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见惯的方案之争
这种现象遍布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一个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围在会议桌前争论企业应当向何处发展；一个家族的成员围在家中讨论孩子该考哪一所大学或学什么样的专业；一个国家的议会争辩到底向不向邻国开战；一群专家聚集一堂在辩论某项工程修建的利弊得失(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这样的活动中我们不时看到听到高门大嗓、互不相让的争执，甚至进而发展到了人身攻击、拍桌互骂的程度。
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其实都源于一种模式：即对着一个十分简单直接的专题一下一步行动如何进行（面对着前途的两条路径，面对着经济萧条时该是收缩还是发展等等），商讨出一个极为简单明了的结论（前进还是后退，大干还是收缩），却竟引出了每一个人都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理由。
的确，像徐海东将军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南，是迎接中央红军、与刘志丹红军会合还是留驻陕南打游击？像马来西亚富商李金友，在经济低迷时期该不该把血本拿出来投资房地产生意，具体则是是否买下那块郊区的废矿区？很可能100个人有100种不同的见解，他们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理由来，企图说服对方，说自己的那个方案是最好最对的，而其他人的方案却是行不通的，会把队伍和企业带进死胡同里去。
在这里面，最为明显的当然是在场中人的立场和利益的不同，他们个个都用个人的利益（集团的、本国的利益）在画着圆，如果他们在这个行动后损失了利益，甚至丢掉了利益，他们当然会坚决反对。
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即使是各方在这个方案前都是利益均沾者，看法仍然不会完全一致，哪怕某一个方案通过之后，其具体的做法也会因人而异，这就让我们感到非常疑惑的了。
再拿李金友的例子来说吧。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恐怕至少也不下于100位房地产商人，为什么99个房产商都没有想到、看中那块废矿湖区，惟独李金友看到想到了呢？为什么当李金友买下这块地后，大量的内行人还会讥笑他脑子出了毛病，水源尚未找到，就想喝可口可乐，连跟随他多年的同事也觉得这是瞎胡闹，经受不住压力离他而去呢？而在今天，昔日巨大的矿坑已变成碧波荡漾的人工湖，环湖而建的是颇具皇家风范的金马皇宫大酒店、马来族高脚屋特色的沙滩度假村、别具一格的水上购物中心、马来西亚最大的国际展览中心、绿野仙踪主题公园和绿草茵茵的高尔夫球场。湖光、沙滩、椰树、绿野、楼宇，构成了一幅如诗如画的休闲天堂。在吉隆坡闹市区忙忙碌碌的人们，只须驾车20分钟就可到这里享受满眼青葱和一片宁静。金马皇宫酒店至今已经接待过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了。1997年，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各国领导人就曾在此聚首和下榻。
看到这样的成就，那些原先的反对派都开始后悔了，都在心中暗暗觉得这个李金友是有胆有识的人。但此刻为时已晚，因为这块奶酪已经被李金友获得，再想找出第二块奶酪就不是那样容易了。问题的核心已经收缩到小而又小的一点之上，这是一切后悔之时那些吃了后悔药的人都想到的：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没有想到这一点呢？其实100万林吉特我也出得起呀？假如我在当时胆子大一些，想到并下决心投资这块地，现在那个亿万富翁不就是我来当了吗？
问题确是如此的简单而具体，因为这并非是一项高科技发明，需要像爱因斯坦或爱迪生那样的头脑才能完成，那块废矿湖区就整天摆在吉隆坡的郊区，人人天天都可以看得到，而人的脑子一天可能转一百一千个念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那些其他房地产商而言，只需要一个短暂的闪念就能想到做到的事情，为什么他们没有去想，没有去做呢？
你也不是我，我也不是你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与人是大不一样的，你也不是我，我也不是你。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与见解，你认为好的他认为是坏，你认为有利可图的事他却认为是冒险之举。就是饭店里炒出的同样一盆菜，品尝之下也各有各的意见，这就叫众口难调，人类其实就是这样难以统一。
这就产生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样式，产生了不同的行为结果，不同的命运。
要说这个问题的成因却是复杂而复杂的，每一个人的遗传基因的不同，生长的地域和历史环境不同，个性的不同，都会影响他的思想与行为。
当改革之潮在中国大地涌起的时候，我们看到最先富起来的是沿海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这当然和那里的经商条件便利有关，但也不尽然。而在东北，却发展得较慢，有人说，这与东北人不敢经商大有关系。
有人给东北人下了一个定义：打仗胆大，经商胆小。打仗胆大不是什么好事，经商胆小也不是什么好事。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竞争日益激烈，谁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谁就会在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机。与沿海地区的人相比，东北人缺乏竞争意识，容易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东北人懒散的作风客观是由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决定的。东北的冬季很长，不但不能耕种，户外活动都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东北人有猫冬的习惯。东北人的耕地面积多，虽然只能耕作一季，但人均粮食产量够一年的食用，东北有句俗话：三个月种田，三个月过年，三个月干闲。
对东北人小富即安的性格的成因，东北土生土长的作家迟子建认为，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闯关东的老客们将这种生活态度带到了东北大地。那些闯关东的关内人之所以离开家乡来到东北大地，主要是因为生计问题，而不是抱着寻找新大陆的梦想来东北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没有多大的抱负，在解决吃饭问题后，就感到满足了。吃饱饭，成个家，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这种着眼当下、少思未来的心态给关东客的后代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人们几十年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面对社会的改革，一时间手足无措是在情理之中的。
记得有一个农村妇女，把自家的菜拿到市场上去卖，可当时的价格太便宜，这位妇女一时气愤，觉得卖这俩钱还不够费嘴皮子，竟把好端端的一大捆芹菜扔了。
若这是一个偏激的例子，那还可以讲一个：一个小城市，那时城市规划还不严，一户住家手头有些钱，便想以优厚的条件占用邻居的房产和地皮盖一座二层楼，将1/2的面积让给邻居，这原本是一件大好事；然而邻居深恐他人占自己的便宜，死活不肯。这位朋友因为原来房舍面积太少，便无计可施，再给邻居做思想工作，讲彼此获得的好处，邻居不但不理解，还破口大骂，谁能奈何？东北一些人中小农意识占上风，使他们仅有的一点市场意识也是小农级别的市场意识。某地区千方百计抓经济上项目，又集资又贷款，忙活一六十三遭，到头来项目不仅没有上去，反倒又亏损又破产。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排除管理因素外，一些东北人的短视是致命的弱点。抓经济上项目，抓在手上的都是短线产品，工厂刚建成，产品就没了出路一一市场早已饱和。
东北人所以会如此，是与他们生活的地域特点、生活习惯、生存方式密不可分的。从他们的老祖宗开始到现在，起码是几十代几百年的生存模式使他们都成了这样的人。故而，尽管东北人个头高，经商却胆小，而尽管广东人个子小，经商却胆大。
顺便说一句，东北人的胆大都用在打仗（打架）上了，在过去军阀时代，土匪林立，相互争夺地盘，无处不建立势力的山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是战乱不绝，他们也从祖辈那里学到了动不动就亮拳头和大砍刀。以至于在今天还有顺口溜说道：没到广东不知道钱少，没到北京不知道官小，没去过东北不知道胆子小。这就指东北人打起架来胆子特别大之谓。
如此想来，假设在马来西亚，在与李金友这样的地产商人竞争的行列中，有一个东北人会如何，他当然不敢设想把自己全部的血本一下子都投资到那块废矿湖区里去了，即使他看到了这个机会，也没有这样一个冒险的胆量。
人与人的不同随时随地存在着，两个地区的人各有各的不同，即使同一个地区，这一代的人与上一代人会不同，也与下一代人不同。
有一个台湾人叫林祯舜，已经30岁了，在台湾拥有硕士学位，结果他选择到北京的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在北京生活了10个月后，将两地的人作了一个比较：
首先，他认为，台湾学生点子多，大陆学生擅组织，这可能是由于两岸的资讯开放程度不同，一般而言台湾的学生在接受外在信息方面较大陆的学生广，因此创意方面一般比大陆的学生多，然而大陆的学生往往来自不同的省份，因此在不同的生活体验及组织能力方面较擅长。
其次，台湾学生看问题的观点深入，大陆学生范围广，所以当就某些专业问题讨论的时候，台湾学生的观点往往较深入，而且会针对问题深入地说明，而大陆的学生往往先将问题作一广泛的总结，较难给出具体的说明。
而台湾学生待人和气，大陆学生重视自我。林祯舜分析，会造成这样不同的处事态度，可能由于台湾的生活环境较均衡，因此台湾学生在与人沟通及相处上往往较尊重和和气，然而大陆的学生考虑问题往往先顾虑到自身的利益，在与人相处上较重视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