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中，何叔衡、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何叔衡说他“主张过激主义”，认为“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大家热烈发言、讨论至两个小时之久，何叔衡主持表决。赞成采用布尔什维主义者为毛泽东、何叔衡、陈昌、彭璜、陈子博、陶毅、易礼容、陈书农等12人。赞成德谟克拉西者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1人，未表态者3人。
第三天，着重讨论了第三个问题——“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大家依次发表意见。何叔衡说：“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士兵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利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接着发言的有彭璜、熊瑾玎、陈书农等人，都主张“有组党的必要”。彭璜并提出“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毛泽东说：“诸君所举各种办法：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最后，大会主席将各人所提着手方法，综合序列如下：一、研究及修养：A.主义；B.各项学术。二、组织：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宣传：A.教育；B.报及小册；C.演说。四、联络同志。五、基本金：组织储蓄会。六、基本事业：A.学校（又夜学）；B.推广文化书社；C.印刷局；D.编辑社；E.通俗报；F.讲演团；G.菜园。提付表决，全体起立通过。从这次大会可以看到，新民学会确实起了党的前身作用，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新民学会自1918年成立以来，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领导下，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政治上他们领导了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特别是发动了结合湖南实际反帝反封建的驱张运动，把督军张敬尧赶出湖南，这样依靠群众斗争成功地赶走盘踞一个省的北洋军阀，在全国各省是唯一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通过这次政治斗争，他们把涌现出来的大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骨干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为组织上建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宣传上，他们通过出版《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等报刊，办文化书社，组织读书会，把五四爱国运动中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提高到宣传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反封建的崭新水平。在思想建设上，毛泽东通过自己编印的3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3辑《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三号《报告》还没有找到），交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办法，得出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来改造社会的结论，作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决定。这样，新民学会经过3年的发展，至1921年长沙新年大会时已起了某种质的飞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特别是在湖南建党方面，做了思想和组织两方面的最好准备。
新年大会之后，毛泽东进一步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建党活动。在思想领域里，他在同来自右的方面——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斗争的同时，对来自“左”的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也进行了斗争，从而在两条战线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广泛传播以前，中国社会上流行的“社会主义”概念，是同无政府主义混淆不清的。五四运动前后，泛滥一时的各派无政府主义思想非常庞杂，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最集中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当时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大多数是不满黑暗现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无政府主义所提倡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理想，以及它的“绝对自由”、“绝对平均”、“反对权威”等“左”的、“最彻底的革命”词句，也最能迎合、迷惑那些喜欢空谈革命的，狂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无政府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子来宣传这种同社会主义直接对立的反动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自然起着阻挠的作用。早期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有些人也曾或多或少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特别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混入进来。因此，只有对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才能引导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群众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也才能使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共产党的组织更加纯洁，在理论上更加坚强。
1920年开始，以《新青年》为中心，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当时在一些社团、学校和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凡是有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都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例如，1920年工学互助社在法国的成立大会上，有的人主张用无政府主义来改造中国，多数人主张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蔡和森把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写在纸上，一张一张贴在会场四壁，还作了“怎样救中国”的讲演。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张昆弟、李富春等都发了言，驳斥无政府主义的谬论。
早在1919年《湘江评论》被查封后，主编《新湖南》时，毛泽东就对无政府主义作过批判。第七期上载有《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一文，《新青年》的介绍说：“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毛泽东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否定，也见于1920年12月写给蔡和森等的长信中，这是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中谈到的：“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蔡在8月的信中也谈道：“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维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维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
当时在第一师范，由于好几个教员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曾在学生中一时泛滥，他们组织社团、出版刊物，来宣传他们所接受的思想。有一个“明社”，出刊过小册子《光明》。有一个“爱社”，以托尔斯泰的“博爱”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精神，标榜“互助互爱”；讲究生活的朴素整洁，社员都住在一个寝室内，室内地板擦得干干净净，进门要脱鞋，他们注意生活小节，而不研究社会实际问题。他们也做一些反封建的有益活动，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崇新学社组织讲演，出版刊物，同无政府主义思想作斗争。毛泽东上国文课时，也常对无政府主义作批判。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师范即盛传“安马合流”之说，即安那其（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实际上，这是经过毛泽东和崇新学社的努力，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学生，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后，参加革命的阵营了。
1921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建党以后，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时，还继续做争取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作。
为了在社会上公开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于1920年8月间，联合教育界的进步人士方维夏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和留俄勤工俭学。俄罗斯研究会第一次会，是8月21日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的，与会者20余人。会上报告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真实情况，以及列宁领导下的劳农政府对华的新政策，并推举彭璜、毛泽东、何叔衡、包道平（新闻界人士）四人为筹备员。俄罗斯研究会的简章在报纸上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反响。简章中说：“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为宗旨。会务包括：一、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从事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9月16日，正式开成立会。会上推举了总务干事、书记干事、会务干事各一人。毛泽东任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同时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会所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为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该会还决定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并在船山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之俄人来湘教授。
在广大青年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湖南许多进步青年都想向外找出路，他们都向往着俄国，很想到俄国去。留俄勤工俭学虽然因形势所阻，未能实现，但仍有一批革命青年，经毛泽东慎重地介绍给上海有关方面，于1921年，经过重重困难到苏俄学习去了。他们回国之后，多成为党最早的最重要的骨干。如任弼时、萧劲光等就是第一批去苏俄的。萧劲光回忆这个时候的情况说道：“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样子极兴奋，一进门就对我说：‘有办法了！’我问什么办法，回答是：‘到俄国去！’‘到俄国去！’这在当时对我们是一个多么大的激动。对于俄国，我们知道的并不多，那里不是彻底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新社会么！这个‘彻底推翻旧社会’的‘彻底’，对于当时像我们那样对帝国主义和卖国政府充满仇恨的青年，乃是全部革命意义的集中表现。弼时同志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经过毛主席所领导的革命组织的介绍，我们一同到达上海学俄文，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和我一同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北洋军阀政府和赵恒惕的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被诬指为“过激主义”，苏俄被诅咒为“饿死人的地方”。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介绍俄国革命后大企业收归国有、废除上地私有制等情况。毛泽东还将《共产党》月刊上的许多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介绍给长沙的报纸刊登。报纸上也开始出现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关于苏维埃政权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在中国一切特权的通告，有人认为“这是俄国政府在恶意的传播主义”，这种无耻诽谤，在报纸上受到了正面的回击。经过文化书社想方设法传播新的书刊，以及在毛泽东领导下，新民学会会员从各方面推进新文化运动，湖南社会上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这时才比较了解俄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和马克思主义大体是怎么一回事了。
建团、建党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1918年就组织了新民学会这样先进的团体。这个团体在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中，起了领导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作用。三年来，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团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日渐纯粹和严密起来。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他更深刻认识到，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革命事业所起的决定作用。他在评论湖南自治运动的文章中，就明确表现了这样的思想：如果没有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种认识更充分地表露在他同蔡和森的通信和新年大会的讨论中。因此，当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刚开始活动时，他就在湖南积极地建立了同样的组织。随后在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他特别注意建党的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创立了最好的地方组织，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1920年同新民学会同志的通信中，毛泽东经常谈到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要“操战胜攻取的左券”，则必须建立一个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革命组织的道理。在解释驱张运动与自治运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的这封信中，他强调学会同志应致力于打好基础的工作，必须“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据周佛海回忆，1920年夏，他从日本回到上海时，见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同商量组织中国共产党，预备一年之内在北京、汉口、长沙、广州等地成立小组，然后于第二年夏天开代表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的回忆也谈到，上海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找各地的关系，“湖南由毛泽东负责”。张国焘的回忆，1920年7月底，陈独秀谈道，“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独秀将与著名的青年马克思学者蔡和森通信。”由此可见，1920年5月在上海时，毛泽东同陈独秀的接触中，或者回到长沙后同陈的通信中，正式谈到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蔡和森在1919年持蔡元培的介绍信，到上海刘海粟办的上海美术学院任学监，同陈独秀有了来往。因此，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与蔡和森之间那几封最重要的通信，着重地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并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又提出“有组党之必要”，达到了完全一致的认识。
蔡和森8月的信，谈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党、工团（按：即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他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它，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中国于两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他还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共产党仅万人，现尚只60万人。”9月的信中，关于建党问题，他详细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在入党条件上的原则区别等，最后具体论述了他对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步骤的意见：要有严密的研究和组织宣传团体；作各种调查统计和出版刊物；最主要的是“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村、议会等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