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則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俄殍，則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乐，尚何奢望哉？尚敢晷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則可挽回矣。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命，减免税賦。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在京都四年，景况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助。从四川回来，将得到的俸银千元寄回家中，并且拿出一部分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首有二故：一則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篥保泰之道；旧債尽清，則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則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則他日不知何如？自孙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祖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己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則意中所欲请赠之人，正不保何若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蹭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置，有内圣外王之业，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 ’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則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敗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可见他只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引願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官员。保即为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禽兽食人，人将相食”。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兽性高张，道德沦丧，礼法荡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责满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
予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责功名，皆有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
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敕故之意，即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则，即取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曰“做之君，做之师”；又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做君做师，即精神领袖和事业领袖合一，以亊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们发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捻军和太平天国军队的。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与官5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他所受的懦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髙度的发展。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盂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优其优。”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身以孟子为师，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
有什么样的君主，便有什么样的臣民。君主廉矩，臣民便廉矩；君主仁义，臣民便仁义；君主好巧，臣民便好巧；君主愚昧，臣民便愚昧。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上上下下都喜欢紫色衣服，结果导致齐国紫色衣料价格猛涨。世风如此。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所以，曾国藩特别注意对属下官吏的使用，要求官吏廉矩，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是戒骄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官阶日益进，心优日益深。”清代学者纪昀的这句话曾国藩大概体会得尤其独特，在别人或许会觉得虚伪，在曾国藩却字字是泪！
曾国藩说他“无处不忧心，无日不惧祸”，“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聃生”，他一定体会到了曹操写作“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时的心境，不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处在乱世，身居高位，掌握着广大军民的生杀大权，几乎是人生的一大不幸。
一般人羡慕总督、巡抚的荣耀，不外乎宫室、衣服、富裕和尊贵，而曾国藩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所穿的衣服比起当年在京城时还要节俭得多。不是他不能住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而实在是他不敢、不愿、不忍啊！他说：
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常做噩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曰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情，一則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則是想到从高祖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泽。
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
曾国藩觉得自己才识浅薄，却久居高位，为了避免大灾大难，所以他才兢兢栗栗，不图安逸，不图丰豫，崇尚勤俭，讲求廉矩。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载福之道。这是人人都可以做，但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
心得
用手治，可以治人身；用心治，可以治人魂；用脑治，可以治人力。
统现金厨
【原典】
沅、季两弟左右：
专差致，接两弟书。沅于二十五早大战之后，尚能写二十二页之多，可谓强矫矣，所言俱能切中事理。
凡善将兵者，日日申诫将领，训练士卒。遇有战阵小挫，则于其将领责之戒之，甚者或杀之，或且泣且教，终日絮聒不休，正所以爱其部曲，保其本营之门面声名也。不善将兵者，不责本营之将弁，而妒他军之胜己，不求部下之自强，而但恭维上司，应酬朋辈，以要求名誉，则计更左矣。余对两弟絮聒不休，亦犹对将领且责且戒，且泣且教也。良田美宅，来人指摘，弟当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实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实不小，而犹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责，谋田庐以贻子孙，岂非过计哉？
二十五日又获大胜，以后应可站稳脚跟。然计贼之伎俩，必再来前后猛扑一次，尚宜稳慎待之。
七月初一日
【点击】
得人心者得天下，此为古今不易之公理。治人并非一项简单的智力活动，必须要强化自身的能力，才能培养更多的治人招术。唯有在恰当且最关键的时候，治住对手，握其命脉，才能真正达到“心”顺的境界。
【综述】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大道有三恶。三恶（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骄傲自满，忌讳有贰心于人。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四知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让别人也能显贵。”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通达，四通八达没有阻碍，无论是周围的还是远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里都归服你。《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四方的人没有不想归服的）《礼记》说：“推广它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适合。”这就是达。我打算全凭自己办自己的事，就不能让他人没法立事；我能够四处无阻，不能让别人一步都走不开。这就是使人自立，俾人显达的原则。孔子所说的，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能强迫别人去做。孟子所说：“取人之长，教人向善。”这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知道并理解了这层，就能有广博的见识，宏大的度量，否则便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了。因此，我在那三方面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知仁”的原则。
曾国藩还将“三字诀”作为为人的一些具体要素加以实施。他曾说：最近几日的失误，由于心弦张得太紧，没有舒展柔和的意思。以后做人，
应当以一个“松”字为诀窍。这夜，睡得非常舒服，约略体会到“松”这个字的意味。连日来，我每每想修身之道，能在十个“三”字上用功，还不失晚年进境。十个“三”字是：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三忌、三薄、三知、三乐、三寡。这十个“三”，我在京师的时候，曾经以匾额的形式挂在室内。在江南，曾刻成印章。三忌，即天道忌讳巧，天道忌讳盈，天道忌讳贰。三薄，指幸灾乐祸，一薄德；违逆命运而测推疑妒，二薄徳；妄下议断，强化皂白，三薄德。三知，指的是《论语》末章所说的“知命、知礼、知言”。三乐，也就是读书声一出如金石之音，一乐；宏奖人才，引导人天天向上，二乐；辛勤劳动后的憩息，是三乐。三寡，指的是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用这十个“三”字时时反省体察，难道不是初虽有失，而终得成功吗？
总之，曾国藩是为人处世的高手，善于反省体察，闯过了一道道人生险阻！
曾国藩虽然自己主张不“贪”不“欲”，但他纵观天下，发现“勇于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这一点在他重回两江总督任上，欲励精图治的时候感触更深。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以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先抓上两件大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肃靖地方秩序。这两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么也别想做好。然而，由于湘军自身的遗留问题，却捆住了他的手脚，使这两件大事都宣告搁浅。
吏治敗坏是封建社会末期无法医治的弊端。尤其淸朝末期，可以说无官不贪，官场黑幕重重，腐蚀着整个国家机构，使它一天天腐烂，走向最后的衰亡。曾国藩创办湘军的过程，客居湖湘各省，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开始时他强调选用官员的标准是‘‘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是他亲自选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几乎没有几个是这样的人。何况，湘军将领之多，保举做官之泛，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更何况，即使做官之前确实条件较好，但放到清朝那个腐败的政治体制之下，不久也就同流合污，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当时只是一句空话，或者说微乎其微。所以，连他自己也只能承认，“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若果不为名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现在，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这些官吏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后，湘军将领哪个不大掠大抢，由此闹得全国尽人皆知。所以，真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当时他所处的地位那么险恶，自已刚刚从前线敗回两江，从官文等满贵的明枪暗箭丛中钻了出来，哪缉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的手术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问题的严重，非整顿不可，但却无法下手，也不敢下手。他向赵烈文问计，赵回答他：要搞吏治，必须先从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开刀。丁日昌原为江西万安知县，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人幕府，为一厘局文员。同治元年（1862年）随李鸿章到上海，被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太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知道我的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裁治他的手下呢！”就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连最明显的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看来，曾国藩对如何解决有大贪欲又“勇于事者”所造成的吏治腐败现象也深感为难。他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官员而不敢行动，这使他非常苦恼。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检讨自己说，连自己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是“负国负民”呀。
