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那些得不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欢喜，祸乱差不多就要过去了；君子如果恼怒，祸乱也会快要停止。”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什么特异的方法吗？君子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该喜就赏，该怒就罚，喜怒赏罚都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这篇文章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译成白话就是：《论述古代君王奖惩赏罚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这个题目难度很大，考生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理论水平，才能把这篇文章作好。这是苏轼初出茅庐应礼部试“高考”答卷。“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文章起句就开门见山表露出苏轼作为儒生向往上古盛世和睦的理想社会状况，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故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倾慕如斯。这篇文章忠厚立论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气度恢宏意境深邃。一下子就抓住了考官的眼球，占得头彩。
这次礼部试欧阳修为主试官，梅尧臣等饱学宿儒做参评官。当梅尧臣阅到《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后，立即被文章流畅语句飞扬词采又颇有纵横之气所吸引，认为有“孟轲之风”，因而特别青睐。梅尧臣将这篇文章推荐给主试官欧阳修。欧阳文忠公看到文章后，大喜过望，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因而十分赏识。
爱才如命的欧阳修（《宋史》上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原本欲将这篇拔擢为第一，但又恐该文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他劝说同样主张录为第一的梅尧臣将这篇文章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为苏轼所作，而取为第一的却是曾巩的作品。世间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后来，苏轼在《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中说：“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欧公光明磊落，爱才惜才到了无以附加的境界，他自然当得起苏轼这番话。
第一个发现并推荐苏轼的参评官梅尧臣一直有个疑问没有解开，那就是苏轼文章中有关尧与皋陶之对白，“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这位饱学宿儒竟然不知出处。他也不敢冒然提出查问，因为一经提出，即说明自己对古籍学习研究不深，这是十分丢面子的事。苏轼因此才得以瞒天过海。
考试过去之后，苏轼到梅参评官那里去答谢，梅尧臣问苏轼：“尧和皋陶这段典故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答在《三国志·孔融传》的注释中。事后，梅尧臣查《三国志》没有查到。等苏轼又一次去时，梅再次问他此事。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苏轼说：“曹操打败袁绍后，把袁绍的儿媳妇赐给自己的儿子。孔融说，‘周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姬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问典出何处？孔融答：‘我以今度古，想当然耳！’”苏轼说他用那个典故，和孔融一样，“是我想当然耳，杜撰的。”苏轼的这句话让这位前辈宿儒大惊：“你所杜撰？”东坡回答说：“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欧阳修得知此事后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杨万里《诚斋诗话》。
欧、梅这两位大儒被苏轼恣意汪洋的文章所以吸引，没有拿苏轼“想当然耳”来说事打压他；没有因为他达到“言必有出处”而公然杜撰一个典故做论据而封杀他。按考试规则，杜撰典故万万不可，更何况是杜撰圣人的言语。正是这二人的慧眼独具，因而造就了光耀千秋的一代文人。这件事正史、野史，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真实程度不容怀疑。
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信中同梅尧臣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看看欧阳文忠公的襟怀，对初出茅庐的苏轼如此坦荡，心甘情愿让年轻人领尽风骚出人头地。
他还和他的儿子谈论苏轼时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朱弁《曲洧旧闻》记载了这句话。
欧公的话果然在后来得到应验。在苏东坡死后的十年之内，大家都谈论苏东坡，果然无人再谈论欧阳修。
苏轼的一鸣惊人只有欧公梅考官的赏识还是不够的，嘉祜六年（1061），欧阳修推荐苏轼经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欧阳修给朝廷写了篇《举苏轼应制科状》，大力表扬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议论蜂出”，请朝廷让他破格参加制科考试。苏轼所作《进策》、《进论》尽兴豪言提出自己的主张，他指责后宫花销太大，而仁宗本人勤政不足。对上自皇帝下至宰辅多予以批评。这些激烈的文字大臣们都有些受不了，但宋仁宗还是肯定了他，取苏轼为三等（最高等）第一，宋代开国一百年，一二等皆虚设。考上三等的，苏轼之前仅吴育一人。苏辙为下等。宋仁宗退朝后对高皇后说：“今天为子孙们找到了两个宰相。”《宋史·东坡先生本传》。
《师友杂谈》记有这样一则故事：那次制科考试，前来参加报名的文人很多。相国韩琦对众考生了一句话：“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搞得大家都不敢考了，“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
苏轼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高考作文”，扣紧题目布局谋篇，文笔酣畅，说理透辟，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仅用区区六百字便将“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十分清楚，作的十分出色，令人叹服。宋人曾作为逸话广为流传。
真相：东坡死于给自己吃错了药
东坡死在自己手上，他死于给自己开错了药方吃错了药。
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制造什么烟雾弹，而是在读了清人陆以恬所著的《冷庐医话》，看到“士大夫不知医，遇疾每为俗工所误，又有喜谈医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药以自误。如苏文忠公事，可惋叹焉。”这一记载，才说出了上面这句话。《冷庐医话》卷一《慎药》篇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
建中靖国元年，公自海外归，年六十六，渡江至仪真，舣舟东海亭下，登金山妙高台时，公决意归毗陵，复同米元章游西山，逭暑南窗松竹下，时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觉舟中热不可堪，夜辄露坐，复饮冷过度，中夜暴下，至旦惫甚，食黄粥觉稍适。会元章约明日为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却饮食，夜不能寐。十一日发仪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寝止，遂不安枕席。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
余按：病署饮冷暴下，不宜服黄，迨误服之。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
近见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鹰诗话》云：公当暴下之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否则或清暑益气汤、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陈汤、或治中皆可选用，既服黄粥，邪已内陷，胸作胀以为瘴气大作，误之甚矣，瘴毒亦非黄粥所可解，后乃牙龈出血，系前失调达之剂，暑邪内干胃腑，宜甘露饮、犀角地黄主之，乃又服麦冬饮子及人参、茯苓、麦门冬三物，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公惜之云云。余谓甘露饮、犀角地黄汤用之，此病固当。至桂、附等味，公之热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东坡一生命途多舛，晚年更是历经磨难。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六月十五日，他从被贬斥的儋州北归回到常州，因为他在海外待的时间太久了，觉得船上热的无法忍受，晚上他在船上露天坐着，再加上食用冷食过多，半夜时因痢疾腹泻开始发作，到天亮时他已经疲惫不堪，服用了补气固表的黄芪粥才觉得好了一点。他和米元章约好第二日一起吃饭，但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恶化，腹泻狂下不止，腹胀难耐。可自以为精通医术的东坡，还是吃了一些东西，导致晚上再也无法安睡。
东坡在《与钱济明书》中，说了自己诊治的情形：
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庄生闻在宥天下，未闻治天下也，三物可谓在宥矣，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
明明是东坡自诊有失误，但他不以为是。病情加剧后仍不问郎中，仍是按图索骥，照方抓药，错误的选用了人参、茯苓、黄茋等温补补药，而不以清热解暑之剂来医此热毒之症。应先治“热毒”再作补气，“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结果很快就丢了命。这怎么能说东坡先生不是给自己开错了药方，被补药所耽误了呢？怎么能说不是东坡先生草菅了自己的性命，是他自己的过错呢？
东坡在生命垂危弥留之际还不能认识到他之所以由小病而至性命攸关的地步，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可悲的是，东坡却不这样认为，反而还对朋友说，“此而不愈则天也，非吾过也。”其实，把责任推给老天，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这老天，百世万世都是这样的，它能承担什么责任呢？只能是怨天尤人聊以自慰罢了。
陆以恬说：东坡的病因是食用冷食过多导致，治这个病不宜服黄芪粥。误服之后，胸胀热毒堵塞，牙龈出血，这时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
林孝廉说：东坡腹泻最重的时候，是他的阳气被阴气所抑制，应该用大顺散来治疗。可是，既然服用了黄粥，病毒已经深入体内，胸胀时又以为是瘴气大作，这又是更大的失误，瘴毒也不是黄粥可以治愈的，至于后来牙龈出血，这也是以前治疗失误所造成的，药不对症，以致于伤害了性命，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据史书记载，苏东坡虽是文人却酷爱医术，娴熟许多药方，常给人开方抓药，自己生病从不请大夫，而是自己给自己开方子。关于东坡娴熟中药名有这样一则轶闻：有一次，苏东坡到黄庭坚家做客，刚到黄家，东坡的仆人就匆匆赶来说夫人有急事，让他速回。黄庭坚有心嘲弄他，就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中药）。”苏东坡头也不回，应声而答：“奈这事（苹果、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
东坡开药方医活无数，在历史上确有记载。
元祐四年（1089）东坡第二次到达杭州，元祐五年正月，由于涝灾和旱灾的连续危害，杭州爆发了严重的瘟疫。病人的主要症状是手脚冰凉，腹痛腹泻，发热恶寒，肢节疼痛等。这是一种来势汹汹的可怕寒疫，当地医生都一筹莫展救治无法。“天降苏知州救民于危难”，东坡亲自开了一剂名“圣散子”的药方，这个药方主治瘟疫，他让杭州宝石山愣严院的僧人按方大锅熬药，然后分设在杭州城街头，布施百姓喝药防疫，不问男女老少，各服一大碗，可避瘴气。东坡的这个药立马见效，患病轻的一大碗喝下去很快就能见效，病重的连服几碗，配上饭食也会得以康复。瘟疫被苏轼的“圣散子”降伏，“所全活者，至不可数”。
“圣散子”这剂药方来历也有些名堂，是东坡从他人手中得到的，这个方子在《苏学士方》和《苏沈良方》中都有收录。《苏东坡全集》第四卷《圣散子叙》曰“用《圣散子》者……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饮食稍进，神宇完复。”《苏东坡全集·圣散子后序》曰：“圣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全活者，至不可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己及千人。由此积之，其利甚薄，凡人欲施惠而力能自办者，犹有所止。若合众力，则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今募信士就楞严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来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径以施送本院……”苏东坡十分推崇“圣散子”的神奇疗效，亲自撰文说这剂药“饮食备常，百疾不生”加以推广。
尽管东坡通晓药理，自己会开方子，在遇到杭州那样大瘟疫中大显身手。保不准早有人把他当成扁鹊再世，华佗再生。这样东坡先生难免也会自信心膨胀，觉得可以一通百通包治百病，人家之所以没有挂出“神医”的牌子，还是要给天下郎中一口饭吃的。但他毕竟不是专业治医，也无从谈的到精通医术，偶尔客串一下，平常看个头疼脑热的小病也能药到病除。但遇到疑难顽症，就难免有看走眼、下错药的时候。可是他对自己的医术又过分自信，悲剧就这样酿成了。
呜呼，东坡之死，真是件令人扼腕痛心的事。
东坡的悲剧，告诉我们不要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万能的全才；告诫我们要严格注意掂量“术业有专攻”这句话的分量。如是而已，不是妄言。
东坡太聪明，
凡事皆必躬。
患疾自己医，
误了卿卿命。
轶闻：东坡曾经当过“煤老板”
苏东坡任徐州太守时，发现、开采并使用了煤炭（唐宋时期称为石炭）这一山中“遗宝”，揭开了徐州煤炭开采的序幕，东坡也由此当了一回“煤老板”。
熙宁九年（1076年）十二月，东坡被罢密州任，熙宁十年二月调任徐州知府，四月东坡到任。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河南濮阳）曹村决口，洪水向东南灌流，八月二十一日滔滔洪水抵达徐州城下，并汇流于城墙之下不断高涨。“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东坡带领徐州百姓抗洪两月余，保住城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元丰元年（1078），这个寒冬雨雪交加，薪柴奇缺贵的离谱，有时一床被子还换不到半捆湿柴。
当时，山西已用石炭代替木材。东坡受到启发，派人在徐州附近四处找煤，以解决百姓无以为炊之急。这石炭还真叫东坡给找着了，在徐州西南的白土镇发现了，东坡立即组织人力采挖。白土镇采挖出煤碳，解决了徐州百姓的燃炊之急，生活大计。兴奋之中，东坡作《石炭并序》记录这件事：
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取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该诗云：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
城中居民风裂骭。
湿薪半束抱衾裯，
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
磊落如磬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
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
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
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
北山顽矿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
要斩长鲸为万段。
这首诗前几句“君不见前年风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磐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诗人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出了徐州百姓为区区烧柴，顶风冒雪，四处奔走，致使城中有人抱被子换柴的状况，冻裂腿脚的苦难情景。充分反映了缺少燃料给百姓生活所造成的艰难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