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避风头的张良一天在沂水圯桥遇见一老翁，这个老翁走到张良面前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颇指使气地说：“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不满，下桥把老翁的鞋捡上来。老翁又翘起脚傲慢地说：“给我穿上。”张良心中非常惊奇，想到老翁这样羞辱自己，恨不能揍他一顿。可张良已经历尽了人间磨难，还是强忍怒火，好事做到底吧。于是，跪在老翁面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把鞋穿上。老翁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老翁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
性不忍，粘火着，暴虎冯河，终不能成大器；能隐忍，树大志，蓄势待发，则功业成矣。
因为张良行刺秦始皇所表现出来的血气方刚隐忍不够，老翁深为张良感到担忧。所以，老翁让张良做仆人、侍妾所做的事情，用傲慢无理的行为重重刺激他，挫败张良的刚强锐利之气，以考验他的忍耐之心，磨练他“大勇能忍”的性格，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完成伟大的事业。
反复磨练张良的性子后，老翁送给张良一本书说：“读此，则为王者师。”说完这句话老翁飘然离去，不见踪迹。张良打开一看，乃《太公兵法》，这《太公兵法》乃姜子牙的兵书。张良日夜研习兵书，终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为开创大汉基业立下厥功。
东坡在《留侯论》开篇对功成名就的张良进行了赞誉：
“古人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超过他人的节操，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无法忍受的度量。普通人受到侮辱时，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算的是作勇敢。天下有一种真正称得上勇敢的人，他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无缘无故的对他施加侮辱也不动怒。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因为他胸怀大志，目标高远的缘故啊。
千秋功业成于身
张良与刘邦留城相遇后，受到刘邦的器重，成了刘邦依赖的主心骨。
在楚汉战争期间，张良给刘邦献出了一连串奇计，辅佐刘邦击溃各路武装，使刘邦最终一统天下，建立起绵延四百余年的大汉王朝。
“入咸阳先得民心”，这是张良立下的首功；
“鸿门宴谏主安民斗智，助刘邦得以脱险”；
“火烧栈道，麻痹项羽，扩充实力，为后来暗渡陈仓打下伏笔”；
“重用黥布、彭越、韩信，取得关键战役胜利”；
“封韩信以名换实，集结四方诸侯兵围垓下，奠定大汉基业”；
“保太子稳固朝野使汉室得以稳定传承”。
张良将他的隐忍之功很好的传给了刘邦，刘邦受之，坚持作了下去，终得天下。《留侯论》对这层意思是这样表述的：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以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能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看那汉高祖之所以成功，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一个能忍耐、一个不能忍耐罢了。项羽不能忍耐，因此在战争中百战百胜，因此随随便使用他的刀锋，而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实力。汉高祖能忍耐，保养那完整的刀锋，把自己的精锐实力保养得很好，等待对方的衰弊，这是张良教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破齐国要自立为王，高祖为此暴躁发怒了，语气、脸色都显露出来。从此可看出，他还有刚强不能忍耐的气度。不是张良，谁能成全他？
刘邦评价张良时充满敬佩感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后世也因此称张良为“帝王之师”。
全身而退显睿智
刘邦当上西汉皇帝后，张良不受刘邦“自择齐三万户”的封赏，只取留城万户，功成身退。据《史记》载，“汉元年正月，封功臣。良末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
张良不仅善于为主人出谋献计，也善于为自己规划生涯。
在功成名就之际，张良为什么只选择当了一个留县县令，甘做一个留侯，这是张良知道自己建立的功勋极易引起功高震主，到那时则会落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二则他本是韩国贵族，若是刘邦怀疑他举起复兴韩国的大旗，那他的处境则更为危矣；三是张良遵循“将在前，相在后，士在侧”，一直把自己放在“在侧”的位置，始终没有给刘邦留下“篡逆”的嫌疑。四是张良选择的留县不是什么大地方，不很惹人注意，最关键的是那里是他和刘邦初识的地方，提醒刘邦不要忘了旧情。综上，张良明哲保身因而能全身而退，没有因功高盖主而招致杀身之祸。“谋进万难之前，身退功成之后”，也是对张良的另一个侧面写照。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写诗赞张良道：
汉业存亡俯仰中，
留侯于此每从容。
固陵始义韩彭地，
复道方图雍齿封。
张良真是一个很透彻、很清醒、很睿智的智者，对得住后世对他的赞誉。
张良长得什么样？
张良究竟长得什么样？这是人们很想知道的。
东坡在《留侯论》上最后说道：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总以为像子房这样的英雄人物不是身材高大魁梧奇伟，至少也是诸葛孔明那样道骨仙风羽扇纶巾是耶，太史公司马迁就是这样揣测的。可是，子房的身材、相貌就像一个女人一样，同他的志向、气概并不相称。这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也正是张良之所以成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东坡的《酒经》何以与《醉翁亭记》PK
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这篇文章清新隽永，耐人寻味，老少咸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名句被引用了千古，耳熟能详。文中描绘的景色“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自由逍遥令人向往，这是后世公认的。
然而，在当时的宋朝却有人不这样认为。当苏东坡一则短文《酒经》面世后，宋朝洪迈在其所著的《容斋随笔》中，有一则文章认为这篇《酒经》胜过《醉翁》，要比《醉翁》还要好，更有意境。洪迈说，“东坡的这篇文章，就象祭神用的八种珍奇美味，通读时只要肯用力，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
宋人洪迈在《容斋五笔》卷八《醉翁亭记酒经》一文中说：欧阳修《醉翁亭记》和苏东坡的《酒经》写法相似，都在句中大量用了“也”字，都是用“也”字做语尾的。《醉翁亭记》一共使用了二十一个“也”字，《酒经》一共使用了十六个“也”字。而“欧记人人能读；至于《酒经》，知之者盖无几。”
两篇文章的不同遭遇，早在宋代就成定局了。但洪迈还是为苏轼《酒经》不能得到当世的推崇而深致不平。“路见不平一声吼”，他侠肝义胆来为东坡的《酒经》打抱不平。
“坡公尝云：‘欧阳作此记，其词玩易，盖戏云耳，不自以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欧语云：‘平生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力退之画记，退之不能为吾《醉翁亭记》。’此又大妄也。”洪迈先引苏轼的话，说欧阳修是带着开玩笑的心理写作《醉翁亭记》的，他并不觉得自己这篇文章有什么奇特之处有多么了不起。
苏东坡曾说：“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遣词用句平易，是为游戏之作。自己并不以为有什么奇特之处。而一些庸俗之徒却假托欧阳修的话说：‘平生所做文章这是最得意的一篇。’又说：‘我虽然写不出韩愈的《画记》，韩愈也写不出我的《醉翁亭记》。’这些都是信口开河。”
洪迈接着说：东坡的《酒经》中每用“也”字，上面的字一定要押韵，暗寓于赋。而一些读者往往不去用心体会。这篇文章激扬畅快，源深奥妙，是很难用人间笔墨形容出来的。我现在把这篇文章抄录在这，让后世的人都来看看。“坡《酒经》每一也字上必押韵，暗寓于赋，而读之者不觉，其激昂渊妙，殊非世间笔墨所能形容，今尽载于此，以示后生辈。”
苏东坡的《酒经》这篇文章，被洪迈说的神乎其神，都到了“很难用人间笔墨形容出来”的境地。那么，东坡这篇“惊世骇俗”的文章究竟是怎样写的呢？现照录如下：
“南方之氓，以糯与粳，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麫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汁，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米五斗以为率，而五分之，为三斗者一，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酿，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赢也。始酿，以四两之饼，而每投以三两之曲，皆泽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酿者必瓮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
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盖三投而后平也。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后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冷者也。凡酿与投，必寒之而后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谓赢者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饼曲，凡四两，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润而再酿之，五日压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劲者也。劲、正合为五斗，又五日而饮，则和而力、严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则糟枯中风而酒病也。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看了这两段文字，我的感觉是干巴巴的。这篇文章就是一篇说明文，告诉人们如何造酒的。根本体味不到那种“激扬畅快”，“难用人间笔墨形容出来”的意境感觉，也看不到令人流连千古吟咏的语句。没有多少美感嘛。就是打扁我，也绝不会同意洪迈的观点。
可是，人家洪迈可不是这样认为的，洪老夫子说：东坡的这篇文章，就象祭神用的八种珍奇美味，通读时只要肯用力，就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而那些性急的人，读这篇文章则很难体会其中的真味。“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于致力，则真味愈隽永，然未易为俊快者言也。”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了自己对《酒经》一文的激赏，对《酒经》的不为世人所知，表示了遗憾。
呵呵，这样说来，咱只能是属于那伙“性急的人”，读的又不够下力气，所以不能体会到其中的真味。
我实在是搞不懂，洪迈为什么非要将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篇文章硬要来个PK。或许是《醉翁亭记》和《酒经》两篇文章都谈到了酒，或者都大量用了“也”这个语气词，这本没什么特别的。最主要的是两篇文章的主旨和意趣完全不同，本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谁也不关谁的事。也不会因此就非得将两篇文章进行比较，一较高低。可人家洪老夫子却不这样认为。
洪老夫子说，两篇文章都用了大量的“也”字，相比之下，东坡用的“也”字更加奇巧。难道就是因为两篇文章都大量用了“也”这个语气词，都谈到了酒，就具有可比性了？就相似了？这令后人实在想不通这是什么逻辑？
洪迈所说苏轼《酒经》的优点，“也”或“者也”前一字都押韵，语句音韵铿锵、起伏有致。可后人读《酒经》普遍觉得这篇文章内容不过是造酒之道，相当于技术性文章，属于标准的说明文字。文气不够流畅，语言不够优美，更谈不上什么深远意境，一般人也就没什么兴趣了。倒是《醉翁亭记》是篇优美散文，清新隽永，耐人寻味，旨在述事遣怀，当然更为人们所接受，因而方能不胫而走，流传千古。
从《容斋随笔》洪迈的这篇文章来说，只能说他是苏轼的铁杆拥趸，大概他认为凡是苏东坡的文章就是好的；凡是东坡的文章就是天下无双的。这样未免太武断了，你总不能说，“就是东坡放的屁也是香的吧。”好歹这天下风头也不能都让东坡一个人占尽，总得给他人留个显摆得瑟的一席之地吧。虽然苏东坡是大文豪，成就比欧阳修大，但他也不尽然篇篇佳作吧！文章千古事，各有优劣，见仁见智，何必相提并论？
或许，一生钟爱酒喜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东坡，他潜心研究酿制美酒，并将酿酒经验以《酒经》记之，是他出于要留给后世这个酿酒的方法，仅此而已。对他来说，哪有什么欲与恩师欧阳修一争高下的想法呢？这都是后人牵强附会，生拉硬扯，捕风捉影而生硬拉郎配，搞什么PK，实在是无聊之举。
洪迈在两位文豪文章使用的“也”字上做文章，实在是没有多大意义。牵强，不能服众。
苏东坡效仿白乐天以诗歌记年岁
年号，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政治制度的一大“发明”，系古代皇帝用于纪年的专有名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标志。不同的皇帝都有自己专属的年号，不使用其他皇帝用过的年号，否则会被视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
以前帝王没有年号。最早的帝王纪年年号始于西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自武帝肇始为后代帝王所沿用，从此历代帝王即位后都给自己统治的年代命名了年号，诸如隋开皇、唐贞观、宋建隆、元中统、明洪武、清顺治等等，这样就将每个帝王统治的年代分得清楚，使后世人容易辨别。直至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使用的“洪宪”年号是最后一个帝王年号。
这年号本是帝王记录自己统治时期的纪年，却被唐朝的世人白乐天拿来开了个玩笑。
这位白居易白乐天独出心载，来了个以诗记年岁，给自己整个“年号”。无独有偶，白乐天的创举虽然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把白乐天当偶像的苏东坡效仿他的举止，也来个全盘复制，免得乐天寂寞。
宋洪迈《容斋五笔》卷八有则《白苏诗纪年岁》记录了这件事。
“白乐天为人诚实豁达爽朗，因此经常作诗来抒发情怀，他还喜好以诗来纪年岁。阅读白乐天的诗集，就将这些诗歌摘录下来。”
“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年少，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銮”；“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
“四十为野夫，田中学锄谷”；“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它”；“毛鬓早改变，四十白发生”；“况我今四十，本来形貌羸”；“衰病四十身，娇痴三岁女”；“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莫学二郎吟太苦，才年四十鬓如霜”；“下有独立人，年来四十一”；“若为重入华阳院，病鬓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为五品官”；“面瘦头斑四十四，远谪江州为郡吏”；“行年四十五，两鬓半苍苍”；“四十六时三月尽，送春争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悴卧江城”；“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应转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