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不但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反复引用《孙子兵法》，借鉴兵法思想研究战略问题，指导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他还嘱托研究古代兵法的专家郭化若重点研究《孙子兵法》。他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优美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对战争指导的法则和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毛泽东还称赞郭化若是他的“军事教育顾问”，要求郭化若多向国民党将领宣传古代兵法的思想，促进抗日统一战线。此时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运用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冠古绝今的境界。毛泽东还特别关注历史上研究运用《孙子兵法》的情况。孙膑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军师，他曾运用《孙子兵法》的思想围魏救赵、大败魏军。毛泽东多次提到此战例，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发挥其思想内涵，并在《智囊》一书的批语中赞扬孙膑是运用《孙子兵法》的“千古高手”。《汉书·赵充国传》中有几处记载西汉名将赵充国阐述《孙子兵法》、《尉缭子》思想的话，毛泽东一一做了圈画，并在传记的天头画了三个大圈，表示极为重视。毛泽东研究《孙子兵法》是在革命实践中“古为今用”，赋予它新的内容。他发掘出了《孙子兵法》的时代价值。
综合以上资料分析，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前曾经了解《孙子兵法》的部分内容和思想。不过，毛泽东真正系统、深入地研读《孙子兵法》，时间应该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的1936年10月22日以后，他为了系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为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一次认真、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孙子兵法》。
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推崇和赞誉
1949年5月1日，柳亚子曾问毛泽东道：“没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回答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彼知己，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这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后来，毛泽东又在《论持久战》中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更是盛赞了《孙子兵法》。
在谈话中，蒙哥马利夸奖毛泽东说：“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泽东说，“我不觉得有什么好”，他接着说，“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重视、赞誉和推崇。
研究、发展、改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不仅进行过精深的研究，而且熟悉的程度令人惊讶。
为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经过万里长征的毛泽东一到陕北，就专门研究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1938年初，毛泽东在延安写下读《战争论》的日记。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目的论及战争“概然性”理论等作了批判改造和发展。
毛泽东甚至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他读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称克劳塞维茨讲过“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等“很有道理的话”。
那么，这个让毛泽东如此关注的克劳塞维茨是何许人也？他的《战争论》又是怎样的一部书呢？
克劳塞维茨和他的《战争论》
毛泽东1938年在窑洞中写《论持久战》。
克劳塞维茨是德国著名的军事家，他被公认为西方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其名著《战争论》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作。《战争论》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理论对拿破仑战争的经验进行总结，具有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军事理论的典型性和进步性。
该著作自1832年被其妻子玛丽·克劳塞维茨发表以来，便被世界各国视为继《孙子兵法》以来最伟大的军事经典著作。
《战争论》由8篇、124章组成，内容几乎论及有关战争的所有内容。
8篇题目是：“论战争的性质”、“论战争的理论”、“战略结构”、“战斗”、“军队”、“防御”、“进攻”和“战争计划”。
这部著作对西方的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相当复杂而深刻的影响，而且成为了马克思军事科学、毛泽东军事科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东西方各国都很重视它。
毛泽东对《战争论》做过专门的研究，并批判汲取和发展了其中的某些重要论点，使之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以前此类研究往往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所使用的《战争论》译本及其特殊的语境难免有不实之虞。本文力求从毛泽东研读的《战争论》中文译本入手，对此做出新的诠释，从中亦可领悟毛泽东研读外国军事经典的方法。
一、最初看克劳塞维茨的书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在思想战线上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就是系统地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进行全面深刻地哲学批判。为此，毛泽东到延安后就“发愤读书”，除大量研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外，还下工夫研读了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论著。他后来数次谈到过这一情况。
1960年12月，毛泽东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说：“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也说道：“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这段话似可作为上段话的一个旁证，即注明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及苏联人写的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的各自的书名。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两次谈话都把克劳塞维茨的书与中国古典名著《孙子兵法》相提并论，并始终将之排在日本人和苏联人写的有关军事书的前面，这恐怕不是偶然的，足见“克劳塞维茨的书”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毛泽东这两次谈话均未点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书名。这恐怕也并非一时疏漏。因为该书最早由日本传入中国时并不叫《战争论》。如，1911年3月，由陆军教育研究社根据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的日译本转译的《战争论》取名《大战学理》，该译本只供小范围研究之用，并未发售。1912年冬，广东军事研究社在对该译本重新核订的基础上作了翻印。1915年8月，翟寿禔根据日本士官学校的日译本《战争论》作了重新翻译，仍沿用《大战学理》的书名，该译本由北京武学官书局第一次在中国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毛泽东最早接触的是这其中哪个译本尚难以确定，但很有可能是上述三个称作《大战学理》的某个《战争论》中文译本。这或许是毛泽东两次提及克劳塞维茨的书却未注明《战争论》书名的缘由。
二、研究战略方针时提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着手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他在1937年12月28日写给郭化若的信中，曾明确提到《战争论》等涉及战略的中外书籍。他写道：“化若同志：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你不担任何的事，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及编辑事务，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此间，又有两种《战争论》中文译本面世。一种是：1934年5月，柳若水根据日本人马健之助的日译本转译的《战争论》，书名首次由此前的《大战学理》改为《战争论》，原著者被译为克劳塞维慈，已很接近今天的译名，由上海辛垦书店出版发行。另一种是：1937年6月，杨言昌又根据日本人马健之助于日本昭和六年（1931年）出版的日译本，重译了《战争论》，书名也使用了《战争论》，但原著者被译为马利丰·克劳则维次。由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专业书店南京军用图书社出版发行。
可以肯定，毛泽东在写给郭化若的信中点名要《战争论》，与这两种中译本《战争论》先后问世不无关系。但从原著者译名看，使用柳译本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从该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通过搜集《战争论》等涉及战略的中外书籍，“专注于战略问题的研究”。然而，据南京军用图书社的发行书目统计，其已有的870多种军事书中，涉及战略、战役的仅占7种。也就是说，当时中外资产阶级军事家或军事理论家较少论及战略的一般理论，并且大都脱离政略孤立地谈论军事问题。而《战争论》既有专篇的“战略论”，还有首篇“论战争之本质”。这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三、写有看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日记
从已发现的文献看，其中最重要但以往仅提及而未深入探讨的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曾写过专门研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日记。根据记载，毛泽东于1938年3月18日开始研读《战争论》，时间持续至4月1日。其间，有4天没有续读《战争论》，有4天插读了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
另据考证，毛泽东1938年读的《战争论》，很可能是由柳若水翻译、上海辛垦书店出版的横排白话文体的译本。但柳译本只有第一分册，似不够完整。毛泽东在该读书日记中写道：“十八日开始看克劳塞维资的战争论，PI—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所记载的《战争论》序言及目录的页码，与柳译本基本相吻合。由于柳译本将《战争论》篇章之下的目均上了目录，所以从11页持续到19页。而毛泽东读书日记记载与柳译本略有不同，如将原著者最后一字的“慈”误写为“资”，另目次19页的背白、第一篇及背白，和第一章的首页，均为不排页码的“暗页码”，所以，毛泽东在读书日记中将正文页码从排有偶数页码的第24页起算。这一读书页码一直持续到168页，之后未作记载。但仅此内容已涉及战争的本质、战争的目的及手段、军事上的天才、战争理论以及战略等诸多方面。
其中，在“译者例言”中还有两段列宁和恩格斯评论《战争论》研究方法的论述。另外，柳若水还在“译者例言”中特别强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论点的重要性：“本书著者曾再三力说，战争是政治底手段，是政治以其它（即强力）手段之继续，所以理解战争，一般的是不宜从战争本身以为之了解。”
从读书日记的记载看，毛泽东对《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颇为重视，尤其是（第一章）“什么叫做战争”，连同序言及目录共55页，其中正文部分约33页，毛泽东几乎一气读完。其中涉及有关战争与政治的重要论点，如：“战争不是孤立的行为”；“战争不外政治以别的手段之继续……战争不单是一种政治的行动，又实在是一种政治的手段，政治的对外关系之一继续……战争……不外是基于其手段底特质之物……政治的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而且无目的的手段还未曾有过。”
接下来，19日毛泽东没有看书。20日，他从《战争论》的第57页看到第91页，约35页，也是他研读内容较多的一天。其内容为《战争论》（第二章）“战争之目的及手段”和（第三章）“军事上之天才”的前半部分，主要涉及战争目的、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关系，以及战争的不确实性等问题。
21日，毛泽东从《战争论》的第92页看到第102页，约11页。其内容为《战争论》（第三章）“军事上之天才”的后半部分。涉及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军事天才须具备的顽强、感情及性格之坚固性等精神力量。
22日，毛泽东没有看书。23日，从《战争论》的第103页看到第111页，约10页，系研读相关内容最少的一天。其内容为《战争论》（第三章）“军事上之天才”尾部涉及统帅所需具备的精神力量，以及第四章“论战争之危险”。
之后，在24日至27日的4天里，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28日，继续读《战争论》，从第112页看到122页。内容包括《战争论》第五章“论战争之肉体的辛劳”，第六章“战争之情报”以及第七章“战争之摩擦”的前两页。
29日和30日，毛泽东没有看书。31日，读《战争论》的第123页到167页。其内容包括《战争论》第七章“战争之摩擦”后半部分，第八章“第一篇之结论”；第二篇“论战争之理论”的（第一章）“兵学之区分”；（第二章）“战争之理论”的第一至第三十三的“目”的相关论述。诸如，“实战之观察生出理论之必要”、“努力树立积极的理论”、“数量上的优越”、“内线”、“战争之理论不能忽视精神的数量”，等等，不过，这些“目”的内容较为琐碎，有不少都是几行字即为一个“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