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马勒赛尔卜先生是个不折不扣的正直汉子。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什么事情，使我对他的诚实有过片刻的怀疑。但是，只要他的节操有多么高尚，那他的弱点就有多么大，因此，虽然有时候他想通过自己的势力来极力保护他关心的人，却想不到，这样反而伤害了对方。他下令将巴黎版的《朱丽》一书压缩了一百多页。他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倒是好版本，但是也经过了删节，这种删节简直可以称作“有违忠实”。我在《朱丽》一书的某一章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烧炭人的妻子比一个王爷的情妇更值得人们的尊敬。这句话完全是在创作中热情喷涌的状态下发诸笔端的，我发誓自己绝对没有故意影射的意思。读完这部作品以后，别人可能觉得这句话有影射之嫌。然而，我不想删掉这句话，以保持我一种“不删任何东西”的不恰当的原则。既然我可以用我的良心，保证我写此话时绝不是意在影射，但如果别人认为此句有影射之嫌，我就必须删除吗？我不愿意改，只答应把开始用的“国王”一词换成了“王爷”。这一改动，马勒赛尔卜先生并不满意，他最终还是删掉了这句话，他特意将这一页重新印了一下，尽可能不留痕迹地贴在送给蓬巴杜尔夫人的那本《朱丽》里。这个小把戏还是被蓬巴杜尔夫人知道了：有些人好心地将这件事告诉她了。我则是在很久以后、直到我感受到了此事的后果的时候，才知道事情的内幕的。
另一位夫人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她是否也在暗暗地然而不可遏制地恨着我，我对此根本不知情，甚至在我写下那段话之前，我根本不认识这位夫人。书出版以后，我认识了这位夫人，但我感到非常的不自在。我把此事说给罗伦齐骑士听，他嘲笑了我一番，并说那位夫人毫无疑问没有觉得受到了冒犯，她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我轻信了罗伦齐骑士的话，在心情不该平静的时候恢复了平静。
冬日刚至，我收到了马勒赛尔卜先生更进一步的友好表示。虽然我认为利用他的盛情是不可取的，但我还是十分感谢他。马尔让西先生写信给我说，《学者报》有一个空缺，他以自己的名义希望我去那儿补这个缺。但是从他信中的语调来判断（见信函集C，第四十七号），他是奉命让我去那儿补这个缺的。工作很清闲，一个月写两篇摘要就行了，用来摘选的书会有人给我送过来。这样一来，我就根本不用到巴黎去了，甚至也不必向主管官员登门道谢。这无疑可以使我挤进文坛高手的行列，这中间有梅朗、克莱罗、德·几尼等几位先生以及巴泰勒米神父。我本来就认识前面两位，后面两位我也非常渴望能够与他们结交。而且，这个工作对我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我毫不费力就可以做得很好，只要完成这个工作，我就可以得到八百法郎的酬金。在作决定之前我考虑了好几个小时。我敢发誓，我之所以犹豫不决是怕马尔让西先生为难，也怕马勒赛尔卜先生不高兴。但是这样一来，我不能想什么时候工作就什么时候工作了，我被时间拖累住了，更重要的是，我无法高效地履行这项我不得不去履行的职责，这种束缚让人无法忍受——这是所有理由中最重要的。因此，我决定拒绝这个我并不合适的职位。我知道我的天才完全来自于我对将要谈论的主题的浓厚兴趣，除了对伟大的热爱、对真理的热爱、对美的热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激发起我的天才。这些我必须从中作一些摘选的各式各样的书包括什么内容，或者这些书本身，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我对整个事件兴味索然、漠不关心，这必将使我的文笔冷涩，文思也没有以前那么流畅了。别人认为我像其他所有文人一样，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写作的，实际上，离开了激情的鼓动，我根本就无法写作，我是为激情而写作的。这当然不是《学者报》所需要的。因此我给马尔让西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措辞尽可能的礼貌委婉。由于信中我非常充分地阐述了我拒绝的理由，不管是他还是马勒赛尔卜先生都认为我谢绝他们的好意不是因为脾气不好或者骄傲自大。他们都同意了我的谢绝，此事也没有使他们对我的友谊有丝毫改变。这件事一直是一个秘密，关于此事，人们根本连一点儿风声都没有听到。
此时，对于我来说，接受这个建议有点不太合适。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打算放弃文学，尤其是不再从事作家这个职业。我刚刚遇到的那些事情都使我对文人彻彻底底地感到厌倦。我有理由感到，如果要从事和他们一样的行业，除非和这些文人保持关系，否则是办不到的。我也同样讨厌那些社交圈里的人，总而言之，讨厌我最近过着的这种混杂的生活——一半属于自己，一半则用于与人交际，而我又是极不适应这种交际应酬的。一次又一次的经验使我比以往更强烈地感觉到，任何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系都是不利于较为弱势的那一方的。我和那些富人们住在一起，而这些富人的生活状态和我选定的生活状态却迥然相异。我虽然不用像他们那样张罗家务，但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都效法他们的做法。而有些琐屑的开支，对于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而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对我来说却耗费颇多。别人到朋友家的乡间别墅去拜访，无论是在餐桌上还是在卧室里，都有自己带的仆人伺候着，不管他要什么都可以差遣仆人为他效力。他可能不和主人家的仆人们直接打交道，甚至见不到他们，只要他高兴，想什么时候给小费就什么时候给小费。而我呢，独自前来访友，没有自己的仆人，什么事情都由主人家的仆人来给我安排。如果我不想惹晦气的话，就必须讨得他们的欢心。这些仆人像服侍他们的主人那样服侍我，我当然也必须相应地对待这些仆人，甚至比自带仆役的拜访者对他们还要好些。实际上，因为我没有自己的仆人可供使唤，凡事更需要主人家的仆人来帮忙。如果主人家的仆人很少，那还不要紧；但是我去拜访的人家，仆役众多，无一不盛气凌人，无一不奸诈无赖，无一不敏感机警，只为个人私利着想。这些无赖们深谙该怎么使坏，使得我不得不要每个仆人轮流来服侍我。巴黎的这些女人们固然很机智聪明，但是在这一点上的想法却是完全错误的。她们竭尽全力想让我少花点儿钱，但实际上却让我花得更多。如果我到离家稍微远一点的客人家里去吃饭，我回家时，女主人肯定不会让我去叫马车，而是请自己的车夫备马送我回家。她当然非常高兴，因为她可以给我省下二十四个苏的车费；但是她却不知道，我赏给了男仆和车夫一个埃居。如果有位夫人从巴黎写信到退隐庐或蒙莫朗西，她为了省我那四个苏的邮费，就派她的一个仆人一路步行，汗流浃背地把信送过来。我得赏他一个埃居，还得管他一顿饭。当然，这也是他辛苦一场应得的报酬。如若她邀请我到她的乡间别墅去住上个十天半个月，她心里准会想：“不管怎么样，这对这个可怜的家伙来说都是一种节省；住在这儿的这段时间他就不用出伙食费了。”但是，她忘了，在此期间，我无法工作，我的房租、家庭开支、衣物费用都是必须支付的，连刮胡子的费用都比我在家刮要贵一倍。总而言之，住在她家里花的钱比在自己家里花的要多得多。尽管我只在习惯呆的那几家给仆人小费，但这却足以使我倾家荡产。我相信，我只在奥博纳的乌德托夫人家里住了四五次，花费却超过了二十五个埃居。而在五六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去的埃皮奈和舍弗莱特，我花了一百多个皮斯托尔。这些花费对于我这样性情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我自己什么事情都不会干，我不会动脑筋投机取巧，我无法忍受哪个仆人牢骚满腹、侍候我的时候闷闷不乐的嘴脸。即使在杜宾夫人家里，我已经融入她家、俨然她家一员了，我给她家的仆人帮过很多忙，但是要让他们服侍我的话，除非我给他们小费，而且是现款。最后，我不得不完全断了这些琐碎的小费开支，因为我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容许我这样大把大把地赏赐了。这样一来，我就越发鲜明地感受到，同与自己地位悬殊的富人们来往，我是多么地吃亏啊。
话说回来，如果这种生活很合我的口味的话，为了找乐子一掷千金，我还是会比较欣慰的，但是为图一时快活弄得疲惫不堪、倾家荡产，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非常强烈地感到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为了好好利用一下当时拥有的自由生活的间隙，我决定使它持续下去，决定完全不再和上层社会以及文坛人士往来，不再写书，在我的余生中，把自己关在我仿佛为此而生的、有限而又平静的生活空间里。
《致达朗贝的信》和《新爱洛伊丝》这两部作品的收入多多少少改善了一下我的经济状况。而在退隐庐的时候，我的钱几乎就快花光了。我有望得到一笔一千埃居的进账。我写完《新爱洛伊丝》之后就全力以赴写作《爱弥儿》，进展也相当顺利，我希望《爱弥儿》的收入至少会让我的总收入比一千埃居还翻一番。我已经下定决心将这笔钱作为我的一笔小小的年金，加上我抄写书稿的收入，已经足够我生活，而不用再去写作了。但我手头仍然有两部作品要完成。第一本是《政治制度论》，我衡量了一下我的写作进度，发现还需要好几年才能完成。在执行我的决定之前，我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并一直等到它完工。因此我放弃了继续写作此书的计划。可能的话，我决定把某些章节抽取出来，余下的部分就只有烧掉了。我满怀激情地推进着这项工作，其间《爱弥儿》的写作也在持续，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把《社会契约论》最后修改润色完毕了。
还剩《音乐辞典》没有写完。这纯粹是个机动性的工作，什么时候编写都可以的，我编这部辞典无非是为了赚点钱而已。我有权利放弃写这本书，也可以在闲暇时候完成它，主要是看我的收入加起来有多少，若不够我生活，那靠《音乐辞典》来赚钱就是必须的了，反之，《音乐辞典》的收入就显得多余了。说到《感性伦理学》，我也只列了一个提纲，所以就完全放弃了该书的写作。
如果我能够完全摆脱靠誊抄文稿过活的日子，我还有最后一个打算，那就是搬得离巴黎远远的。接二连三登门的访客使我的日常开销非常大，也剥夺了我用来赚钱的时间。我保留着这样一项工作以填补我孤独生活的空虚和苦闷——因为别人说，一个作家如若放下了手中的笔，就会感到很苦闷——但这绝不至于诱使我在自己生前出版任何作品。我不知道雷伊是怎么心血来潮一直以来催着我写回忆录的。因为就那时的情况看，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感兴趣的事情，但是，我感觉到，正是我谈论问题时的那种坦率直白使这些事情变得有趣了。因此我决定用一种史无前例的诚实，使这部回忆录在同类作品中显得独一无二，至少让外界有一次能够看到一个人真实的内心、真实的自我。我总是嘲笑蒙田的那种矫饰的坦率，他假装承认自己的缺点，但实际上他处心积虑地只把那些看起来温和可爱的缺点安在自己身上。而我呢，一直相信，也仍然相信，综合考虑各方面的事情，我是最好的人，而且我觉得人心不管多么纯洁，都多多少少会有些可恨的陋习。我知道，在人们眼中，我的形象已经与我的本来面目大相径庭了，有时候甚至歪曲我的形象。虽然我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将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真实性情展示出来。这样做我并没有什么损失。此外，要做到这一点，不把其他一些人的真面目展示出来的话，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这部作品直到我和其他一些相关的人死后才会出版。这更增添了我写作《忏悔录》的勇气了，因为在任何人面前，我都不会因为写作《忏悔录》而羞赧不已。因此，我决定把自己的所有闲暇都倾注到这部作品中来，还开始收集那些可以引导和帮助我回忆往事的信件和文稿。我也非常痛惜以前撕掉、烧毁或者遗失了的信件和文稿。
完全隐居的计划，是我一生所有计划中最合情合理的一个，它使我一直念念不忘。我也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就在这个时候，上天给我安排了一个与隐居完全相悖的计划，不由分说地把我抛进了一个新的骚动的漩涡。
蒙莫朗西家族的那些古老而堂皇的祖传地产被没收以后，就不再属于以此地地名为姓的这个家族了。通过亨利公爵的妹妹，这份产业传到了孔代家族的名下，孔代家族把蒙莫朗西的名字改成了昂吉安。现在这片公爵领地没有什么府第了，只有一座古旧的塔，里面保存着一些案卷，很多人都来此塔凭吊。但是在蒙莫朗西或称昂吉安，可以看到一座私宅，此宅是被称作穷人的克鲁瓦泽建造的，其壮观之气象简直可以和最顶级的府第比肩，完全可以被称作府第，人们也把它叫做府第。这座华宅雄伟的外观，它所矗立的那片平台，它周围那举世无双的美丽景色，它那名家绘就的宽敞客厅，它那由大名鼎鼎的勒·诺特尔设计的花园——所有这些都浑然一体，然而它那引人注目的庄严中透出一种朴素的味道，这无疑也使人们叹为观止。卢森堡公爵元帅那个时候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一年两次到这个以前属于他先辈的地方来，像当地普通居民一样在这里住上五六个星期。但是排场仍然很气派，豪华高雅之状并不减当年他家之奢华。我在蒙莫朗西住下来之后元帅夫妇就派一个仆人送来了他们对我的问候，并且邀请我无论什么时候高兴都可以去和他们共进晚餐。他们每一次来蒙莫朗西小住，都会一遍遍地派人送来他们对我的问候和邀请。这使我想起伯瓦藏尔夫人要我和仆人同席吃饭的事情来了。时代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依然是老样子。我不希望被打发到仆人席吃饭，但也没想过和大人物同席进餐。我宁愿他们让我做我自己，既不奉承我，也不侮辱我。我非常礼貌而又满怀敬意地回复了卢森堡夫妇的一片热情，但是我并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身体不好，生性害羞，笨嘴拙舌，只是想一下自己要和一群王公大臣相处，就使我浑身颤抖不已。我甚至没有到府第去表示感谢，尽管我知道这正是他们想要的，也知道他们渴望我前去，与其说是出于情真意切，不如说是对我充满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