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放得心下，即可入圣超凡。一个人能丢开功名富贵的左右，就可以超越庸俗的尘世杂念。一个人能不受仁义道德的束缚，才可以进入超凡脱俗的圣贤境界。
（一）逍遥自在自得其乐
《列子》上说，有一天孔子游览泰山，看见荣启期在邑郊野里行走，身上穿着粗糙的皮裘，腰里系着绳子，一面弹琴，一面唱歌。孔子问他：“您为什么这样快乐呢？”他回答道：“我快乐的原因有许多。自然生育各种飞禽走兽、昆虫鱼虾，只有人最尊贵。我能够做人，这是第一种快乐；人生下来，有的没有看到日月便夭折，有的还没脱离怀抱便短命，我却活到九十岁了，这是第二种快乐。贫穷是人的一般情况，死亡是人的必然结果，安于一般情况，等待必然结果，还有什么忧愁呢？”孔子听了赞叹道：“好啊！这是能够自己宽解自己的人。”
这个荣启期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穷快活”。穷快活是不是有点阿Q精神？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当然有一点。但我们试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穷而快活，不是比穷而愁苦更好些吗？
我们并不主张一切认命，逆来顺受。也就是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但是，生活中有些目标，怎样努力也无法达到；有些苦难，怎样挣扎也无法逃脱；有些损失，怎样痛苦也无法挽回。有时候，抗争和死亡几乎是同义词。
在无法反抗的命运前，顺应自然，保持心情的平稳，对求生存有很大的帮助。就像水之顺应方圆，人啊，有时也得顺应命运的潮流，随时随俗，自得其乐，抓住幸福的机会。这正是一种在逆境中求生存的智慧。比起自不量力的挣扎，无谓的怨天尤人，弄得自己心力交瘁来，这是最强韧、也是最聪明的生存方法。
狐狸在葡萄架下几经奋力，终一无所获，在这时候来一点“酸葡萄心理”不是比再挣扎几次更好么？一厢情愿的爱情中，苦苦追求是不是还不如及时作“酸葡萄”想，潇洒地挥手作别吧？天涯何处无芳草啊！
宋神宗熙宁七年秋天，苏东坡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我国自古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北宋时期的杭州早已是繁华富足、交通便利的好地方。密州属古鲁地，交通、居处、环境都没法儿和杭州相比。
东坡说他刚到密州的时候，连年收成不好，到处都是盗贼，吃的东西十分欠缺，东坡及其家人还时常以枸杞、菊花等野菜作口粮。人们都认为东坡先生过得肯定不快活。谁知东坡在这里过了一年后，脸上长胖了，甚至过去的白头发有的也变黑了。这奥妙在哪里呢？东坡说，我很喜欢这里淳厚的风俗，而这里的官员百姓也都乐于接受我的管理。于是我有闲自己整理花园，清扫庭院，修整破漏的房屋；在我家园子的北面，有一个旧亭台，稍加修补后，我时常登高望远，放任自己的思绪，作无穷遐想。往南面眺望，是马耳山和常山，隐隐约约，若近若远，大概是有隐君子吧！向东看去是卢山，这里是秦时的隐士卢敖得道成仙的地方；往西望是穆陵关，隐隐约约像城郭一样，师尚父、齐桓公这些古人好像都还存在；向北可俯瞰潍水河，想起淮阴侯韩信过去在这里的辉煌业绩，又想到他的悲惨命运，不免慨然叹息。这个亭台既高又安静，夏天凉爽，冬天暖和，一年四季，早早晚晚，我时常登临这个地方。自己摘园子里的蔬菜瓜果，捕池塘里的鱼儿，酿高粱酒，煮糙米饭吃，真是乐在其中。
苏东坡说，我之所以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关键在不受物欲的主宰，而能游于物外。人，一旦像东坡先生说的“游于物内”，而不“游于物外”，梦寐以求地沉浸在没有穷尽的“物”的占有欲，及其永无止境的膨胀状态中，人都成了“物”的奴隶，那还有什么真正的人生乐趣呢？钱，可以使人不择手段；名，可以使人变得虚伪；欲，可以使人失去理智；权，可以使人胆大妄为……君不见，在种种物欲的引诱下，善男信女蜕变为不法之徒，国家公务员沦为阶下之囚。这“游于物内”，人为物所役，不仅最后会失去人生的乐趣，还会失去人的最起码的良心和道德。
实际上，也正是这样一种旷达的人生思想帮助苏东坡在逆境中保持对生活的信念和乐观态度。人，也只有摆脱了外界的奴役，自己主宰自己，才可能永葆心灵的恬静和快乐。超于物外，官大官小不系于心，钱多钱少无所谓，有名无名也不在乎，穷富得失淡然处之，这样不就无往而不乐了？
有一次，孟子本来准备去见齐王，恰好这时齐王派人捎话，说是自己感冒了不能吹风，因此请孟子到王宫里去见他。
孟子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轻视，于是便对来人说：“不幸得很，我也病了，不能去见他。”
第二天，孟子便要到东郭大夫家去吊丧，他的学生公孙丑说：“先生昨天托病不去见齐王，今天却去吊丧，齐王知道了怕是不好吧？”
孟子说：“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今天病好了，我为什么不能办我想办的事情呢？”孟子刚走，齐王便打发人来问病。孟子的弟弟孟仲子应付差役说：“昨天齐王有命令让他上朝，他有病没去，今天刚好一点，就上朝去了，但不晓得他到了没有。”
齐王的人一走，孟仲子便派家丁在孟子回家的路上拦截他，让他不要回家，快去见齐王。
孟子仍然不去，而是到朋友景丑家住了一夜。
景丑问孟子：“齐王要你去见他，你不去见，这是不是对他太不恭敬了呢？况且这也不合礼法啊。”
孟子说：“哎，你这是什么话？齐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拿仁义向齐王进言，难道是他们认为仁义不好吗？不是的。他们只是认为够不上同齐王讲仁义，这才是不恭敬哩。我呢，不是尧舜之道不敢向他进言，这难道还不够恭敬？”曾子说过：“晋国和楚国的财富我赶不上，但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义，我为什么要觉得比他低而非要去趋奉不可呢？爵位、年龄、道德是天下公认为最宝贵的三件东西，齐王哪能凭他的爵位便轻视我的年龄和道德呢？如果他真是这样，便不足以同他相交，我为什么一定要委屈自己去见他呢？”
人活于世，不可为虚名所累，孟子说：有意料不到的赞扬、有过于苛求的诋毁。人生在世，确实有许多偶得的虚名，而这偶得的虚名，自然当真不得。有这么一个笑话，某居委会评出某夫妇俩为模范夫妻，第一天送匾去都好好的。第二天，有人告知，他们离婚了，岂不成了笑话。
(二)自在人生淡泊明志
惠子当梁国的宰相时，有一次庄子去看他，因为二人一向友情很深。庄子来了以后，有人在背后对惠子说：“庄子这次来，是想取代你宰相的位置，您小心点！”
惠子一听便担心了。决定先下手为强，捉拿庄子，以除后患。硬是在全国搜捕了三天，终于没发现庄子的影子。当惠子放下心来依旧当他的宰相时，庄子却来求见。原来庄子并没逃走，只是藏起来了。庄子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鸠，您听说过吧。那鹓鸠，是凤凰一类的鸟。它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不栖身，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甘美的泉水不喝。就在这时，一只鹰抓到了一只腐烂的死老鼠，鹓鸠从它的身边走过，老鹰便紧张起来，抬头对鹓鸠说：‘您想拿走梁国相位来吓唬我吧？’老鹰把死老鼠抓得更紧了。”
听庄子讲完，惠子面红耳赤，不知说什么好。
还有一次，庄子在濮河上钓鱼，楚成王派两个大夫带着楚威王的亲笔信前来，要请庄子去当楚国的宰相。两个大夫客气地转达楚威王的问候：“大王想拿我们国家的事麻烦您，请不要推却！”庄子只自顾自地钓鱼，手里拿着钓竿，盯着水面，对两位大夫的恭敬与楚王的盛情，一点也不理解。最后庄子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年了。楚王把它的遗体，用竹箱子装着，用手巾盖着，珍藏在庙堂里。您二位说说，这只龟，是愿意死了以后，留下骨头让人珍惜呢，还是宁愿活着，
在沼泽中摇头摆尾呢？”
二位楚大夫答道：“那当然是愿意活着，在泥泽里摇头摆尾了。”庄子大笑道：“那好，你们回去吧。我愿意活着，在沼泽里摇头摆尾，自由自在。”
陶潜因被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仕。29岁时，他曾当过江州祭酒，但不久便自动辞职回家种田。随后，州里又请他去做主簿，他不愿意接受。到了40岁，他为了解决家里的生活困难，又到刘裕手下做了镇军参军，41岁时，转为彭泽县令，但只做了80多天，便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出来做官了，而愿亲自种田来养家糊口，过着一种十分清淡贫穷的日子。
他最终辞官回家，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引起的：有一天，郡里派遣督邮到彭泽县来检查工作。县里的小官吏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忙去向陶渊明报告。这时，陶渊明正在他的书斋里读书写诗。他一听督邮来检查，十分扫兴，便放下纸笔，准备跟小吏一起去见督邮。小吏见他穿着一身便服，吃惊地说：“上级来视察了，你作为一县之长，应该穿上官服，束上带子恭恭敬敬地去迎接才好，怎么能穿着便服去呢？”
陶渊明向来看不起那些依仗权势、盛气凌人的官僚们，听小吏说还要穿起官服去向督邮行拜见礼，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叹息地对小吏说道：“我可不愿意为了五斗米的俸禄，就躬着腰向那些乡里小人作揖打拱，做出曲意逢迎的样子来。”
说完，陶渊明不仅不去会见上面来的督邮，而且拿出县里的大印和官服交给小吏，说：“督邮来了，请你把这些东西交给他。”
辞掉了官职，陶渊明轻轻松松地回到老家去了。回家以后，他仿佛从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突然来到空气清新的花园，心情畅快、惬意极了。他立即写了一首辞赋，题目叫《归去来兮辞》，以表达自己厌恶官场，向往自由生活的心情。从此以后，他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过着一种耕田而食、纺纱而衣的田园生活。平时有空闲，他就写诗作文，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
（三）当机立断随遇而安
宜德十年，明宣宗去世，宫中上下宠罩着一种不祥的气氛。“山雨欲来风满楼”，正悄悄地酝酿着一场拥立新皇的“风暴”。
宣德皇帝临终前，曾留下遗言，让皇太子继嗣皇位，所有国家大事，都必须先禀明太后方能定夺，实际上就是让太后掌政。但当时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太后终究是个妇道人家，在一些人的眼里是很难当此重任的，于是遭到许多大臣们的种种非议。有人说太子年幼，不能为帝，还是找个年长的吧！有的干脆称太后已掌握了金符，准备入宫拥立襄王瞻。总之，沸沸扬扬地说什么的都有，直接威胁到新皇的登基。
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太后显得异常冷静，她想：太子即位是先皇的遗命，不是哪个人所能左右的！但想顺顺当当地继承皇位，还必须依靠有威信的大臣们鼎力相助。不然，太子是很难于朝廷之上立足的。她马上想到杨士奇、杨荣等几位老臣，他们是三朝元老，德高望重，对先皇又从来都忠心耿耿，如果由他们出面辅佐太子，必定能稳住大臣们的心。想到这里，她急忙召杨士奇等人进宫。
正巧，杨士奇与杨荣也正在议论此事，杨士奇对杨荣说：“太子年幼无知，太后虽精明，但终究势薄力单，如今宫中谣言四起，倘若有个闪失，将危及社稷安危。我二人受先皇厚恩，理应力保幼主，使江山稳固，国运昌盛。”杨荣点头称是，遂要进宫与太后商议太子登基之事，恰巧此时传来太后的宣召。
杨士奇二人直入乾清宫，看太后端坐殿上，两旁各侍立着一名佩刀的女官，急忙上前叩见。太后让二人请起后，便不紧不慢地问道：“可知叫你二人前来何事？”杨荣忙说：“老臣想，可是为太子登基一事？我二人也正欲为此事而来，要奏明太后、太子，请太子早继皇位，以固社稷！”说完，就请见太子。太后微微一笑，说：“我召二卿正为此事。二卿是先朝重臣，望能竭诚辅佐幼主，不负先帝在天之灵！”二人连忙应“是”。随后，就商议了拥立太子登基的具体事宜。
第二天，太后宣二杨带文武百官前来朝见，众臣见太子高坐殿上，便知大局已定，谁也不敢再吱声。太后指着太子庄重地说：“这就是新天子，年不过九龄，还全仰仗众卿扶持！”群臣听完太后的话，纷纷俯伏在地，高呼万岁。当下便恭奉太子登位，这就是明英宗。同时尊太后为太皇太后。
为了使年幼的英宗能巩固皇位，太皇太后又委任英国公张辅、尚书杨土奇、杨荣、杨溥为辅臣，凡遇军政大事，必须由这几人一起商议裁决，任何人不许随意干涉。安排好这些立君定国的要事后，太皇太后就想退下来，不去参与国事了。
可是，宫中内侍却称太皇太后劳苦功高，提议让她老人家垂帘听政。太皇太后心想：这不明明是要把我放到炉火中烤吗？我年事已高，假如真要垂帘听政的话，也难以长久，一旦在其位不能谋其政了，谁能出来辅佐皇上？何况后宫干政贻害无穷，断不能在我身上毁掉祖宗的基业！于是，她怒斥内侍道：“祖宗成法中，明令禁止的事，你们也敢妄提，岂不太大胆了吗？今后，如有谁还敢说此事，定斩不赦！”此言一出，垂帘听政之事，也就自然销声匿迹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似乎成了封建社会衡量妇女价值的一种准则。但许多有所作为的妇女，不仅有“德”，也有“才”，她们中也有不少出色的政治家。这位太皇太后，深知创业难、守业更难的道理，毅然承担起辅佐幼主的重任，她利用老臣的威信，巧妙地使太子即位，又知人善任，周密地谋划了辅政的大事，然后功成身退，主动放弃了垂帘听政的权柄。而这种远见、谋略及公心处世的态度，都体现在一个妇女身上，便显得尤为可贵了。
韦世康是京兆村陵人。他的父亲韦炜，是一个隐居之士，魏、周两代，朝廷召他出世任职，他拒绝不出，人称逍遥公。韦世康自幼受其父影响，处事沉稳，颇有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