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的冷遇比敌人的酷刑还能消沉人的意志。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母亲会收留她的女儿！我没有消沉，我和王秀英在兰州流浪，讨吃度日。也算奇遇吧！一天在街上遇到了当小摊贩的原妇女团战士余朝秀，她流散到兰州，因生活所迫，已在此安家。她收留了我和王秀英，同时我又见到了何秀英（妇女团战士）。但是，一个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人，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更何况一个小贩人家，又怎能供养起两个吃闲饭的人。哎，谁让我生来是个女人！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由余朝秀、何秀英这两个患难姐妹相帮，把我和一个名叫万林的司机拉扯到一块生活，这样我才算有了个落脚之地。这以后，我又随万林在陕西省的汉中住了一年。
1941年，我俩回到了万林的家乡云南。这时，云南组织了一支抗日宣传军到印度去，需要会开汽车的人。万林是司机，早年又在叶挺部队当过兵，他有抗日热忱，积极报名应征，参加了赴印抗日宣传军。并决定凡是这支队伍的家属，统一集中安排在贵州。于是我又来到了贵州，在一家卷烟厂当卷烟工维持生活。万林一走数年杳无音信，在贵州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只好给故乡写了封信，探探消息，看看亲人们是否还健在。不久，我接到了兄长的回信，说母亲年老病重，很想念我，要我马上回家。1942年7月，我独自一人，拎着几件破衣服，回到了自己出生的故乡——江西吉安。
回到家乡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家里的生活还是清贫如洗，难以维持。我也不愿再给家里增加负担，经姨母刘满珍再三劝说，1948年8月，我与泰和县禾市乡的刘高华结婚成家，这是我当时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啊！
1949年7月，吉安县解放，我马上去找区委的领导要求参加工作，我丈夫刘高华也担任了禾市乡的乡长。1951年，我参加了吉安地区妇女代表大会，会后留在地区妇联工作。我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可谁知不幸的事又在等待着我。由于我丈夫刘高华在工作中太认真而得罪了一些人，这些人便捏造罪名，诬陷刘高华杀害了红军，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把刘高华逮捕并判刑5年。我也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家属，并被停止了工作，从地区妇联遣送回乡。1961年，朱德、康克清同志重游井冈山，在吉安专门召见了我。康大姐关切地问到我的生活情况，我将丈夫受迫害的情况告诉了她，她马上让吉安地委调查，搞清事实真相，给刘高华平反。1962年我又重新参加了工作，先在乡上当妇女主任，后又办幼儿班。1962年，我被选为吉安县政协委员，1964年又选为江西省政协委员。1967年我到敬老院当院长。敬老院都是些孤寡老人，吃穿基本是自给，所以我们还得下田干活，再搞些手工副业，以保证生活的自给。我在敬老院14年（1967—1981年）期间，没拿过国家一分钱的工资。
回顾往事，我一直在反省自己，我觉得自己是对得起党的，是问心无愧的！我能留给后代的就是我自己走过的这一段曲折的人生之路，路虽然曲折坎坷，但我庆幸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辞别了老人，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是啊，人生的路，她走了71年。漫漫行程，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茫茫往事，历数着一生的悲凄艰辛。她从17岁投身革命，在炮火硝烟中，在逆境艰险中，在屈辱冷落中，她坚定地走过来了。但是，它是一条多么不平坦的路啊！它是一位红军老战士孜孜追求的路，是给后人留下无穷追忆、无穷思索的路。
一支红色的妇女武装部队
——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张掖地区妇联
在我国红军史上，有一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艰苦、事迹最悲壮的妇女武装部队，这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妇女独立团的前身叫妇女独立营，它于1933年3月下旬在四川通江县成立，全称为“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直属妇女独立营”。同年秋，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妇女营化整为零，分到各军被服厂、医院等处。1934年3月，在旺苍坝（长赤县）将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1935年2月间，妇女独立团又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2个团，近2000人，为全盛时期。1936年10月，西渡黄河后，又缩编为妇女先锋团。这支部队在保卫川陕苏区的斗争中，积极参军参战，流血流汗；在长征中，三过草地，两越雪山，历尽千难万险，在西征中，浴血奋战，可歌可泣，谱写下悲壮的诗篇。她们的英雄事迹千古不朽，流芳百世。
在川陕苏区
旧中国的川陕边区，土地贫瘠，连年灾荒。加之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地租沉重，苛税繁多，民不聊生。再加男人吸食鸦片，沉重的生活和劳动担子压在妇女肩上。非人的生活，使得川陕妇女有着强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愿望。红军的到来，使广大妇女蕴藏着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越巴山进入川北，一个多月的时间，相继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广大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之，各种地方组织、游击队，少年模范连等相继成立。广大妇女在红军的宣传动员、组织下，也建立起了自己的武装。如在长赤建立了一个妇女独立营，约250人。万源、营山也建有妇女独立营。这都是不脱产、半军事性的地方武装，任务是抬担架、搞运输，配合红军的战斗行动。
1933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收紧阵地，准备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为加强后方防卫和利于主力集中，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100余人、妇女积极分子200余人，在通江县组成“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直属妇女独立营”，辖3个连，每连100余人。营长陶万荣，营教导员曾广澜，军事教员秦基伟（男）。这支正规的妇女武装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政治、军事训练，并担负警卫、剿匪、通讯、运输等任务，同时做群众工作。
妇女营虽都是女兵，但打起仗来非常勇猛，至今，在当地还流传着她们同敌人战斗的故事：
那是1933年5月中旬，四川军阀田颂尧对我军发动了“三路围攻”，我军集中主力准备反攻。妇女独立营日夜赶运粮食。一天晚上，部队运粮经过通江的鹰龙山，正在休息，突然发现一股敌人黑压压地正向山上爬来。营长陶万荣命令各连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做好战斗准备。
来敌是田颂尧左纵队一个团的大部，因天黑迷了路，没料到进入了妇女营的伏击圈。川军大多是“双枪将”，这帮家伙走了大半夜，又累又困，再加上烟瘾发作，一个个已是踉踉跄跄。他们爬到半山的一块草坪上，一个当官的喊了一声“原地休息”，匪徒们劈里啪啦地把枪往地上一扔，迫不及待地掏出了烟枪，过上了烟瘾。面对这伙吞云吐雾的匪徒，陶万荣营长抓住战机，命令二连从东，三连从西，她带一连从正面悄悄地向敌人接近。不多时，一排长陈秀芝、班长何文秀两人摸到敌人哨兵跟前，只见她俩一纵身，把敌哨兵绊倒，迅速堵住敌兵的嘴巴，俘虏了他。当各连相继接近敌人时，营长一声枪响。全营战士一起出击，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那些“双枪将”们顿时吓得惊慌失措，跪倒在地，有的举着烟枪，有的高举双手，乖乖地投降了红军。陶营长立即命令一连迅速控制山口要路，防备可能出现援敌，二连押解俘虏，三连打扫战场，收缴枪支。这次战斗干净利落，除了几个狡猾的敌人趁着天黑漏网，其余近一个团的敌兵全部被俘，妇女独立营则未损一兵一卒。这次战斗，受到四方面军总部的嘉奖。成都《蜀笔通讯》于1933年5月25日刊登了这条新闻，《中国论坛》1933年第二卷第九期转载了这条消息。从此，“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枪”的新闻传遍全川。
1933年6月中旬，红军胜利地纷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歼敌2万余。7月中旬，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再次纠集四川各路军阀20余万人，于10月上旬对川陕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
为了配合军事上的“围剿”，敌人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当时，根据地军民吃盐很困难，战士们的身体很虚弱。这年冬天，我军在川陕交界清江渡弄到一点盐巴。清江渡是个小集镇，位于根据地和敌占区交界的地方。四方面军总部将背盐的任务交给妇女营，决定派一连二排承担。次日拂晓，19岁的二排长廖其华带领全排整装出发。每人除了武器，还背了个背篓，跋山涉水，于傍晚赶到清江渡。第二天一早背上盐巴又往回赶。她们之中年龄大的、身体壮的背五六十斤，年纪小身体弱的也要背四五十斤。一路上大家迅速赶路，到了马家坪附近，这里左边是悬崖，下面万丈深渊，右边高山耸立，山中间有一块宽10余米，长约1公里多的“小平原”。女战士正行进问，尖兵突然发出“有情况”的信号，大家迅速隐蔽。只见从前面树丛中窜出几个荷枪实弹的土匪，一个个张牙舞爪，想夺盐巴。为了保护盐巴，廖其华决定避免和敌人硬拼。她冷静地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果断地命令战士们放下背篓，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准备歼灭这伙匪徒。
匪徒们看到是一伙女娃娃兵，以为好欺，大胆地往山上边爬边喊：“共产婆，把盐巴给老子留下，投降吧。”廖其华高声答道：“盐巴有，得用脑壳子来换！”
匪徒们气坏了，猫着腰，一股劲地往上爬，距女战士隐蔽的地方只剩下20多米的时候，廖排长一声令下“打！”战士们一阵排子枪，接着又摔出几颗土造手榴弹，打得匪徒们死的死，伤的伤，逃命的逃命，滚下山去了。匪徒们不甘罢休，不一会儿，又分成两股往上冲，廖其华看到这种情况后，立即命令一班对付左边一股，二班对付右边一股，她带着三班偷偷地绕到右边一股匪徒的背后。狂妄的匪徒以为两路夹攻可以消灭这些女娃娃兵。没想到反被女红军前后夹攻，右边的敌兵遭到突然夹攻，死的死，伤的伤，急忙撤退，左边的敌兵也不战自溃。在闻讯赶来的友邻部队的帮助下，这伙土匪不得不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
1934年初，由于反“围剿”斗争的需要，总部决定将妇女独立营暂时化整为零，分到各军医院、被服厂。营长陶万荣调到川陕省委妇女部工作。政委曾广澜到巴中任市委书记兼妇女干部学校名誉校长。
1934年12月11日，川陕省委召开了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根据会议的决议精神，在长赤县将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辖3个营，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这支扩编后的妇女武装，立即承担了地方戒严、搜山、运输粮食弹药、转送伤员等艰苦繁重的战勤任务。
这时，“剿匪”总司令刘湘发起了对红军的第二次总攻。西线敌人第一路进攻旺苍坝。旺苍坝是红军的物资补给站，女战士们在旺苍坝一线配合主力红军修筑工事，救护伤员，抗击敌人达两月之久。由于运输工具少，运送粮食、弹药，全靠人肩挑、背驮。女战士们常常背着几十斤或上百斤的军需品，跋山涉水，送上前线。在主力红军撤离旺苍坝的前两天，女战士们把储存的大批武器、弹药、棉衣、粮食、盐巴等物资，连夜运往后方，使大批军用物资不致落入敌手。保证了前方供应，也充分表现了女战士吃苦耐劳、连续作战的精神。
长征途中
1934年9月，川陕苏区军民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伟大胜利，歼敌8万余。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又着手部署“川陕会剿”。1935年3月底，红军强渡嘉陵江向敌纵深发展，打乱了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形势极有利于坚持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但张国焘认为中央红军西进后，蒋军主力会压向红四方面军，与其被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决定由东向西逐渐“收摊子”，将所有游击队、赤卫队等地方武装集中起来，编为4个师。在这种形式下，在原来的妇女独立团的基础上，把从边沿区撤到中心区来的妇女工作人员扩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师”，简称“妇女师”，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有近2000人，辖2个团。第一团为总部机动团，战斗力较强。张琴秋任妇女师师长兼第一团团长。二团团长曾广澜，副团长刘伯信，团党委书记赵春富。
妇女师成立不久，张国焘借口渡江战争需要率后方机关和地方武装全都撤离川陕根据地。渡江后，总部命令妇女师一团随中纵队红三十军、九军一部配合进击，于1935年8月31日攻占剑阁城。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立即向东北疾进，协同红三十一军攻打剑门关。妇女一团随八十九师驻守剑阁，阻敌援兵，击溃了田颂尧一个旅的攻击，缴获不少，更新了妇女团的装备，加强了战斗力。休整时，每人发给一支汉阳造带三棱刺刀的三尺半小马枪，还补充了子弹和手榴弹。
1935年5月初红军主力从敌人守备薄弱的松潘、茂汶地区横渡岷江西进。除了三十、三十一军固守茂汶阻击敌人，其余部队相继转至松潘、杂谷脑（今理县）一带。
杂谷脑是汉藏杂居地区。妇女团到达后，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尊重藏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特别注意对劳苦群众进行阶级教育，深得贫苦群众的拥护。群众不断向红军反映情况，控诉反动派的罪行。在离镇郊数里外山上有座喇嘛寺，被反动派霸占作为“衙门”，汉藏群众都要按时送粮、缴税、出乌拉（苦劳役）。去送粮缴税的群众，在离寺4公里外就得下跪膝行。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背上背着盐和粮食，跪着爬行，年老体弱者常累死在途中，不如牛马，群众纷纷要求红军为民除害。
妇女团团部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得知，喇嘛寺内的匪徒与刘湘军阀相勾结，企图阻止红军前进。妇女团请战歼敌，经上级批准后，根据敌情和喇嘛寺地形，决定采取夹攻战术，围而歼之。当晚，战士们开始了坑道作业，一条条堑壕伸向喇嘛寺。第二天，指战员们从堑壕隐蔽前进，就近观察敌人动向和选择突破口。只见寺门紧闭，悄无声息。显然，敌人企图凭险据守，等待援敌。
傍晚，天下起雨来。妇女团隐蔽在路旁山坡上打援。正面两路由战壕运动至前方发起佯攻。敌人稀稀疏疏地从围墙枪眼还击。半夜，敌人突然从大门强行突围，妇女团火力远近配合，机枪扫射，手榴弹猛炸，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突围。时间不长，敌人再次猛攻。这时喇嘛寺后山上的树林里，发出三响信号弹，女战士们居高临下，压向敌人。正面的两路也立即发起猛攻，敌人顿时乱成一团，缩回寺内，紧闭大门不敢还击。三路女战士把寺庙团团围住，直到第三天晚上，敌人久盼援兵不到，便放火烧了仓库，趁乱突围。女战士趁机撞开大门冲了进去，一部分抓俘虏，一部分灭火，大获全胜。
这次胜利缴获颇多。女战士们把从火里抢出来的粮食、盐巴、布匹分给穷苦老百姓。被俘的藏兵，大都是穷苦人，对他们宣传政策后，也分给一份粮食和盐。他们表示以后再也不给反动头人卖命了，感激红军的宽大，少数藏兵还参加了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妇女团又一次受到总部的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