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肯定中国不但将有自己的二月革命，而且将有自己的十月革命。他最了解也最信任受学会全体会员爱戴的他的亲密战友，因而希望毛泽东能按照列宁的榜样，从事中国的十月革命。他向他的润之兄这样热情地说道：“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写这封信一年之后，他的亲密战友作为创始人之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他牺牲18年之后，他的预言终于实现了！
毛泽东在所复的短信中，还不及详谈国内建党的情况，他只是这样简单地告知蔡和森，让他放心：“党一层，陈仲甫先生（按：即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以前，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先建立了党的后备军——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上海最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当时是半公开的组织。毛泽东回湖南后，同上海共产党发起小组负责人陈独秀、李达和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负责人李大钊、邓中夏等，都建立了组织联系。10月间，同时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后，他就立即着手在湖南建立团的组织。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决议：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以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组织上起了一定的准备作用。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经多次研究以后，认为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都已有过比较长期的思想准备，参加了许多实际革命斗争，有决心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奋斗，因而只要自愿，许多年轻的会员特别是年轻的新会员，都可以加入青年团，成为其中的骨干。他同时考虑，有了团和党的组织，新民学会的历史任务就可告结束了。新民学会的老同志，都极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如彭平之、郭亮、萧述凡、夏曦等，就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
毛泽东积极地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的对象。当时有一个接受了毛泽东建团任务的第一师范的学生，在他的1920年9月至12月的日记中，曾简略地记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经过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努力，他们在新民学会中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团员。毛泽东从思想、组织各个方面，来教育团员，有时还采用青年们所爱好的文娱活动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前述建团初期，曾在都正街办了一个青年图书馆，组织社会青年阅读进步书籍。
经过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当时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团的干部。如在第一师范读书的萧述凡，就是由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出色的青年领袖人物。萧因积劳成疾，于1926年逝世，死时才25岁。夏曦写的《萧述凡同志事略》中说：萧是个农家子弟，家庭极其贫苦，自小就富于革命性。在宁乡云山小学的时候，就喜欢怀疑，喜欢反抗，教员都有点敬畏他。考取第一师范公额后，在校组织崇新学社，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加入青年团后，领导学生运动。1924年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会主席。出席全国学联第六届代表大会，建议甚多。入党后，遵党命退学，专心做党内工作。国民党改组后，兼任国民党临时省党部青年部干事。这时国民党经费异常困难，职员只给伙食，常无隔夜粮，曾两日不举火。述凡除在国民党内、青年团内工作外，兼做上海、北京各报通讯员，靠稿费维持生活，且以接济同人伙食。1925年，被选为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任青年部部长，同时兼青年团领导工作、全国学联驻湘特派员。同年下学期学潮爆发，述凡指挥同志，最为得力。打倒赵恒惕口号之第一声，即由他喊出。在请愿群众的面前，赵逆出走。国民党公开，他即专心青年团团务，甘做“地下室”的工作。对于青年工人、农民、学生诸工作，订了很详细精确的计划。述凡是在艰苦贫困的生活中积劳成疾，因身体过衰而逝世，以生命贡献革命。曦与述凡同学共事五年，自愧学识不如。
当年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多生活艰苦，又过于劳累，有些人患病后，因而早逝。如邹彝鼎（号鼎丞）1919年即去世；陈绍休，1921年在法国去世；彭璜、陈子博，1922年、1923年先后去世。毛泽东早有鉴于此。同他共事的一批主要干部，日夜奔忙，工作繁重，于身体很有影响，平时也难聚会；为了调剂生活，他便倡议一种星期同乐会的活动。从1920年至1921年秋，曾举行过许多次。10多人排好次序，轮流负责召集，到长沙近郊风景、名胜之处聚会。或远游麓山，或泛舟湘江。紧张工作之后，能得到这样的休息，实在是身心两益之举。大家敞开胸怀，抨弹今古，纵横天下，尽情欢乐。爱好诗词的，还随口吟咏，步韵相和。早在1917年秋，罗学瓒所作的《咏怀诗》，曾有“安得异人起，拔剑斩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以及《随感诗》中的“开怀天下事，不言家与身”；“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等句。现在，这一群团结在毛泽东这个“异人”周围的民族精英，他们的情怀与抱负，不正是显现了诗中所描述和期待的憧憬吗？
这种星期同乐会还常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进步分子参加，这些人就逐渐被争取过来了。
到1921年时，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五四运动前后实际革命斗争的锻炼，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在干部方面，湖南已经有了良好的建党基础。新民学会的活动已为党培养了大批忠实于革命事业，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和作风朴实的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职业革命家对建立一个真正工人阶级政党有着决定的意义。那时有些觉悟较低的会员，坚持继续升大学，以为“要干革命还是多去求得些学问好”，实质上还是怕耽误了个人的前途。他对这种错误思想进行过批评，说只有一心一意干革命工作，才能求得真正的革命学问，革命也才有可能发展；在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中，是绝求不出革命的学问的。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实践，又加紧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聚集在毛泽东周围的新民学会少数会员，在实际上形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已逐渐成为学会活动的核心。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何叔衡极其谨慎地秘密地进行这项庄严的组织工作，尤其是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后，这时，新民学会实际上已成了团与党的前身。
1921年6月，共产国际再次派代表来华，对中国革命进行具体的帮助。在国际代表的建议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各地小组共派出代表12人，除毛泽东外，其中有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烬美、邓恩铭、李达等13人，代表着50多名党员，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大会。
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上海的通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即与何叔衡前去上海。他们动身时的情形，《谢觉哉日记》：“6月29日，阴。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他还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的‘突然’，他们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这次大会讨论了当前政治状况，党的基本任务和组织原则，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这个纲领明确规定中国革命必须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达到这个最终目的，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次大会的最大功绩是确定了正确的建党原则：完全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遵照列宁的建党学说。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部队，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使全党成为一个有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战斗整体。大会决定党的当前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了中央机关，陈独秀被选为党的总书记。陈这时正在广东，没有参加大会。他之被选为党的领导人，一方面是由于他是一直站在时代潮流最前头的革命家，多年以来在新文化运动中所享有的声誉，五四运动以后又成为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党的发起人；另一方面，也由于党初创时的幼稚，还没有通过实践的考验，来认清楚他当时并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和多数代表一起，反对了两种极端有害的错误观点。一种是以李汉俊为代表的右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观点，即认为党的组织应该是一个公开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而不必强调纪律，不必要有中央的集中领导；党的任务是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不必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群众进行革命的实际斗争。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冒险主义的“左”倾观点，即认为党既然是工人阶级政党，就应该拒绝知识分子入党；并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直接斗争目标，反对进行任何公开合法的革命活动。这两种错误观点，毛泽东并不陌生。自五四运动以来，他领导湖南的革命活动中，在新民学会的会员中，都或多或少有过反映，他都曾与之进行过斗争，并加以克服。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交换各地建党条件和革命工作开展的情况，湖南被认为是最有基础的省份之一。
大会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开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着。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旁边，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共产党湖南党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的10月10日，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党支部成立后，首先在长沙发展党的组织。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武汉5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30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毛泽东一方面在原有革命组织——新民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慎重地、个别地吸收最先进的分子入党；同时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学校中，首先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校发展了党员，有的学校建立了支部。工人中，首先在长沙的粤汉路、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发展了个别党员。1921年冬至1922年，在衡阳、平江、安源、岳阳、常德等地发展了党员。由于毛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1921年9月和11月，毛泽东再次到安源，详细、深入了解工人的情况，准备开辟安源的工作，他认为安源是发展湖南工人运动最重要的重点地区。
在各地建立党的组织以前，毛泽东必先对该地各方面情况和准备发展的对象作详细了解，特别注意群众工作基础的强弱。例如平江，在五四运动期间，曾有怀抱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留日学生李六如等，回来兴办工厂，办工农夜校，组织工会、农会，因而群众爱国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学生、工人，以至农民都有了初步的组织。由接受了粗浅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担任工会会长和农会会长。毛泽东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即通过已经入党的李六如写信约这两个工人会长到长沙来，同他们作过几次深谈以后，便介绍他们两人入党，指示他们回到平江建立党的组织（这两个工人同志，一个名叫余贲民，是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随毛泽东第一批上井冈山的；他们都在十年内战时期先后牺牲）。因此在北伐战争期间，平江的党组织是很有基础的；马日事变后，农民武装力量有过很大的发展。
1922年暑假，经过毛泽东的要求，党中央从上海派张秋人来湖南，到第三师范任英文教员，以这个学校为据点，开始建立衡阳党的组织。随后他自己来到衡阳，找省立三师、三女师、第三甲种工业等校进步青年谈话，开座谈会，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三师对300多师生作了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专题讲演。1922年4月29日，毛泽东再次来到衡阳。次日在第三师范风雨操场，作了长达两小时的讲演。“一些革命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在三师风雨操场给衡阳各学校上千名师生演讲时的情景。首先，他在黑板上写了‘社会主义’这个题目，接着指出：许多青年同志对社会现状不满，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理想，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个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接着，他批评了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流派，指出只有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制度，才是最好的，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制度的理想。我们青年人应该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而奋斗。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当时中国的现状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中国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压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只有团结在上述理想之下，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统治，才能逐步改造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后毛泽东同志勉励大家说：青年学生对事物具有敏锐的感觉，就像湘江的水一样，愈上游愈清澈，愈下游愈混浊，青年人要居上游，头脑清澈，不受任何污浊东西的影响，始终坚持革命的理想，同旧势力作斗争，要团结更多的人为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社会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5月3日，毛泽东从衡阳赶回长沙，参加了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讲演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与中国”两次重要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