一个大的圈圈，本地区与本单位的利益是一个中圈圈，而家族、家庭的利益是一个小圏圏，个人利益则是一个更小的圈圈。我们行为的利害关系，都必须纳人这4个圈圈内来考虑。我们可以称这4个圈圈是空间的圈圈，而法律与道德则是两个更加抽象更加无形的圈圈。至于第7条，则是具有纵深性质的时间的圏子。
如此说来，在我们人生的征途中，在一切具有转折关头的两难问题上，我们的行为是不自由的，极不自由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都被约束在这七道圈子之内，我们只能在这些圈子内寻找对策，寻找决策的自由。如果你什么都不顾及，由着性子来思想与行事，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我行我素，那么，只要不小心，便会碰触到其中一道圈圈上，一下子就碰个头破血流。杨振宁内心某个角落里留下的歉疚，就是觉得加入了美国国籍，对不起国家与民族，有负老父的教导；而吴晓静之所以被捕，则是有违法律、道德，不利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当然，放纵或充作窦维健作案的帮凶，更是有违于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根本利益。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这样，我们研究的问题就愈来愈清楚了。我们的人实际上处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不自由的是那些规则的约束，而自由的就是在那些规则的约束下，我们也有一半的自由，可以通过这一半的自由，跳出各种各样的舞蹈来。
是的，即使是我们要跳那些呼啦圈式的舞蹈，即使是跳舞者被局限在一张桌子上，你也可以跳单人舞或双人舞，踢踏舞或霹雳舞。这就是说，在半自由状态下的人，还应当有着较大的行为空间，在有限的行为空间里，还可以生出令其他人猜测不到的多样性的行为变化。
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史上，并非是中央苏区的第一方面军最先开始长征，而是在鄂豫皖的由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最早开始行动，他们先期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当地的红军合为一股，然后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这支队伍无疑是一支孤军弱旅，全部人马仅有3000余人，一路上却屡遭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堵击。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从商县杨家斜出发，跨越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有人从一张《大公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流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于是，鄂豫陕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徐海东坚决主张部队西征北上，迎接红一、四方面军。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当部队转悠到兴隆镇时，仍未找到一、四方面军。这时，政委吴焕先对军长徐海东说：党中央、中央红军现在弄不清楚到了哪里，我们下一步朝哪里走？徐海东说，他也正为这事发愁，晚上觉也睡不着。他考虑最好是向西迎接中央红军，这也是全军的希望，是上策；若接不到中央，就去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是中策；这个目的也达不到，最后只好回陕南打游击，是下策。为什么回陕南是下策呢？吴焕先问道。徐海东回答：渭水是个大害！背水作战是兵家所忌的。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在大渡河大败，最后全军覆没，就是吃了背水作战的亏。吴焕先听了点头称是，完全同意徐海东的分析。于是，这支红军继续北上，一路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最后则先期到达了陕北，与刘志丹红军会合，实际上是走了中策。
这仅仅只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但我们尽可以把它当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思维样式好了。在巨大的约束网之中（包括国民党军的一次次围剿）红军要突破重围、北上抗日，或者要把分散的队伍集中起来，它的行为的方向大约只有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利大于弊的方略；中策是利略大于弊（或者利弊相当）的策略；下策是利小于弊的策略。按理，谁都会认为走上策最好，但由于其他因素的约束，往往可能走中策或者下策也不一定。
这等于说，即使是被束缚在重重的圈子之中，我们的行为也还是有着起码三种可能性可供选择，有着三个自由度可以利用。
而人与人所以会有境遇的不同，完全在于在选择这种自由度的时候，认识不一致，要走的方向不一样。这个人认为是上策的策略，另一个人认为是下策；虽然两个人认识一样，但另一个人囿于某种局限，他只能走中策或下策，于是区别就分出来了。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是如此地简单，它像走路一样，本来是只有一条道，走到一定的程度便出现了岔路，即有了一个十字路口（两条或三条歧路），这时就需要我们去选择，如若选择对了，那就一辈子受益；一旦选择错了，就在错路上走下去，没有了回头的可能性。接下来，再出现岔路，再需要选择。对于人的一生而言，恐怕需要选择的大的岔路口也只有三两次而已，而正是这三两次的选择，决定了我们人的一生的命运。
马来西亚一中国商业理事会会长李金友，是当地商界的一位传奇人物。在30年前，少年的李金友怀揣百元钱从偏僻的乡下到首都吉隆坡闯天下，经过艰辛的创业和商海搏击，今天他已经是身价十多亿的商界巨擘。
李金友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农村家庭，13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中学毕业后，17岁的李金友从哥哥那里借了100林吉特0美元相当于38林吉特，只身从家乡来到吉隆坡谋生。他先是当过百科全书推销员、保险经纪人、古董家具商，最后因推销电子门而发家，他是第一个把电子门引进马来西亚市场的开拓者。经过6年的努力奋斗，23岁的李金友终于赚到了第一个百万林吉特。
1986年，当时的马来西亚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低潮期，许多商人对产业的前景都不看好。李金友却认为这正是最好的投资时机。于是他便把所有赚钱的生意全部放弃，用刚刚赚到的100万资本，买下了吉隆坡市郊一片废矿湖区。这个废矿湖区废弃几十年，当时是满目疮痍，没有人打过这片荒地的主意。因此，当李金友放弃前景看好的商务投资而投资这块荒地时，很多人都认为他脑子出了问题，甚至还有人讽刺他是贪婪的沙漠迷途者，水源尚未找到，就想喝可口可乐，连跟他共事多年的属下也经不住压力离他而去。然而，不轻言失败的李金友并没有因此而摇头叹息、悲观失望，在创业的初期，咬紧牙关，按照当初的构思与策划，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行进，终于把这片荒凉的废矿区建成了风光旖旎的旅游休闲胜地。
目前，身为马来西亚绿野集团创办者的李金友，仍然在不断挑战自我。他与东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政府合资开发的号称亚洲最美丽的花园住宅占地2300公顷。除了建造设计独特的森林式酒店外还有一应倶全的超一流的娱乐设施。同时他还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在南非发展的一个休闲计划包括占地240公顷的高尔夫球场、别墅及公寓，仅3个月时间，营业额就已超过3000万林吉特。同时，他在英国伦敦投资的国际展览馆已完工，估计启用后的首年可取得超过5000万英镑的营业额。
从这篇文章介绍来看，这位华商巨擘李金友先生，在一生中也只有三次大的决策，第一次是作为17岁的乡下孩子，他是一直留在乡间度生涯，还是到外面世界去闯一闯。在留乡与外出之间，他选择了外出。看来这一步棋他是走对了。
第二次决策是在房地产低迷时期，他是用全部家当去作房地产生意呢，还是继续做电子门生意，他把宝押在了房地产生意上，结果又押对了。
第三次可以说是在国内发展还是投资海外南非、英国，结果他向海外投资，又取得了丰硕的收获。
不过，这三个岔路并非具有同等的意义与同等的效用。因为第一次闯世界具有极大的盲目性；而第三次向海外发展也是人人都能想到的。他的关键的决策是第二次，即是否用全部的资金去投资那块废矿区。
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看法的不同，他所认为的上策在其他多数人看来是下下之策，是不屑一顾的方案，而他却认准了，坚决地作了投资，结果羸得了巨大的利益。而正是这一步差别，他成了一个巨富，而他的同事可能成了一个穷光蛋。我们的人生或许就是如此而已，一切的变化在于关键的一步棋，走对了而成了人上人，走错了而成为人下人。这种巨大的反差就在于那有限自由度中我们的运筹帷幄是否得当。
李金友的例子给了我们极好的启示，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不自由与自由的缝隙中谋生存，如果我们不相信那类不自由的存在，非要向那些不自由挑战，这就有可能触犯法律和规章制度，不但令我们碰得头破血流，还会使我们陷人更加的不自由状态（例如被关进监狱），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自由度中寻觅机遇。然而，就是那么一种半自由度的机遇里，也够我们大做文章的了，只要在关键的几个岔路口上我们选择得当、运筹得当，就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实现我们的自我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