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形势在不断向前发展，反革命的“围剿”也在加剧。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给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带来很大损失。这时，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扩大红军100万。中央组织了扩红工作队，队长由王首道担任，我也参加了扩红队，并认识了王首道同志。为了广泛宣传扩红，1934年7月，在瑞金召开了一次红军家属代表大会，这次会开得非常成功，使我认识到做好妇女工作对于扩大红军的重要作用，也使我感受到，作为妇女，无论对于革命斗争，对于人类的发展，都承受着特殊的重任。
扩红工作一结束，刘英同志通知我去瑞金总卫生部检查身体，同去的15人，只有8人检查不合格。将体检合格的12人组成了妇女工作团，团长由董必武同志兼任。妇女工作团的12个姐妹，我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姓名的有吴富莲、邓六金、危秀英、钟月林、李伯钊等。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妇女工作团是随总卫生部一块行动的。开始长征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沿途调查土豪劣绅和贫苦农民的情况，保证阶级路线的贯彻执行。调查土豪劣绅的情况向政治部提供，由地方工作部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组织打土豪的行动，筹措资金，解决军需钱粮。调查贫苦农民的情况是为了找向导、找民佚。
在广西境内，红八军团打了一次遭遇战，伤亡很大，伤员剧增。我们妇女工作团的同志除了正常工作，还要做伤员的思想工作，不能随队的伤员要住到群众家里去养伤，群众有困难，伤员不愿离队，这也需要我们去做思想工作。
我们从瑞金出发，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兵力，前面堵截，后面“追剿”，一路上都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使红军改变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我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才到达遵义的，在此住了8天。在这期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抽调人员去做群众工作。地方工作部部长是罗曼，这时和我一起到地方工作部的有刘英、李坚贞、蔡畅、阿贞和由政治保卫局调来的王首道。我们的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发斗争果实。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高，我们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也得到休整。也就是在这8天中，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蔡畅、阿贞和李坚贞三人作红娘，我和王首道同志结为革命伴侣，婚礼虽然极为简单，但这是我一生中所感受到的唯一的一次爱情。8天后，大家回原单位，我也和王首道分手相别。
从遵义出发，过了金沙江，到了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县城，组织上又抽调了部分力量组成特委，去帮助地方建立政权。这时组织考虑到我和王首道的关系，又把我俩调在一起工作，他担任特委书记，我任特委团委书记。我们在一起相处了短短的一个月，但这也是我们在一起相聚最长的日子，真是聚短离长。
为了使地方政权得到巩固，特委撤走时留下了一个游击队保卫地方政权。我在九堡县追上中央纵队，仍回中央卫生部妇女工作团。
我们翻过雪山夹金山后，顺河而上，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地名已记不清）休息了5天。在这5天中，由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会上主席讲了话，要求每个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就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学习他们的语言，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不能搞地方民族主义。共产党人就是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也是注重少数民族工作的，我从工作中，对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长征是艰苦的，现在的青年人根本想不到我们当时的艰难困苦！我们每天除了收容掉队的战士，还要往返几十里去买粮。一天，我和吴富莲在买粮返回的路上，碰上了敬爱的周副主席，他看到只有我们两个女同志行动，便问我们：“小鬼，你俩去干啥？”我回答：“去打粮。”他又问：“就你们俩，没武装？”我们点了点头。他关怀地对我们说：“外出买粮不派武装人员保护是不安全的，今后要注意。”他当即写了一张便条，要我们带回去给总卫生部政委朱良才，批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大概周副总司令回到两河口把这件事告诉了王首道。事后我接到王首道的信中还谈到这件事，并要我今后注意安全。
1935年7月，我随总卫生部到了两河口，我和王首道又见面了，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聚。此时，我们总卫生部接到命令进驻两河口以西30公里的一个寨子，在那里一住就是两个月左右。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和中央纵队已经北上到松潘。我们红一方面军留在后面的一部分，被迫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当时我们怎能知道张国焘居心不良，反对党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搞分裂主义呢？我们也只能随四方面军向川、康、藏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退却。
1935年9月一10月，打下了宝兴、芦山等县后，张国焘组成西北局，自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四川省苏维埃政府，设在芦山县。我被调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由于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抗日的命令，坚持搞分裂，致使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遭受了长征路上三过雪山、两过草地的磨难。现在到想起来，那情景就一一呈现在眼前。那茫茫无边的草地，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使人辨不清东西南北。草地的气候多变，时而风烟迷雾，时而漫天大雪，时而冰雹袭来。很多战士由于饥饿寒冷而生病倒下，从此便再没有起来。而我们女同志比男同志更苦，一天涉十几道河，晚上宿营就倒在阴湿的草地上睡，许多女同志都得了严重的妇女病。我现在一身的病，都是那时落下的根，而且造成我终生不育。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当时我还天真地想，这下长征胜利了，我们要好好休整一下了。可谁知，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呢。
西，征
长征结束后，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组成西路军，奉命西征。当时，在甘肃会宁把全军经过简单体检合格的1300多名女同志组成了妇女先锋团。这些女战士和男同志一样，留短发，打绑腿，每人一杆枪、几颗手榴弹，一切都按正规化武装部队配备。我任团长，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先锋团共有3个营，9个连，第一、二营的营长记不清了，第三营营长是何福祥，还有个指导员叫王子俊，其他连干部也记不清了。
我去妇女团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就从会宁向靖远进发。出发前全团集合，我讲了话，号召大家要搞好团结，保持军容风纪，克服一切困难，准备吃苦。我讲完后，吴政委也讲了话。
走了两三天到了黄河边。过黄河时，我们坐的是羊皮筏子。过黄河后，我们妇女团一直是跟总部行动。一路上，马步青、马步芳调兵数十万围追堵截。刚进一条山，我们就和马匪交上了手。在这次战斗中，妇女团配合参战，缴获30匹骆驼，这在以后护运伤员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古浪、土门，妇女团三营被马匪骑兵阻截，三营的战士们挥舞大刀，奋力向敌军猛砍猛杀，英勇顽强，终于在战友的援助下，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敌人的重围。这次战斗我妇女团伤亡较大，三营一连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1936年11月，西路军进驻山丹，在山丹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我们妇女团去做群众工作，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政策，讲革命道理。在我们的宣传影响下，山丹妇女除了精心护理伤病员，还日夜为红军赶制衣服鞋袜。平时，我们几个团领导还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和军事课，组织战士们深入群众搞调查。哪个地主恶霸最坏，经常欺压穷人，横行乡里，引起万人愤恨的，我们就编成戏，给群众演出，以此来宣传革命，宣传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在山丹住了近一个月，马步青、马步芳主力部队将山丹城层层包围，发动了攻击。敌人用大炮轰击，掩护骑兵、步兵冲锋，红军即以机关枪、手榴弹猛烈还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妇女团、医院、供给部的人员组成支援队，冒着敌人的炮火，送弹药，挖战壕，抢救伤员，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战斗。
从山丹撤出来后，马匪在后紧紧追击，战斗频繁，1000多名女同志集中到一块影响太大，于是把妇女团解散分到各军，我带了何福祥这个营及团的干部还是跟着总部行动。
1937年1月，总部被敌人包围在临泽城内，妇女团全部参战。全体女战士站在守城第一线，有武器的用武器，没武器的就用石头、瓦片向敌人狠狠投去，打得敌人血肉横飞，连滚带爬。一天我们就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晚上，战士们又忙着加固城墙。战斗十分残酷激烈，城外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城墙上也洒满了同志们的鲜血。连续战斗了三天三夜，敌人的部队还在不断增加，攻势也越来越强。他们凭借猛烈的炮火，把城墙一次又一次轰开。数不清的敌人蜂拥而上，并无耻地狂叫着：“弟兄们，冲啊！打进城去一人赏一个共产婆。”敌人利用梯子和吊绳爬上了城头，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几个身强力壮的女战士把一截露出头的梯子掀了下去，梯子上的敌人号叫着被摔死。敌人一次次地进攻，一次次地失败，一个小女战士自豪地说：“有我们在，匪徒休想爬上来。”
但是，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再守下去，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们按总部指示寻机突围，经过奋力拼杀冲出了临泽。在这次战斗中，妇女团有400多人牺牲了。
我们从临泽突围出来，退守到倪家营子一带。这时我军在山丹、高台、临泽一带接连失利，伤亡很大。根据形势的需要，把分散到各军的妇女团战士又集中到一块，妇女团的领导还是原来的，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在倪家营子一带往返几次，敌人把水井埋了，把粮食藏起来，以此来饿死、困死我们。我们妇女团战士去河边挖冰回来化水喝，每次去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敌人就守在河对面。白天，我们上前线配合参战，抢救伤病员，送弹药、粮食；晚上，我们去挖冰，站岗放哨，担任警戒。哪里需要人，我们妇女团就上哪里。在梨园口战斗中，妇女团和九军掩护主力部队撤退进山。这次战斗异常激烈，敌人出动了数万的兵力，企图在此消灭西路军。面对数倍于我的敌军，战士们英勇抗击，与敌人拼杀，自身伤亡惨重。九军政委陈海松、二十五师政委杨朝礼等同志壮烈牺牲。妇女团的战士也大部分牺牲，有的被俘。
从1936年10月西渡黄河，进入河西走廊，到1937年3月，我们与敌人连续作战5个月，大大小小的战斗不计其数。这时，全军只有幸存者3000多人了。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总部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由于敌人实行了层层包围和大规模搜山，绝大多数同志没逃出敌人的魔掌，我们妇女团的几位领导人也相继被俘，至此，妇女先锋团的番号也不复存在了。
魔，窟
被俘后，马匪把我们押到敌旅部，这时我看到被俘的妇女团的战士有四五十人。没几天，敌人又把我们押送到凉州（今武威）监狱，那是一个旧式大院，临时改作监狱，在监狱的女战士有100多人，由马匪的特务团看管。我们住的是阴湿的房子，晚上在地上铺点麦草睡在上面，吃的是黑面野菜，过的是非人的生活。被俘的女战士遭遇是最惨的！生活上不仅受到非人折磨，人身也遭到马匪的蹂躏。1937年7月，我们被关押的100余名女同志又被敌人送到凉州的新城。马步青带了一个团的兵，要把我们抢去做老婆。我们拼命反抗，拳打脚踢牙咬，但也反抗不过，敌人是壮小伙子，三四个人拖一个女的，这样硬被敌人抢走了90多人。还剩下40余人仍住在新城，由马匪炮兵团的一个营看管。我看自己的姐妹们一个个被敌人抢走，心里很着急，就与吴富莲商量，设法使姐妹们逃走，当时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马匪把我们嫁给军官的机会，想法搞到枪，然后利用机会打死敌人逃出去。如果逃不了，自己手中有武器，把自己打死，为革命壮烈牺牲，也比这么屈辱地活着好。谁知我们的计划还没实行，由于我的勤务兵被敌人拷问，招出了我们的夺枪计划。马步青为了杀一儆百，把我强行配给工兵团团长马进昌，在反抗无用、死无出路的情况下，我向他们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吴富莲病重，我要一块带去；二是李开芬要同去；三是不受回族教规的管束。这些条件他们满口答应了。谁知我到马进昌团部后，却没看见吴富莲与李开芬，才知道受骗上当，当时我就要跳楼而死，又被他们挡住。后来我听说吴富莲因病死在医院，就要求马进昌买了一具棺材，把吴富莲同志埋葬了。虽然马进昌毒打劝说软硬兼施来逼我就范，可我至死不从，他也无可奈何，只好派人把我严加看管。
从1937年11月被送到马进昌工兵团，我就在作逃离牢笼的打算。我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我认为可以争取的人。马进昌家的煮饭丫头阿喜被我争取过来了。马进昌的军需主任姓穆，是汉族人，很同情我的遭遇，也愿意帮助我逃走，这些都为我的逃离创造了条件。机会终于等来了，1939年2月，马进昌团由永昌移到离兰州20多公里的一个县城驻防。一天他有军务要去凉州，不能带家眷随行。他走后家里只剩下他老婆和20来个卫兵。在穆主任和阿喜的帮助下，我女扮男装和王秀英（我的通讯员）一块逃了出来，时间是1939年3月19日晚。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终生难忘。夜真黑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我却已看到了一线光明就在前方。我们跑啊，走啊！走啊，跑啊！终于看到了兰州城！
流，亡
到兰州后，我们4人分手。我和王秀英去找八路军驻兰办事处，他俩各自投亲靠友。我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真不容易啊！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谁能知道我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激动。然而得到的回答却使我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我听着“八办”工作人员讲的关于对“失散流落人员一年留，二年审查，三年不收”的规定，我的心碎了，绝望了！我无法改变组织上的规定，心中长期积压的委屈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诉说。我悲怆地呼天喊地：天啊！为什么人世间的所有不幸都落到我的身上，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