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初，敌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又向天、芦地区大举进攻，张国焘被迫于2月中旬撤离天、芦地区。这时部队已减员至4万余，折损过半。在道孚、炉霍一带战斗中，有几个女战士负重伤掉队，被敌人搜索队追击，卫生员背着重伤员，在一个班的掩护下，一边还击，一边撤退。敌人越来越多，伤员挣扎着要留下来掩护同志们突围，可战士们决不让自己的阶级姐妹落入敌手，全体同志誓共存亡。敌人很快从三面包围上来，把战士们逼向鲜水河畔。敌人一边逼近，一边号叫“抓活的”、“缴枪投降”，十几个女战士视死如归，顽强抗击，一直退至江边，战到了弹尽力竭。等敌人快冲到面前的时候，班长把留下的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入敌群，全体女战士面无惧色，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从容地跳进了白浪滔滔的鲜水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
6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面临的任务是迅速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7月1日，召开了甘孜会议，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的坚持下，会议明确决定了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方针。7月8日，红四方面又第二次过草地北上。
当时，敌人企图部署西固一洮州、天水一兰州两道封锁线，阻止红军北上抗日。根据党中央1936年8月2日速占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县的指示，四方面军总部于8月5日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主力尚未集结之前，先期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当即组成三路纵队，从包座出发向甘南挺进。总部命令部分妇女团女战士配合一纵队先头部队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攻占腊子口。
腊子口为甘南门户，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八十八师采用了奇袭战术，以尖刀连从陡峭的崖壁上攀登上去，迂回至敌后，直捣敌指挥部，配合正面进攻部队，一举攻占腊子口。女战士在战斗中担任警卫，抢救伤员的战勤任务，主攻部队前进一步，妇女团紧紧跟上，使每个伤员都得到及时救护，轻伤员包扎后又马上投入战斗，重伤员很快转运至医院。主攻部队发起冲锋后，妇女团勇猛进击，围歼守敌，捕捉俘虏，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这次战斗，妇女团也伤亡不少。攻占腊子口，打破了敌人妄图阻止红军北进的计划，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血战河西走廊
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与青海省都是当地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兄弟二人的统治范围。马步青盘踞武威，马步芳盘踞青海和河西的张掖、酒泉。多少年来，他们实行着野蛮的、残酷的封建军阀统治。红军要渡河西征，马家兄弟必然要进行拼死抵抗。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0月25日，四方面军总部、三十军、九军、五军相继在靖远上游虎豹口渡河后组成两路军。因在长征途中几经转战的妇女团伤亡惨重，在甘肃岷县三十里铺，又重新成立了妇女团，人数约为1000人，名称为“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
渡河后的3个军，包括骑兵师、特务团、妇女先锋团等共21800余人。于11月初，分4个纵队向河西走廊进发。从渡河开始，红军就受到了马家军的拼死攻击，沿途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在一条山的战斗中，妇女团配合主力部队，缴获30匹骆驼，这为以后救护伤员、运送粮弹起了重要作用。一条山战斗后，红军分两路西进。妇女团随总部行动，去古浪土门，妇女团一、二营从古浪的后山过去了，三营却被马匪的黑马队截住，女战士同马匪拼死搏斗，但因缺乏枪支弹药，又是刚经过长征，没有得到休整，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三营担任掩护的一连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一、二营闻讯后，急忙返回增援，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打退了敌人。战斗结束后，团部为三营记了战功。11月18日红九军驻守古浪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出古浪。部队西进到武威丰乐铺，又同敌人接上了火，妇女团的战士在这次战斗中打得很顽强，虽牺牲了一个排的同志，但打退了阻敌。马步芳利用红军兵力分散的弱点，立即集中兵力于永昌地区与红军决战。敌向永昌以西水磨关迂回，企图切断红军在永昌、山丹之间的联系，被我三十军八十八、八十九师击退。接着敌又以骑五师一旅、二旅，新二军警备一、二旅和骑兵旅约5个旅的兵力，在7个民团的配合下，猛攻永昌。红三十军一部和总部直属队——骑兵师、教导团、特务团、妇女团等据城抗击，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并击落敌人飞机一架。
西路军占领永昌后，直属总部的新剧团女战士一行70余人，奉命去红九军驻地二十里堡进行慰问演出。她们急行军至二十里堡，红九军已转移，这时突然发生敌情，一批马匪尾随其后，将她们团团包围在二十里堡的土围子里。大家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凭借着土围子，从上午一直坚持到晚上，打退了优势之敌的多次进攻，敌人伤亡不少，红军的不少女战士也牺牲了。最后，敌人放火烧掉土围大门，土围子才被攻破。在这次遭遇战中，新剧团政委易云均（男），副队长汪贤臣、政治指导员廖赤健等同志壮烈牺牲。王定国、党文秀等30多人被俘后，被押送到武威。马步青将其中一部分留下，另一部分押送青海西宁。
11月21日，红军先遣部队三十军进驻山丹，守城敌人闻风而逃。随后五军、总部直属队进驻山丹城，开始政权建设和战斗部署。11月25日在山丹建立了人民政权“军民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何文魁，委员有许裱匠、吴天福、郭长富、何文广等。委员会下设民政科、财政科、粮秣科。委员会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提高群众的觉悟，发动群众以物力、人力支援西路军。在红军的宣传影响下，山丹群众积极为红军捐粮，护理红军伤病员。山丹的妇女为红军赶制衣服鞋袜，青年积极报名参加童子军、义勇军，就连吴银匠的女儿吴月英，听了女红军的宣传，也投奔了革命。
红军在山丹城搞得热火朝天，马匪急忙集结主力部队于山丹城南、城北一带，胡宗南的几个补充旅也开到凉州、永昌一带，支援“二马”，摆开与我军决战的阵势。残酷的战斗开始了，马匪军以2个团的兵力向城北猛扑过来，将山丹城的东北层层包围，敌人先以大炮疯狂轰击，接着是骑兵冲锋，步兵尾随而上。守卫在城北的红军给马匪以猛烈的回击，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为了给敌以彻底的打击，决定前后夹击与敌人肉搏。一声令下，战士们大喊一声“杀！”冲出城与敌人开展白刃战。我军另一路，从东南绕到敌人后面，前后夹攻，喊杀声、马嘶声、刀拼声交织在一起，刀光闪烁，杀声震野，红军战士越战越勇，敌人尸体横躺竖卧。厮杀了10多分钟，敌人抵抗不住，开始向北退却，并且大喊缴枪投降。我军为了争取敌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便暂时停止了进攻。狡猾的马匪，骑兵下马，步兵放枪，把武器束成捆，倒立于地。我军以真诚的态度去受降，刚到敌人放武器的地方，凶残的马匪大喊一声“杀！”手执鬼头刀，疯狂砍杀红军战士。我军毫无防备，只好一面抗击，一面向南退却。马匪紧追不放，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城内机关、妇女团、供给部、医院等勤杂人员组成救援队，冲杀出城，猖狂的马匪军被打得抱头溃退。这次战斗，我军因受敌欺骗，损失惨重，妇女团也牺牲了不少同志。据山丹城西街居民吴治国回忆，他家住有一连（约120多名）女红军，几次战斗后只回来10余人。在山丹，妇女团配合九军2个师连续坚持战斗20多天，她们和男同志一样挖战壕、送弹药，冒着敌人的枪弹，抢救伤员，为此九军部给妇女团记了战功。
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继续西进。
12月30日，先头部队红五军进占抚彝县城（今临泽县蓼泉乡），城内守敌仓皇出逃。部队短暂休息后，由五军政委黄超带四十三团留守，五军军长董振堂率四十四团、四十五团等3000余人，于次日凌晨一举攻占高台县城。高台守敌，除了一个骑兵连闻风而逃，民团1000余人全部被俘，并生擒了敌县长。进占高台后，董振堂立即组织红军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军民情绪十分高涨。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马步芳！”的各种标语。宣传队的女红军忙着发动全城妇女，组织缝纫组，为红军赶制棉衣。当时，不但要解决五军的冬衣，还要给九军、三十军准备一部分。为了征集布匹和棉花，召开了城里所有商户和富户的座谈会，宣传红军的政策，动员他们出钱、捐物支援红军，对小商店的布匹按价购买。
为了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红军在文庙广场召开斗争大会，逮捕了大恶霸王天佑、卢怀植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王兆德。董振堂在会上讲了话，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求解放，并没收了卢怀植的当铺，开仓分粮，赈济群众。与此同时，红军又帮助组织了抗日人民政府，组织了有100多户贫民参加的贫民协会。还将俘虏的1000多民团改编为红军，由当地人席斋担任司令员。
正当高台人民欢庆胜利、组织政权和武装的时候，敌马彪、马禄、韩起功等率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的2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城，切断了五军与抚彝城红军的联系，并以一部分兵力钳制倪家营的红军主力。
为了抗击敌人的进攻，董振堂动员全城军民，加强城防。大家把木箱、木柜抬到城墙上，填上土后，泼水冻结，把城墙加宽加高。把木棍、石块、碎砖烂瓦等凡是能打击敌人的东西，都集中到城墙上面。同时又组织城内所有的铁匠昼夜锻打大刀长矛，以补充弹药武器的不足。并把城内划分为若干防区，分别派兵把守。1937年元月5日，敌人开始发动进攻。马匪调集数倍于我的兵力，接连不断地向高台城发起大规模的猛烈的进攻，妄图把高台的红军全歼于此。
城西500米处有一碉堡，由四十四团一个排坚守。敌人从早到晚接连不断地向碉堡进攻。守堡战士在城内部队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的无数次冲锋，并进行多次反击，打死打伤敌人1000余人。坚守一周后，敌人纵火焚烧碉堡，守堡的战士27人，在烈火中仍坚持战斗，直到全部壮烈牺牲。
接着敌人又向守卫东关碉堡的四十五团一个连进攻。这个碉堡距城墙近，又比城墙高，可以控制全城。敌人不惜兵力，在炮火的掩护下，接连不断地猛攻，虽伤亡无数，仍进攻不止，最后，终因敌众我寡，东碉堡也失守了。
东西碉堡失守，部队守城更加困难。高台的城墙是个土围子，高不到两丈，城垛只有单人射击孔，很难组织火力，又不易隐蔽，守城红军伤亡不小，弹药严重缺乏，如果死守，只有全军覆没。在此情况下，董振堂决定组织突围。这时，接到了军政委黄超的信，大意是：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要坚守。无奈只有死守高台。元月18日，敌人把西关外民宅院落的墙全部打通，又一次大规模发起攻击，但仍被守城红军击退。
敌人兵力不断增加，红军将士多数血洒沙场。城内被敌人的炮火打得浓烟四起，城墙像锯齿一样，残破不堪。机关人员、女战士、炊事员、马佚全都上了城墙，用大刀、长矛、石块和敌人拼杀着，轻伤员用手抓、牙咬，重伤员抱着敌人滚下城墙，同归于尽。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来，守城战士浴血奋战，用最后剩下的手榴弹、石头砖块，和敌人进行殊死争夺、厮杀。正在这危急关头，收编的民团发生叛乱，打开城门，敌人趁机冲进城内，高台城沦陷。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等领导同志英勇殉难，驻守高台的3000余名红军将士，除了极少数幸免，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女战士也无一生还。个别未战死的女红军，也被马匪活活折磨死。据高台群众回忆，现在县委大院内的一颗大树上，当年曾吊死过一个女红军战士。
1月中旬，正当高台鏖战时，西路军总部直属队和五军的一部进驻临泽城。总部直属队和机关驻城内，掩护部队驻城外的几个村子。刚到临泽，得知高台被围的消息，正要去援助，却被敌人2个骑兵旅和1个步兵旅分割包围。总部是全军的总后方和补给站，有驮全军经费的辎重队，有全军唯一能造手榴弹、子弹的小兵工厂，有医院、供给部。守临泽的总指挥员是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他命总部四局科长秦基伟带领机关部队坚守城墙，并把所有人员，不分战士、干部，都同警卫连及妇女团的战士一起，统一编为班、排、连投入战斗。男同志守阵地，女同志运石头当武器，救护伤员。
1月21日，敌以5个团和1个营的兵力围攻城外的掩护部队，敌主力则向临泽城发起攻击。敌后骑兵开路，步兵紧跟，并下流地辱骂女红军战士。妇女团的指战员愤怒地要求出击，但为了保存力量，只能坚守待援。红军白天同敌苦战，夜晚加固工事，搬运砖头、石块以及能用来杀伤敌人的东西，都主要由女战士搬运到城墙上，准备白天抗击敌人。战至第三天，兵工厂缺乏原料，弹药越来越少，红军伤亡也不断增加。敌人又改变战术，分别从几个方向同时发起猛攻。红军全体睁士都投入了战斗。敌人凭借猛烈的炮火，把城墙轰开了无数豁口，用梯子和吊绳从四面往城头上爬。敌人的督战队无耻地喊叫：“弟兄们冲啊！打进城去，一人赏一个女共产当老婆。”红军女战士怒不可遏，奋不顾身地和男同志一起奔向城墙，大喊一声“掀！”敌人的几架梯子同时被推离城墙，一声巨响，折成几段，梯子上的敌人被摔得非死即伤。战士们趁机猛射，砖头石块猛砸。敌军一片混乱，只得撤下去，红军得到了片刻休息。在保卫临泽城的战斗中，妇女团的将士吃苦耐劳，冲锋在前，连续作战。二营一连副连长共产党员杨秀珍，晚上修了一晚上战壕，第二天又去放哨，刚上城墙，被敌人一弹打中，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高台失守后，预料敌人将全力对付临泽城内这支孤军。这时总部命令寻机突围。1937年1月23日夜，留下警卫连的一个排和妇女团一个班的兵力牵制敌人，大部分趁天黑从敌阵防守薄弱的地方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临泽城陷，敌人的炮火猛攻制高点——西关楼。敌人多次发动攻击，一昼夜的战斗也未攻下来。敌人无可奈何，只能用火烧楼。在熊熊的烈焰中，守楼的几名同志宁死不降，直到敌人攻上楼来，把这几个同志杀死扔出楼口。至今蓼泉街还流传着“五位女红军守卫西关楼英勇殉难”的故事。据蓼泉大队社员赵学元回忆，敌人打下西关楼，把红军杀死扔下楼口，群众掩埋尸体时，看到有女兵，而且身上脸上有被砍的刀痕。临泽一仗，妇女团伤亡较大。据张掖碱滩二队社员马玉莲（原妇女团二营一连指导员）回忆，妇女团从武威走时还有六七百人，到离开抚彝时只剩下4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