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忠直之士为人敬佩，为人赞扬。他们往往是以自己的忠直之谏，不惜身家性命去为民请命。如果只从个人利益而言，他们完全可以忍耐住自己的个性，图个高官厚禄，但是为社稷江山，为黎民百姓，他们不仅不能坐视不管，相反，他们忠言劝上，直言犯上。他们也知道必死无疑，但是如果只为苟延残喘于世，就不尽自己的职责，这些忠义之士是绝对不肯的，他们是不会屈从的。可是他们拼却性命地去直言进谏，难道就是最好的办法吗？不可能人人都如魏征得遇圣明的君主，更多的是遇到昏聩的王侯，所以进言当看对谁，可以直言的当然要去尽自己的忠心了。不能直言时，你就要听人劝，耐住性子，忍住要直言相劝的冲动，首先保护好自我，然后再择机进评语谏，达到进言之目的。
从某种角度讲，一个社会是正直之风盛行，还是奸邪小人当道，统治者的作用是绝对。作为一个统治者应该认识到启用正直之士，也许时常受到他的指责和批评，心里不受用，但就对自己的统治和国家的发展而言，耿直之士要比那些善于溜须拍马之辈有用得多。历史上许多忠臣遭贬，关键的一点是作为君主自己一时的心里快活，国家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他看得很轻，灾祸也就来临了。
《论语》中举了柳下惠做士师，三次受到贬黜的例子。有人认为也许柳下惠生不逢时，没有找到发展自己才能的地方，于是向他建议：“你难道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吗？”柳下惠说：“根据正直之道供职，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有时候正直的道义和原则很难被人容忍，即使是别的国家也一样；不正直的道义和原则与别人合拍，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官位，那么在自己的国家同样可以苟取，自然也不用到别的地方去。
谁都知道，凡是心怀私利，以权谋私者，必然做事的时候心怀鬼胎，他们的所作所为必为正直的君子所不屑，所鄙视。正直的人，心中无私，与这样的人进行斗争时，少不了要受到他们诡计的陷害。尽管如此，耿介之士不以为意、，能够忍受住自己的名利地位的损失，而为国家民众谋利，虽然知道直言面对社会的黑暗、腐败会受到打击，也依然我行我素，是心中光明磊落的表现。
史鱼，是卫国的大夫。据《家语？困誓篇》记载，卫国蘧伯玉贤德而不为卫灵公所用，弥子瑕很坏，反而受到重用。史鱼劝告卫灵公，而卫灵公不听。史鱼病得快要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说：“我在卫国朝廷做官，不能推举蘧伯玉而贬退弥子瑕，这是我作为臣子的不能帮助我的君主行正道。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帮助君主行正道，那么，死了不能以礼来埋葬我。所以，我死了之后，你把我的尸体放在窗户下，就算完事了。”他的儿子照他说的做了。卫灵公来吊丧，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很奇怪，就问他的儿子是怎么回事。史鱼的儿子把他父亲的话告诉了卫灵公。卫灵公说：
“这是我的过错啊！”于是，叫人把史鱼埋葬了，并且提拔蘧伯玉做官，又贬退弥子瑕并且疏远了他。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说：“古时候的谏者，死了就算了，没有像史鱼这样的人，死了，还要尸谏。”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发出感叹：“正直啊，史鱼！国家有道，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也像箭一样直。”这是孔子发自内心的赞叹。孔子表扬了史鱼之后，知道这件事的人，受到感动，纷纷仿效史鱼。
东汉《五行志》记载：顺帝晚年，京都流传一首童谣说：“正直如弦，死于道边；弯曲如钩，反而封侯。”后来，梁冀独把朝政，独出号令。李固被长期关在狱中而死，死后尸体被扔在路边，无人收拾；而胡广、赵戒却都被封了侯，前面童谣说的内容，全都应验了。李固等人，都有做将帅的才能，但就是因方坚持道义，被别人诬陷，被逮捕并且死在狱中；而胡广、赵戒等人，没有自己的立场，一味顺从，反而得了宠任。
这些史实看了令人寒心，也让我们警觉，应该引为教训，在自己的工作中，也同样要明白“忠言逆耳”的道理，才能杜绝自己的失误。
（五）争强斗狠
匹夫之莽
伸张正义时畏缩不前，挟私报复则拼死相斗，这叫争强斗狠；而真正的勇敢是为了道义，即使刀锯斧钺加颈项，此心不动，此志不移，这就是所谓的义勇或智勇。
勇敢指有胆气，又有见识，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逞一时之意气，误用其勇，争强斗狠，危害甚大。
《鲁论》记孔子说：“君子如果只有勇，而无道义，便会作乱；小人如果有勇敢而无道义，便会做强盗。”这里的君子小人，是根据地位说的，是说在上位的君子，为他的血气本性所驱使，如果不以义理来控制，就会违反义理地争强斗狠；如果下边的小人，为其本性血气所驱使，又不用义理来加以控制，就会为所欲为，变成强盗了。
要说勇武，自古没有比军中大将更为勇武的了，但要真能以勇胜敌，单靠争强斗狠是不行的。无论是哪朝哪代，真正勇敢的将帅、兵士，都明白怎样克制无谓的争强斗狠，才能胜敌。所以为将为帅，他们具有的是大智大勇。他们也能忍住一时的激愤，一时的冲动，不争强斗狠，而是蓄锐待时而动，最终获胜。匹夫之莽斗怎么能不忍呢？
《劝忍百箴》中说，城门外的事情，都由将军主持；即使将军专制轻敌，别人也不能违抗。卫青不斩偏将，而把他交给天子处理；周亚夫不轻易出战，而以深沟高垒坚守，人们不认为这是软弱，公共舆论也赞同他们。甘延寿和陈汤声称得到皇帝之命，发兵攻打匈奴，杀掉了匈奴郅支单于，威震万里西域。但对他们的功赏还没有兑现，陈汤就被下到狱中，几乎死在里面。自古以来，为将者以持重为贵；两军对阵，最忌的是轻举妄动。因此，三国时诸葛亮送给司马懿妇女的衣帽，司马懿忍受下来，尚且害怕已死的诸葛亮；孟明视能忍受战败的耻辱，终于得到穆公三次重用，而最终打败晋国，报了前仇。
唐代李靖曾经对唐太宗说：“善于用兵的人，以静来对待敌人的动；以强大的兵力对待弱小的敌人。所以老子说：‘用兵上的错误没有比轻视敌人更为严重了。’”
也就是不能争强斗狠而轻举妄动。轻视敌人的后果，是导致自己的失败。真正的勇敢，是不盲目争强斗狠的。
汉景帝时，周亚夫拜为太尉。当时吴王与其余7国举兵叛乱。汉景帝命令周亚夫率领36员大将攻打吴楚诸国。周亚夫对景帝说：“楚国的士兵剽悍而且灵活，我们的军队不能跟他们正面交锋。建议把梁国丢给他们，然后断绝他们的粮草之道。”景帝同意了他的想法。于是吴国军队猛烈地攻击梁国。梁国几次派人求救，周亚夫都不派兵。梁国于是派韩安国、张羽为将军。张羽敢拼敢打，韩安国比较稳重，两人使吴兵受到重挫。吴国的军队准备向西攻打，却因梁国坚守不下，不敢引兵向西，随之攻击周亚夫的军队。周亚夫守在城中，却不与交战。一天晚上，周亚夫军队发生内讧，叛乱的军队一直冲到周亚夫的营帐下，周亚夫躺在床上镇定如常。过了一会儿，军营中便平静了。吴国军队冲向东南角，周亚夫却在西北角防备，果然，吴国的精兵冲向西北角，却冲不进去。吴国和楚国的军队饿死的人很多，军队随即叛逃散去。这一年的2月，周亚夫派精兵追击，一举打败了他们。吴王丢掉军队，在夜里逃走，楚王刘戊自杀了。
周亚夫是一个善于用兵的人，他知道应该把勇武与争斗用在何处、何时。
西汉卫青，汉武帝时为大将军，曾经率领6位将军攻击匈奴，杀死敌人万余人。
右将军苏建的军队几乎都被敌人消灭干净，他自己却脱身逃回来了。军中议郎周霸说：“大将军出征以来，还没有杀过一个偏将。现在苏建丢掉了自己的军队，可以杀掉他以明军威。”卫青说：“我蒙皇上信任，率军出征，哪怕没有军威呢？我的职责虽然应当斩逃跑的将军，但是我身受皇帝的恩宠，还是不敢独断专行，在境外斩杀自己的将领。作为臣子不敢专权，不也是容许的吗？”于是将苏建关起来，送到汉武帝所在的地方。武帝下诏，免苏建之死，贬为普通百姓。卫青是一个深明大理的人，他忍住一时的争强斗狠，把有过错的部下抬手放过，不是他治军不严，威风不够，相反是他为人能忍的一个方面。
据《左传》记载：晋国军队在郩地打败了秦军，活捉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回到晋国。秦穆公请求晋国放回三员大将，晋国同意了。秦穆公穿着白色的衣服，来到郊外的秦军驻地，哭着对全军说：“我不听蹇叔的话，使你们几位受到侮辱，这实在是我的罪过啊！不是孟明视的错。”文公元年，秦国的大夫以及秦王左右的侍从对秦穆公说：“这次败仗是孟明视的过错，一定要杀掉他。”秦穆公说：
“是我的错，我因为贪心而害了他，他有什么错呢？”于是重新让孟明视统兵。文公二年，孟明视率领军队讨伐晋国，要报晋国打败秦军之仇。晋王率军抵抗秦军，秦军大败而归。秦穆公还是重用孟明视，孟明视加强了国家政治的整顿，并使老百姓富起来。文公三年，秦穆公再次讨晋国，秦军过了河以后，烧毁了渡船，做决一死战的准备，秦军攻占了王宫及郊地。晋国军队坚守不出战。秦军于是渡河，掩埋了原来在郩地死亡的秦国战士的尸体，回师秦国，秦穆公实现了吞并西戎的霸业，这是由于重用了孟明视。世人因此知道秦穆公是一个好的国君。他是一个明君，不因一次过错而放弃一员大将，不争一时之强，这种勇气也不是人人都具备的。
徒有匹夫之勇的人尽管有一定的勇武之名，争强斗狠，表面上可怕，但时常会因此坏事；有智谋的人就能利用这一弱点，达到他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