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泽，妇女团除了参加战斗，还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据蓼泉乡新添大队村民李国璧回忆，他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妇女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和参谋长彭玉茹，她们是红军派来帮助地方搞政权建设的。在她们的带动下，女红军三三两两，走门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在召开的妇女大会上，动员妇女剪发，穿短袄，放小脚，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革命道理。华全双、彭玉茹还经常给学校的老师、学生上政治课。彭玉茹讲课时，鼓励学生们“男儿不学则已，学为国用，方为学之本旨”。在她们的影响下，由黄火青介绍，李国璧人了党。杜红喜、马俊林等10余名青少年参加了红军。
1月23日，西路军全部集中在倪家营子。倪家营子南面高、北面低，人们把东面称上营子，北面称下营子。这时西路军总计兵力10个团的8000余人，占据着下营子的全部和上营子的3个村庄。敌人组织了5个骑兵团、3个步兵旅和手枪团、宪兵团围困我军。
西路军占据倪家营子后，首先将主力部队三十军阵地设在西南面，九军设在西北面，在围墙上挖枪眼，构筑防御工事，在敌人进攻的主要道路上布设了鹿砦。随部队进驻倪家营子的女红军包括妇女团、宣传队、供给部、医院等单位的，有五六百人。她们担负着繁重的后勤任务，战斗紧急时，还要参战。至今，倪家营子的群众中还流传着当年女红军的英勇事迹。在红军撤离前沿阵地汪家墩时，有一个女红军战士表现特别勇敢，她一人抱着挺机关枪，一面退，一面扫射，敌人不敢近前，眼看着她往下营子总部撤去。
为了解决部队的吃水，女战士们经常要到离村子两三里外的河里去驮冰，回来化成水。一次卫生队一连二排李副排长去驮冰，路上被马匪的子弹射中左耳，人从马上摔了下来，苏醒后，坚持把冰驮回部队，因缺药医治，两天后就牺牲了。
在倪家营由于据地固守，消极防御，只靠断垣残壁与敌苦战，弹药无法补充，粮食也几乎断绝，全凭肉搏与敌格斗。坚持到2月中旬，虽击退敌人的进攻多次，毙伤敌人无数，敌前线总指挥马元海也负重伤，但西路军的兵力已减员到不足万人。
2月21日，西路军总部认为长期固守无望，决定回师东返，当晚突围。24日进至甘州以西的西洞堡、龙首堡一带，将这里的驻敌一个骑兵旅及宪兵团击溃，毙伤敌400余人。这一胜利，本可以鼓舞士气，趁机摆脱敌人，迅速东返，但陈昌浩过高地估计了这一胜利的作用，认为这是敌人崩溃的转折点，于是又决定重返倪家营子，继续西进。
2月26日，部队重返倪家营子。27日，敌人复以重兵围攻，西路军又与敌血战七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3月5日夜，西路军被迫突围，向西北转移。3月7日，在临泽以南三道柳沟遭敌包围，又是一番苦战，于11日突围出来，向南准备转入祁连山。
12日刚到梨园口，敌骑兵追踪而至，九军掩护三十军，展开激烈的抗击，夺占了梨园口西山头，与敌几经冲杀，损伤了2个团，被迫后撤，九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九军宣传部长黄思彦均壮烈牺牲。在梨园口血战中，妇女团担任掩护的40多名同志大部分牺牲，少数被俘。据当地群众回忆，寺湾一仗，女战士、童子军牺牲很多，仅寺湾一所寺院里，一次就烧死女红军几十名。妇女团二营二连连长吴国秀（四川苍溪人），就是在梨园口战斗中牺牲的。
此时，西路军只剩下3000余人，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总部决定向康隆寺转移。走了一夜，到了马场滩天已大亮，距康隆寺还有4公里，敌人的骑兵又追了上来，我军且战且退，抢占了牛毛山，才立住脚跟。总部的一些机关干部和妇女团的部分同志因走在后面，大部分被马匪的马刀砍死，少数被俘。
从牛毛山撤至康隆寺，敌人紧追不舍。部队又继续向康隆寺以南的石窝山转移，在转移中妇女团再次遭受重大伤亡，团长王泉媛被俘。团部联络员陈洮远只有14岁，她一连打死了几个敌人，终因年小力弱，被敌人抓住，挟上马带走。在马背上，她将背包里藏着的剪刀悄悄地拿出来，对抱着她的匪徒说，后面有人追来了，匪徒一回头，她立即将剪刀刺进了匪兵的喉咙，敌人滚下马来，她乘机催马逃跑，不幸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而壮烈牺牲。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余部1000多人，集中在肃南石窝山，山下敌人2个旅正虎视眈眈地准备发起新的“围歼”。情况紧急，何去何从，必须立即决定，否则将全军覆没。傍晚，在石窝石山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陈昌浩主持。会议决定保存力量，分散活动，将余部编为3个支队，分散深入祁连山打游击。左支队由三十军余部1000余人组成，李先念带队，右支队由九军余部300多人组成，由王树声带队；另一支队由总部特务团、妇女团、医院、后勤人员组成，由毕占云带队。当晚，各支队即按指定方向行动。
左支队在李先念的率领下，急行军三昼夜，摆脱了敌人，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中艰苦行军40多天，于4月底进入星星峡，与党中央派去接应的陈云同志会合，为党保存了700多名骨干力量。
右支队由王树声率领，于3月15日进至黄番寺地区，与尾随之敌马彪激战两天，直至弹尽力竭，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少部向东南突围后，分别化装回陕北。
由毕占云率领的这一支队，在石窝山时，将剩余的300余名女战士集中起来，统编为妇女团，陶万荣任团长，赵明英任副团长。这支部队，从石窝山出发，担负掩护任务，吸引了敌人的大部分兵力，遭敌重兵围追，损失惨重。西路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曾日三，地方工作部部长吴永康及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部分被俘。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妇女团特派员曾广澜、团长陶万荣等同志分别被俘，至此，妇女团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了。
狱内外坚持斗争
虽经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5个多月共歼敌3万余。但终因种种原因及战略上的失策，未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扭转失败的局面，致使西路军2万余名将士，逾万人血洒战场，英勇牺牲。许多领导同志也捐躯戈壁滩，壮烈殉难。有近万人不幸被俘。据了解，这些被俘红军中有4000多人分别被关押到张掖的韩起功处和武威的马步青处。敌人以惨无人道的手段，对被俘的红军战士施行种种残暴的酷刑。马匪将成批的被俘红军枪杀、刀砍、活埋、火烧、吊打、炮轰，其惨状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特别是活埋的酷刑，使不少同志惨死。仅张掖一县，就有东教场、王母官、牛王官、大滩等10多处活埋红军的“埋人坑”。有1500余人被强迫充当了青海的壮丁，从河西押交南京国民党政府，还有5000余人被解送到青海做苦役。据1979年民政部的统计，流落的红西路军战士，在西北各省有1000余人，甘肃有近700人，青海有210人，宁夏有105人，新疆有几十人。
被押送到青海的女红军，拘禁在青海陆军医院的有40多人，在中山医院的有数十人，马匪将被俘的原新剧团的女战士编成一个跳舞队，随后又从皮毛厂、羊毛厂做苦役的女红军中抽调一部分，将跳舞队扩编成剧团，取名新剧团，归敌第一百师管辖，又称“百师新剧团”。这些被俘女战士长期过着屈辱的生活，精神上遭受了极大的折磨。有的被马步芳赏给他的下级做妾，有的遭马步芳的军政要员污辱，凡不顺从者即遭毒打或杀害。
但是，敌人的凶残并没有使红军女战士屈服，她们想方设法同敌人展开斗争。新剧团的同志们除了利用演出的机会，巧妙地与敌斗争，还利用剧团有出入自由的条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战友、保护自己的同志。如原妇女团长陶万荣同志就是趁剧团扩编时，打人剧团掩护起来的。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同志，也是在她们的掩护下免遭敌毒手的。后因叛徒告密，暴露了身份，敌人将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3人解往南京。1937年9月，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多次同南京政府交涉，3人获释回到延安。
1935年5月，敌人将新剧团的同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押送至张掖韩起功匪部，另一部分仍留西宁。押送到张掖的红军，很快在狱中组织了临时地下党支部。王定国、刘德胜、邱均平、蔡文良同志为支部成员。同年8月，当地的民主人士高金城受兰州“八办”的委托，到张掖营救红军伤员和失散人员时，与狱中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从此，狱内外互相配合开展了营救工作，收容失散的红军去兰州找“八办”再转赴延安。有一次，地下党支部探听到张掖县监狱里关押着红军领导刘瑞龙、魏传统等8位同志，王定国就同高金城商量营救办法。高金城用米汤将情况写成密信，连夜送到兰州“八办”，由谢老转报党中央，并通过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组向马步芳交涉，终于救出刘瑞龙、魏传统等4人。孙玉清等4人因被押送青海而未能获救。8月，地下党支部研究确定王定国、徐世淑出狱，配合高金城开展营救和收容红军的工作。高金城借医院需要护士为由，同韩起功几经交涉，使王、徐二人到福音堂医院担任护士。她们有时身穿白衣在医院工作，有时以送药为由出入监狱，有时又以下乡出诊为名，到民乐、山丹、倪家营等地探听红军的消息。在她们的多方努力下，找回了失散的200余名红军战士。
9月，王定国因工作需要回到兰州“八办”。在谢觉哉、伍修权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开展营救西路军的工作。她通过做高金城夫人牟玉光的工作，了解关押红军的情况。牟玉光是兰州有名的产科医生，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太太有广泛的联系，通过她了解到哪里有关押的红军，就立即通知“八办”想法交涉，予以搭救。妇女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就是这样营救出来的。一次牟玉光告诉王定国，兰州一个收容所里有一些失散的女红军战士，王定国就以“八办”需要炊事员为由，要回了柳秀英（张秀英）、罗民秀二同志。这样又先后找到失散红军战士几十人。这些同志大多回到了延安，少数年老有病的也由组织资助回到老家。
红西路军妇女团虽同西路军一起，征战河西，血洒戈壁，而不幸失败。但是，她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的业绩，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丰碑上。
难忘的回忆
何福祥口述丁文建整理
我是湖北红安县人，生于1911年，因为家里穷，10岁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受尽了苦。那时，我们家乡一带很封建，女孩子到了12岁就不让出大门，只在家做针线。可我小小年纪就当了童养媳，种地、做饭，里里外外什么活都干。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后，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16岁的我就跟着舅舅在罗湾参加了游击队。因为年龄小，又是女娃子，我就当了通讯员，送情报，传递消息。同年底，由游击队的罗秀英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2月，游击队编人红军十二师，我在师部当看护。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中，我上前线救护伤员，左腿负伤，但我仍坚持在前线，为此荣立二等功一次。1932年7月，蒋介石集中2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十二师驻湖北的四姑墩，经过连续几天的激战，部队伤亡很大，按上级的部署，部队连夜撤离了驻地，因为时间紧张，没来得及通知医院。我们在医院紧张地救护伤员，直到第二天才知道部队已经转移。我因为年轻体壮，分了轻伤员100来人，看清了路线，便带领他们挑着12担药品和枪支弹药，急行军赶了三天三夜，终于追上了部队，师部给我记了头等功。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经陕南转移到四川北部，开辟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1933年，我调到四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是郑义斋。我先后在总供给部的工兵营、子弹厂、袜厂、被服厂工作，任排长、连长等职。1934年11月，由李开英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川陕根据地建立，使广大妇女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纷纷参加了苏维埃革命运动，加入了红军。当时加入到四方面军的女战士有8000多人。这些女兵真能吃苦，行军时一人背四杆长枪、两袋干粮。每个人背上都磨出了一层硬茧，可没有一个叫苦怕累的，也没有一人掉队当逃兵的。那时，我们一心只想着闹革命，向往着革命成功，过上幸福的日子。
1935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撤离了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路上的艰难，就像电影上反映的一样，革命意志不坚强的人，是坚持不下来的。长征到阿坝时，组织上调我到党校学习，康克清也在党校，任支部书记。当时在党校学习的有好几百人，女同志比较多。因为当时男同志主要上红军大学。我们在党校，也是一边行军一边学习。1936年10月，长征到甘肃省的会宁，我们和一、二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开始长征时，随四方面军长征的女同志8000余人，到这时也只剩下3000余人了。我们四方面军是两过雪山，三涉草地，备尝艰辛，在漫漫长征路上，饥饿寒冷，疲劳疾病夺去了多少女战士的生命。
长征结束，我也从党校毕业，组织上派我去妇女先锋团任二营营长。我去时妇女团刚成立，团长是张琴秋（有误），曾广澜是政委兼特派员，华全双是营教导员，李开芬是团部秘书。我记得还有赵应兰、张怀碧也是妇女团的干事，王泉媛是西渡黄河后担任妇女先锋团团长的。妇女团当时有8个营、9个连，约1000人，清一色的女兵。每人发有武器，按正规部队配备，妇女团归西路军总部领导。
1936年10月下旬，我们妇女团随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及总部渡过了黄河，开始了艰难的西征。刚一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马步芳、马步青率兵十数万在后紧追，沿途我们不断与马匪打仗，大大小小的战斗有数百次。一条山战斗，妇女团配合参加了。我记得有个排长负了伤不能走，晚上部队撤离时她不愿给我们增加负担，要求留下掩护。经我们再三劝说，她也不肯随队撤离。迫于形势，我们只好把她留在一家地主的围墙里，并给她留了一挺机枪。天亮后，马匪不知道我们已经撤退，从四面围了上来，她一个人抱着一挺机枪阻击敌人，一直到子弹打光，她也壮烈牺牲了，当时年仅19岁。
一条山的战斗，西路军打了胜仗，俘虏了好多敌人，组织上派妇女团给俘虏做思想宣传工作。我们告诉他们：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们到河西不是为占地盘，而是要到新疆去，打通国际路线，和苏联一起结成抗日联盟。并给他们讲了共产党的政策，后来把他们全部释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