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身修行
【原典】
字谕纪泽儿：
二月初九日王则智等到营，接澄叔及尔母腊月二十耳日之信并甜酒、饼粑等物。十二日接尔正月二十一日之禀，十三日接澄叔正月十四日之信，俱悉一切。
富埃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淸，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缉叔一千伞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遽还。
尔于经营外事颇有才而精细，何不禀商尔母暨澄叔，将家中每年用度必不可少者逐条开出，计一岁除田谷所入外，尚少若干，寄营余核定后以便按年附回。袁薇生人泮，此间拟以三百金贺之，以明余屏绝榆生，恶其人非疏其家也。余定于十六日自徐起行回金陵。近又有御史参我不肯接印，将来恐竟不能不做官。或如澄叔之言，一切遵旨而行亦好。兹将折稿附回。曾文煜到金陵住两三月，仍当令其回家。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买耳。
沅叔屡奉寄谕严加诘责。劾官之事中外多不谓然。湖北绅士公呈请留官相，幸谭抄呈人奏时朝廷未经宣布。沅叔近日心绪极不佳，而捻匪久揉那境不出，尤可闷也。此信呈澄叔阅，不另致。
涤生手草二月十三日
【点击】
俗语说临慢不苟，无欲則刚。无论官多高，功多大，沾上贪污就前功尽弃了，官做得好不好，只要看他有钱没钱就能知道。曾国藩视“廉”字为人生根本，一生为事，坚守“不要钱，不怕死，原則驰騁官场。
【综述】
曾国藩治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求一个“矩”字，即法度。曾国藩做事讲究“廉矩”二字，即不贪财富，不犯法度。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长处，在于立志去做的事，就一定能努力做到。既然发誓不发财，就恪守之。他一生以勤俭守，不仅教育诸弟、子女，且身体力行。曾国藩虽官至总督，每日吃饭十分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时略有增加。赵烈文在日记中曾记载了他与曾国藩关于食谱的一段对话：、
材官持一纸示师（曾国藩），师颌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说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佘称佩佑德，因曰：“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兴酒方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街门。”师筠：“君他日撰吾塞铭，皆作料也。”相笑而罢。
曾国藩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二十岁时，曾国藩曾制一件缎马褂，只是在春节及喜庆日时穿上，珍藏三十年，不曾另行制备。
曾国藩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二百两白银，遂成定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二百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说：
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余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令其将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人而不勤，則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悻，愧蜂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自己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廉矩”、“喜闻浄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早。他常说：
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外吾近有二事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也大有裨益。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廉矩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他是说到做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有间断，便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即使带兵打仗，也时时注意自律。他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偈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則江河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之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唯一途径，是严以律己。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指挥将士，激励士气。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完全是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之职时，对于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曰渐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之。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曰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竞无剪除改徙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今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酎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步。
曾国藩一生讲求廉矩，在僚属与兄弟问，无时不以“做一个廉矩好官”相告相勉。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于“明察”。
曾国荃曾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
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诛的贤弟。我近来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诛而深深忧虑。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的人，谁不敗在自以为是上！谁不敗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上！
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更有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虽不一定自己想这样，但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别人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曾国藩听说后深感愧悔，他说：
现在百姓都吃革根，官贸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慚愧得无地自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指气使，翻手为云，獲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髙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谨慎异常。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蕙、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奠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问，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否则，不仅会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会使他蒙受羞辱，同时会让地方长官难堪，被人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成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懍。他在给曾国基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順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盔之时预先设想到表落之时，在蠱时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預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則。这是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亊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査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藉。如査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査访他。但须机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賜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初九日曾上一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漶斥。故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漱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則诰封三代，儿子則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直上圣德之美，出于天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則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測之威，业将得失祸福里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賜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困报，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曾国藩主张政治家应当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亦希望教育家能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使之廉洁向上的责任。其《劝学篇》中曾说：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則数辈皆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数草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諸，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警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乎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面出，泉涌而云兴。
他对于任官、择人，尤其注重操守。他说：
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兼以他长，斯为可责。无其盾則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以此四者以衡人，則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
他的“劝诫州县四条”，有两条是倡廉的。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人，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一曰崇儉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自占仕途多变动，所以曾国藩以为身在官场的纷繁中，要有时刻讲求廉矩，淡化利欲之心的心理。利欲之心人固有之，甚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这当然是正常的，问題要能进行自控，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到了接近极限的时候，要能把握得准，跳得出这个圈子，不为利欲之争而舍弃了一切。
怎么才能使自己的欲望趋淡呢？“仕途虽纷华，要常思泉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他常以世事世物自喻自说来贯通得失，比如，看到天际的彩云绚丽万状，可是一旦阳光淡去，满天的绯红嫣紫，瞬时成了几抹淡云，古人就会得出结论，道“常疑好事皆虚事”。看到深山中参天的古木不遭斧砍，葱郁蓬勃，究其原因是它们不为世人所知所赏，自是悠闲岁月，福泽年长，“方信人是福人”。中国古代自汉魏以降，高官名宦，无不以通禅味解禅心为风雅，是为了在失势时自我平衡，自我解脱。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知足常乐”。佛教的理想是“少欲知足”。孟子有一句话叫“养心莫善于寡欲”，是说希望心能够正，欲望越少越好。他还说：“其为人也寡欲，虽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少则仁心存，欲多则仁心亡，说明了欲与仁之间的关系。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自我实现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髙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在曾国藩的用人方略中，他是按照“做”、“省”、“学”、“禁”四字来实行的，因此极有章法条理。
先让我们看曾国藩的一段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